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民运指南-复兴中华

 

1949年,中华民国被赤潮吞没后,大陆民众从未停止反抗暴政,争取自由,可惜抗争者比如1957年被毛共打成“右派”后遭枪杀的原北大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张锡锟(1934-1976)往往被同代人中的红色异议者比如方励之覆盖,鲜为人知。

 

1978年,40后如徐文立与50后如魏京生等在北京西单的墙上张贴文章,捍卫人权,要求民主,史称民主墙。全国各地的民主墙一代都遭到镇压,好在其时中共被迫打开国门,外媒驻京记者得以关注与报道身在红都的民主墙参与者。

 

1989年,当邓共用坦克与谎言回应60后学子主导的请愿时,因为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觉醒者与抗争者顿时大增。六四屠杀促使更多人以不同方式汇入反共抗暴的中国民主运动。身在大陆的抗暴者有的甚至被邓共以“六四暴徒”的罪名枪杀,但留学德国的我则因六四屠杀开始关注与支持民运志士。

 

在此后的27年里,我接触过以王若望(1918-2001)为代表的10后到80后的反共民运志士。他们面对红色恐怖,为了理想顽强抗争,即使流亡海外,亦矢志不渝。被中共驱逐出国的民运志士必须像海外民运的开创者王炳章一样面对形形色色的共特。海外民运被共特搅得乌烟瘴气,但这却反证民运是中共的眼中钉,也证实民运志士英勇顽强,无法被中共威胁利诱。

 

王若望也好,王炳章也罢(1948*)都是因为爱民爱国勇于奉献自己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也都摒弃了共产党那一套反天反地反人性的歪理邪说。我敬佩像他们一样有道德操守的反共志士,乐于传播他们的英雄事迹。

 

本是中共高干的王若望因六四屠杀与中共决裂,在遭中共第二次囚禁后,于1992年以74岁高龄流亡海外。他四处奔波,不怕磨难,即使只能靠妻子当保姆为生,亦至死高举反共大旗。王先生的刚直不阿映照出刘晓波确实是刘宾雁警惕的小毛泽东。在《五代人的追求》中,我专门评介了以王若望为代表的五四青年如何被鲁迅们骗上马列贼船,饱受磨难,最后幡然醒悟,回归民国。他在1993年就告诫世人,“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就是对中共的顽固本质缺乏理解的表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特别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上万学生苦苦哀求(有一帮人是长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脑接受最起码的和解条件,而回答学生们的请愿是坦克、是机关枪的大屠杀。”

 

六四屠杀不到十年,因支持镇压而取代赵紫阳的江泽民就在信中向中共政治局表示:“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而法轮功继承的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江泽民挟持一国之力对大陆法轮功信众的残酷迫害促使法轮功弘传世界,让各国民众都有机会通过法轮功获益并获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却因共产暴政而失去人权与自由,于是海外各国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得不投身反共抗暴的中国之春运动。

 

 

从西单民主墙到纽约中国之春

 

 

徐文立与魏京生都因追求民主被中共两次非法判刑,他俩分别在被囚禁16年与18年后,像30后的方励之一样作为“人质外交”的获益者被营救到美国。以基辛格为首的欧美各国政客虽然出卖民主宪政的立国之本,与中共一起为祸世界,但在批评之声中,各国政府会出面营救民运志士(其中含被中共塞入的共特)。但徐文立们都不主张抓共特,因为民运公开透明,人人都可以参与;民运中的政治组织比如我加入过的民阵都是松散的群体,根本不具备抓共特的条件。2006年,我参与在柏林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既接待了来自各国的民运志士,包括徐文立与魏京生,也亲身体会民运的艰辛与共特的渗透。其时王炳章已因共特身陷囹圄四年。

 

正是王炳章在海外引领的中国之春运动发扬光大了大陆民主墙一代的思想成果。1979年,在魏京生们纷纷被非法囚禁时,王炳章考上公派留学生来到加拿大 。作为“文革”后首批留学生中的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王炳章成为中共媒体及海外华文媒体报道的对像……但功名利禄不是王炳章的追求,为了大陆的民众也能享有人权与自由,他步孙中山后尘,弃医投身民运。1982年,他为了继承遭邓小平镇压的以民主墙为标志的中国之春运动,在纽约与同道创办中文刊物《中国之春》,传播民主理念,为大陆遭受中共迫害的仁人志士呼吁。

 

王炳章还创办第一个海外民运政治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大陆民运志士在海外的活动引起以在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为己任,以“反共复国”为国策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关注与支持。双方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国”为目标,达成独立、平等、保密与批评的原则,开始了 “一家人”式的合作。 然而,当王炳章于1998年第二次到台湾活动后,就被背叛民国宪法,企图台独的李登辉当局禁止入境并遭污蔑。

 

以王炳章为代表的民运志士坚决反共并为此奋不顾身。1989年他曾试图回国支持天安门学运,但被拦截,他给这年出生的女儿取名天安;1998年他冒险潜入大陆推动组建民主党,被驱逐出国。

 

2000年,王炳章写作《重建中华民国》,当《黄花岗》杂志于2002年7月发表此文时,王先生已在越南遭中共跨境绑架。在纪念辛亥革命成功创建民国91周年时,《黄花岗》推出王炳章的心血之作《中国民主革命之路-民运手册》,其中透露王炳章的理想是:“驱除马列,复归孙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就是说,王炳章也视孙文为中国民运之父。

 

中共暗杀王炳章不成,就花销民脂民膏抹黑他,排挤他,最后让他陷入共特的骗局。当王炳章拒不认罪,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后,魏京生发声明抗议,同时指出在国际社会对中共极权暴政的绥靖政策下,中国人权状况更加恶劣。历史巨作《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也力挺王炳章,顶着重重压力为他颁发首届“黄花岗精神奖”。徐文立则为他争取得诺贝尔和平奖。

 

与此同时,中共则打造出刘晓波来掩盖王炳章的声音,抵消真豪杰的作用。2005年7月,我接下《中国之春》网络版,试图传播王炳章的黄花岗精神,可惜我只会发稿,无能抵挡网攻,不到一年,我就败下阵来,于是,只好打游击战,利用我在德国享有的自由与信息无偿为中华儿女提供自制的反共“炮弹”。

 

2013年王炳章在被单独囚禁10年后,还从狱中写信给孩子们表示“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路”,再次证明真正的民运志士像他一样愿作“铺路石子”,让后人“踏着前进”,迥然不同于公然宣称“蔑视人群”的“孤独天才”刘晓波!

 

2014年情人节,王炳章在致妻子宁勤勤的生日贺卡中写道:“敬畏神明修真道,降服赤魔迎中春”,这也是我的心愿,在此与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共勉。

 

 

2016年7月20日于莱茵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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