母亲的名字，竟与那几乎年年上春晚挺俗的笑星相同，叫我们啼笑皆非。写出母亲的名字，是因为她应该与那套含有她不少心血、曾让数百万学子受益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样，在人们记忆中长留。
母亲离开我们已整十年了。她的一生中有很多精彩可写可书，可我的拙笔写不出那精彩，只能记上几件事。
宽松的子女教育
和周围熟悉的同代人相比，我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母亲）给予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挺高明的。就结果来看，父母给我们的教育也属较成功的。五个子女中四人有上山下乡经历。文革逆境中无一人消沉。恢复高考后，学成的有两硕士和两博士。三人留学美国。后有一人成为公司在中国地区的财务总监，三人成了教授或副教授。父母的引导和关爱，家里宽松民主的环境和奋发努力向上的气氛，成了我们的力量源泉，激励着我们向前。
多年从事教育和学生活动的母亲一向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比较高明的例子有：
家里孩子不以哥姐弟妹相称，而是连名带姓地直呼其名（都是单名）。这似乎有助于培养我们的独立性。
从来不打骂孩子。坚持讲道理且有理不在声高。最严重的责罚就是面壁思过了。
一旦识上百来个字，就要求我们写周记（可夹带拼音），一小段也行。并给讲评和鼓励交换着看。
家中书籍很多。孩子们每人可定一份杂志或报纸：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人民文学，少先报，青年报，电影画报等等。父母还订了世界文学，旅行家等等。
下面这点是我未从其他家庭听说过的。文革前，自我上幼儿园大班起，家里就开始了周日家庭民主生活会，由仨姐们轮流作记录。父亲虽工作忙，但也尽可能参加。会上讲评孩子各人一周来的表现，可摆功邀赏（多得几颗糖什么的），可批评检讨申诉解决争议，也可向爹妈提意见。会后全家出游或大扫除或打上几副牌。当年有时会因心怀鬼胎（犯了什么错误）而不想参加这会，如今回想起来就只有温馨的感觉了。
举个向爹妈提意见的例子吧。那时候的暑期间，若不去外公那里的话，就很漫长无聊。完成每日作业后，我们五人（有时还有堂表兄姐加入）常用排练节目当游戏来打发时间。将被单裹身上成戏装，学唱越剧沪剧，或将课本和少年文艺中有趣的故事，编成短剧来演。母亲开始对我们学唱戏不赞成，觉得有点封资修的味道。经姐姐们在家庭民主生活会上力争，说那也属于祖国文化和百花齐放。母亲认可了姐姐们的说法，还允许我们在向父母作汇报演出的那周，免写周记。
子女择校
母亲特别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坚持要我们就近上普通小学，而不去干部子弟集中、条件好一些的学校。我那届同龄孩子特别多，一年级入学时附近公立小学爆满，进了匆忙加办的民办小学（可不是如今意义上的私立学校），父母也不着急。母亲的观点是小学不怎么要紧，平时能注意抓紧语文和算术，课外多读各种书就行。这观点在我们后来为自己孩子择校中也起了作用。可到了孩子们先后报考中学时，母亲就十分重视了。
大姐和三姐都如愿考进了母亲看好的离家较近的市重点中学。比较有趣的，是二姐上了外院附中。63年外院附中建立，二姐她们是首届。好像是由全市各小学推荐总共800名相貌端正、品学皆优的学生，参加考试后从中录取120人。那时已开始讲出身，各小学推荐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二姐的班主任老师来我们家告知，二姐已被学校推荐参加考试，是当作喜讯来报的。可我母亲对这等好事不以为然。一是母亲不愿意让我们上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觉得会助长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二是母亲特别强调女孩子的独立自强，觉得以外语为专业，日后跟在什么首长后面当翻译没意思。
经过那老师光荣啊重要啊一番话的说服，母亲才答应考虑。那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和母亲有着曾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过一段时间的交情。母亲向校长打听后，才知那学校是国家下力气要办好的，数理化文史各科的师资力量都很强。于是在二姐通过了考试后，便同意了二姐入读。
去校前学校来通知说二姐被分在法语班。因外公曾担任多年英语教学，母亲自己的英语也很强，母亲当然清楚，若真要以外语为专业，英语肯定比法语的用途宽广。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还是去找校长打听将女儿换到英语班的可能性。说来也巧，正好分在英语班的学生里，有一人不知何原因要求换到法语班，校长便顺水推舟，将两人作了对换。母亲一生中极少利用关系网，仅有的两三次都是为了子女。这是头一回。二姐至今十分感激母亲当时的英明举措。
