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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先生劝我不要当画家
·杨 明·
若干年前，在布鲁塞尔五星级总统大饭店，我见到了前来访问的我心中一向景仰的艺术大师吴冠中先生。吴先生问我是不是学艺术专业的，我回答说不是。他老人家说，不要学艺术，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搞艺术的。我相信吴先生诚恳的谈话。这和当年鲁迅不希望海婴当作家，尤其不当空头作家空头艺术家是一个意思。
艺术和艺术家在当今世界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和群类。在古代中国的甲骨文中，艺字是一个不幸的形像，甚至现在当你阅读简化字时还能看到它模模糊糊跪着的身姿，那倒不是日本艺妓在屏风后侍座的专业身影，而是在烈日下种庄稼侍弄麦苗稻穗的蹲着的艰难形像。但是作为多数从事绘画行当的艺术家们的生态，古今中外都一样，经常是相当窘迫困顿的。即使是西班牙维拉斯魁兹，比利时的鲁本斯成了宫廷画家，还有给皇帝拿破仑画像的大卫，依然摆脱不了侍臣的辈分。看看齐白石，放着现成的细木匠不干，硬要当画家，朋友陈师曾帮他在日本卖掉几张画，就终生不忘感激涕零。再看看张大千为了过体面生活卖得掉画作，一生不得不和张群等政客们周旋。其他人呢？不是穷醉潦倒，就是籍籍无名。更不要说还要顶戴赤色或黑色画家的罪名横遭迫害。这不是艺术家们本人的过错，而是这个行业行当的特性造成的，它不是要雪中送炭，而是要锦上添花，要别人赏识，要别人青睐，像唱歌唱戏的要掌声，要卖票，要别人捧场，要混碗饭吃，要有机会时吃点儿皇粮。这就变得下贱了。事实上，画画本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叫做艺术的行业。看看今年诞生四百周年的荷兰大画家伦勃朗吧，这样一个天才，晚年负债累累，还要用油画作品换面包。更不要说他的晚辈同胞梵高的悲惨结局了。可是今天世界绘画的拍卖市场，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疯子梵高的一幅作品卖到惊天价格上亿美元。这和一个疯子画家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活着得利的只有毕加索，马蒂斯，达利等几个人。画家们作品卖到天文数字都是死后的事了。毕加索活着的时候，早年也很遭了些罪，有一顿没一顿的，冬天在巴黎没有火炉子，冷得打颤。后来还嘲弄俄国犹太画家马克夏戈尔跑到巴黎是因为在苏联赚不了钱，两人因此翻脸。毕加索的好几个朋友都自杀了，再不就被逼得偷窃，还有年轻轻的就得肺结核死掉了。没有人听说达芬奇生前靠画卖了好价钱，也没听说郭熙，范宽卖画发财，郑板桥的润笔就那么几两银子。但是市场上的画家还是伸着脖子待价而沽，像中举前的范进，在摊儿上卖母鸡。如此看来还要当画家画匠吗？还是要当！这也不是个人的什么过错，这是人们讲的艺术细胞问题，是基因问题，是艺术家作出职业选择之前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社会生活特定环境影响早成的，法国大画家塞尚的父亲逼他学法律当律师，可他还是不忠不孝，忤逆父意，当了画家，不过他成功之前过得是小康日子，吃的全是他爹的遗产，没卖一张画；可以说身不由己，拦都拦不住。可怜啊！有人戏说当作家的先决条件是童年不幸，父母离异，先天残废，沾一点儿边儿就有谱了；画家何尝不是如此。有能力为什么不学数理化，也好走遍全天下？再不就学个针灸按摩什么的，少不了吃香的喝辣的，再不就干电子行业，在摩托罗拉干干也挺摩登。不管如何，听了父母劝告，多少也就风平浪静了。鲁迅的后代，没有当空头作家，至少海婴做的是无线电行业，而他的儿子据说是当了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