母亲的婚姻观
母亲早年生性耿直，敢说敢做敢当。小时候不顾当地有女孩子不能上屋顶的忌讳，带着弟弟妹妹爬房顶。青年时有着组织领导罢课、罢工、游行的英姿，也有不顾外祖母反对，嫁给穷小子父亲的毅然。
因爷爷早逝，父亲家中原有可带来出租收入的房屋，在日寇轰炸中被毁，从此家境贫寒。父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后考进那在当时被视为铜饭碗的某局，挑起了养家重担。抗战初期加入地下党，从事抗日工运。父亲爱好较广，喜欢集邮、音乐、文学，藏书，还有一手好字。且由于嗜书好学而显得知识广博，并有较好的文学功底。
母亲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农户。在上海读大学时，因与父亲是远房亲戚而相识。虽说家境和学历都优于父亲，可母亲被父亲的英俊和学识所吸引，交谈中共同语言甚丰。当年地下党员（尤其是女党员）若要成亲，是要由组织上调查对方根底，经过组织批准的。母亲从父亲喜欢鲁迅的文章，参加过鲁迅的葬礼而判断他很可能是革命同道。当这点经组织证实后，母亲那时的喜悦和对自己眼力准确的得意可想而知。外祖母说：你图他什么？他家除了兄弟多，什么也没有。母亲回答：图什么？当然是图他这个人，一个志同道合可以相伴终生的人！
母亲这种重人不重学历、不重家庭贫富背景的恋爱婚姻观，对我们子女后来的择偶很有影响。我们五人里没有一人嫁娶什么高干子女的。
母亲的软弱与坚强
文革期间，原上海地下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被揪斗关押之苦。原上海地下党的几位市委书记们，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谓叛徒问题。被“疑似叛徒们”领导的上海地下党自然就成了“赤膊”党组织。地下党员们在文革前几乎都已在大小领导岗位上，且因其中知识分子居多，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线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于是差不多人人都逃躲不了被关押、被揪查一番叛徒问题和走资派问题。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一个毛皇帝生日的夜晚。白天我还傻乎乎乐呵呵地组织参加了学校的庆祝活动，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
母亲原在自己单位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缘很好，67年中还曾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但受父亲牵连，在父亲被关押后，母亲被清除出革委会重新受审查。母亲有过软弱的时候。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见过母亲流泪，是在她被宣布清除出革委会，家里存款冻结，只发生活费的那天。母亲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情况时，说出了上不能对老人尽孝、下不能保护子女的痛苦和担忧。全家抱头大哭一场的情景叫人刻骨铭心。
几天后母亲又坚强起来，了解到了父亲有先见之明，曾在大姑母那里留过不大的一笔钱。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钱作为贴补，衣食不会有忧。外祖父有点退休工资，且有将以前母亲每月寄给的钱积蓄起来的习惯。居住乡村生活费用又低，和外祖母俩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大困难。母亲心头的忧虑稍解。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姐姐们交过底。要我们相信父母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父亲被关押，我们虽觉得难过，但感觉还不很强烈。到母亲也遭“隔离审查”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下来了。母亲在被关押期间，斗室之内来回走步坚持锻炼。一年多后撤去关押时，别人都因体弱走不动要家人来扶接，母亲拿着铺盖自行回了家。当晚还给已去插队和去农场的三个姐姐一一写长信至深夜。那天晚上，我因母亲回家而欣喜，难以入睡。母亲那深夜身遮灯光伏案写信的背影，就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间。
母亲的愚忠与得意
这里要写到家里的一个隐痛。那就是，父亲之所以会被关押四年多之久，竟然与母亲的“揭发”有关！一个多月前读到庞静的“一时糊涂”一作时，心被一刺。那样的一时糊涂我母亲也犯过。
那是在母亲被关押期间，仨姐先后下乡。二姐三姐去的是农场，有工资可糊口。出发前的置装比较简单。可到了大姐下乡，只能去东北插队。购买箱子和厚衣物的费用，难以从当时给的微薄生活费中挤出。大姐去找了母亲单位，要求允许从被冻结的父母存款中取出一部分钱。母亲单位的造反派算是开恩，让母女见上了一面。母亲看到大女儿这一去，家中只有一双体弱多病的小儿女。心中着急，急于想脱身回家。可又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来让造反派觉得挖到了什么，从而欢呼审查成功，放母亲一马。
情急之下，母亲交代了曾和父亲一起，议论过江青。觉得江是在借文革，报复当初限制她揽权的一批领导人。正在进行的文革中对当年上海地下党人员的一网打尽、一律打倒，也可能与三十年代蓝苹在上海名声不佳有关。而老毛纵狗咬人，是否只是为了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的失误和由此大权旁落的失意？当然那时用词不敢这么尖锐，但意思就是那样。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其实当时这些问题已困扰她许久，“交代”了也是一吐为快，宣泄了心头郁结。另外就还是母亲的愚忠，以为一个党员向组织上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算不上什么大罪。可没想到那些造反派如获至宝，一顶“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迎头盖上。母亲因是自己的交代，倒也没有被加重多少批斗，带了这帽后不久，就被放回家了。达到了母亲原来的目的。至于后来父母都被降了多级，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而父母档案中有恶攻毛司令部的帽子，使二姐外院毕业后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老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我想加入个什么，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这些都让母亲后来内疚和追悔莫及。
最苦了的是父亲。当父亲听到市委机关造反派声色俱厉地斥出这由母亲单位传来的“揭发”时，犹如五雷轰顶！父亲并不清楚家中的变化，不知母亲所受到的压力。又难以相信一向睿智的妻子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会将这两个无比信赖之人间的私下议论来交代。这类私下议论，在那江青正专横跋扈的年代里显然是犯了大忌。而父亲因为是被“揭发”，当然是要被动得多。更何况这“揭发”来自自己最亲爱的人。父亲的精神几乎被压垮，这大概是父亲会患上甲亢的原因之一。
父亲后来知道了实情后，叹道“你们的姆妈实在是过于相信党组织了。像她这样的老地下，竟然会分辨不清当时形情，不清楚什么不该说。”除此以外，父亲并没有怎么责怪过母亲。两人感情依然笃厚。母亲文革后对组织的信任也不变，依然克己奉公。到了六十多岁从岗位上退下来时，还说她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个人要求。可当时因我们嫁娶的都是工人或知识分子子女，家中居住条件已比较紧张。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离休干部家庭，一套又一套地捞着“落实政策”房。
造福于百万学子
母亲那爽朗耿直的性格在49年后，被多次政治运动的经历渐渐磨去了。49年后母亲被调入市总工会女工部工作。曾因为有某厂（可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调戏侮辱女工，母亲站出来为女工说话，要求惩治败类而得罪了一些人。被调出总工会，转换了几个地方后，进了出版系统这一知识分子扎堆之处。又经过了反右，当年地下党的知识分子中不少都被指为有右倾倾向，母亲从此说话就比较谨慎了。出版系统的工作没有过去那么忙，可有多一些时间精力在子女身上，也算是塞翁失马。
忍不住来给俺老妈摆摆功。西草地上78/79级的年纪偏长者当年考大学时，有没有用过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那套书当年风靡南方（也可能是全国），购书人主要是知青和不在校青年。这书里含有母亲的努力和心血。
由于二姐初中时曾因病休学半年，靠在家自学直接考试过关没有留级。母亲较早意识到了出自学丛书的好处，从二姐需自学中更受到触动。作为上海科技出版社分管业务的负责人，花了很大力气，组织力量编写了这套书。文革前就已出了一套中的十多本。
母亲当年搞学运的初期在大学，后来参与领导学运时分管的重点在中学。对上海各中学情况十分了解。1949年后，母亲离开了教育战线。但各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的校长或支部书记们几乎都是当年参与学运的地下党员，和母亲认识或共同战斗过。这套丛书的编写中，从挑选编写人，安排他们有时间编写，到后来的审稿，都得到了这些战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很多帮助。
母亲于77/78年恢复工作时，还是在“两个凡是”阶段。母亲不顾那恶攻毛司令部的罪名还未彻底去掉，所受的处分依然在身，不把时间浪费在申诉和自哀自怨上。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抓了这套丛书的修订，继续完成编写和出版。那时真是一时洛阳纸贵，家中来借书要书订书的人络绎不绝。
从网上查了一下，这套丛书因为当年是由集体编写，没有人的名字记入书中。唯一网上提到过的名字是徐福生。印象中徐叔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肯定做了很大努力。而母亲那时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可能当时被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分社）的副书记、副社长和副总编（被小哥戏称为用于老邓的“三副一总”），当时主抓了这套书。因母亲此举为全民重视加强教育立下功，曾得到过一些奖励和荣誉。
时过境迁，如今这套书在众多自学材料中已不起眼。但它给一代学子中的不少人带来学习动力和希望的事实，是会被记入中国教育出版业的史册的。
慈恩永留心怀
在家里，母亲是我们避风躲雨的港湾。母亲不太会做家务，不懂穿着讲究，也不会做什么好吃的。加上视力不济，闹过将生烤麸当作甜糕，将大葱当作茭白的笑话。但她是我们生病时的依靠，苦闷时可倾诉的对象，关键时会想办法拿主意的智者。
母亲极其强调女儿当自强。她那偏矮但笔直挺拔，百折不弯的睿智形象，总是让儿女们感到有主心骨和有面对困难的支撑力。数年前读过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曾吃了一惊。文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竟然如此可憎可鄙可怜，可能是延安的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曲更厉害。相比之下，也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母亲是那么可亲又可敬。
我既是幺女，又自小体弱，自然从小得到母亲特别多的关爱。在子女五双手中，我的那双把母亲的手抓得最紧。自我记事以来，母亲单位若有出游一类的活动，可带上一两个子女的话，我必是母亲的小尾巴。
我从小爱唱歌的故事是由母亲注入我的记忆中的。说是在我一岁多的时候，一日母亲下班回来，见头上毛发尚稀疏的我，坐在写字台旁的窗台上，摇头晃脑地高调唱着：
地蛙妈妈对低调，嘟-嘟嘟-嘟-嘟-掉 1 .3 5 5 6 i 5 – | 3 32 1 3 5 – - -
（青蛙妈妈睡醒了，咕-咕咕-咕-咕-叫）
两小腿荡几荡几，眼看就要晃下窗台。母亲大惊，一步抢上将我接入怀中。我边咯咯笑，边继续唱道：
定定地洋油对风掉，地当当定到。 1 13 5 5 6 i 5 – | 3 3 2 5 1 – - -
（青青的杨柳随风飘，地上长青草。）
在我们家搬到市委机关院弄堂前，因有了五个孩子加上保姆，住房有些偏紧。父亲的单位在离原住处十多分钟路的一个叫“夏邨”的弄堂里，给我家另外安排了一带有小卫生间的宽大的房间。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阵子，几乎是每个周日下午，母亲攥着我的小手，慢慢散步往夏邨去。一路上我给母亲唱从幼儿园里新学到的儿歌或歌曲，讲新听来的故事。到了那里，母亲有时拿几本书看，有时陪我一起睡上一个午觉。我迷迷糊糊半睡不醒的时候，微微睁眼看看姆妈，握住姆妈的手，心里特别的温暖安宁。
出国前，我是与母亲交谈最多，受益最大，被姐姐们称为最像母亲的女儿。中学毕业后我读了两年半卫校，去了安徽山区上海后方三线工作。在山区乏味枯燥的日子里，和家人及朋友通信成了生活中一大乐趣。我曾被同事们羡慕地称作收信最多者。有时因巡回医疗离开医院十来天，回到医院时常有多封来信等着拆阅。而其中母亲的来信是最频繁和最厚的，信中多半会有叮咛，要趁年轻学习再学习。
77年9月中下旬，母亲来信说了两件大事。一是父母亲将获平反被重新作结论，二是即将恢复高考。记得读此信是在一天傍晚，宿舍里没有他人。我读完信后，平生头一回高兴得想跳起来，却一时无人分享喜悦。推开窗户看出去，山岭绵延，秋叶色彩斑斓。天空满是晚霞，大片的火烧云灿烂绚丽。我清楚地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出现重大变化。
那年12月初我参加了安徽省的考试。78年3月和老哥一起迈进上海的所谓名校。同年大姐考取了吉林师大研究生。那一年恐怕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骄傲的一年了。而母亲在接到我报喜电话时“交接好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嘱咐，至今仿佛仍在耳边。
回想起母亲，无论是在夏邨窗户透过的夕阳下，还是在夜晚伏案书写的灯光里，或是早起在户外各做各运动的晨曦中，她的身影，总是与光和亮在一起。这光这亮，大概就是那脍炙人口诗篇中的三春晖吧。
殷殷慈母爱，
眷眷女儿情。
星落长天晓，
春晖照我行。
官方对母亲生平的简介
这里附上母亲去世后，上海科技出版社所写的母亲生平简介中的一段。
“蔡明同志从事专业出版编辑约三十年，业务工作经验丰富，治学态度严谨。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握好分管部门的选题出书方向。尤其在组织出版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基础理论读物，大、中学生学习参考用书，为社会作出了较大努力和贡献。
在她组建和分管理科编辑室期间，先后出版了一批足以反映我国科学水平的学术理论著作，如华罗庚、万哲先的《典型域》；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苏步青的《现代微分几何学概论》。这些书的出版，为我社进一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我社在出版界有了较大的影响，在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为我社出版大批自然科学著作，作出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她还支持、组织《大学基础数学丛书》，《大学基础物理丛书》，《大学基础化学丛书》，《数理化自学丛书》等书图书出版。这些丛书的出版，深受读者的欢迎，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蔡明同志在文革期间由于反对“四人帮”受到了处分，遭到政治迫害。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1979年9月发文（沪委组79字第847号）撤销了对蔡明同志党纪处分的错误决定，恢复了蔡明同志的名誉。…”
这简介中，“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握好分管部门的选题出书方向”这类话如今看来有点可笑。母亲的选题出书方向，与那时的“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走白专道路”这类的所谓“党的方针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由此看来，即使在那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的极左年代里，母亲和她们那一代先辈里的很多人一样，顶着压力和种种干扰，为她们当年的为民抱负和追求的理想，辛勤地耕耘着，无私地奉献着。
后记
写了此文后，才从徐福生叔叔的一文中了解到两个情况。
一是“在‘四清’运动中，《丛书》遭批判，说它为升学服务、传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文革中，又批判它与‘上山下乡’唱反调，还对其‘斩草除根’，将所保存的《丛书》全付纸型通通焚而弃之。”
二是在77年恢复高考时，科技出版社理科编辑室内部对再版《丛书》曾顾虑重重。有的提醒说：“难道一波三折地挨批还未尝够？”。
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提倡学好数理化是母亲挨批的原因之一。现在得知，这提倡学好数理化的主要“罪证”就是这套丛书了。
那第二条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原以为，再版《丛书》是理所当然的好事，母亲只是顺水推舟了一回。却不知在刚结束文革不久，在两个凡是的年代里，这样理所当然的好事是要有勇气去做的。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有这样的勇气和前瞻能力，为了一代在学业上嗷嗷待哺的学子，敢于承担再度挨批的风险，值得我们后代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