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口述 沈洪采写
在一场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暴里，他成为中科院历史上第一个右派分子；在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回乡务农的艰难岁月中，他翻译了50万字的《爱因斯坦文集》，书写了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世界观》。他以农民的身份，完成了一个自然科学史家的辛勤耕耘和卓越探索。在那个集体癫狂的荒诞年代里，一个虔诚又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在残酷的政治运动和现实风暴中幡然醒悟；在崭新到来的改革年代里，背负着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所有的历史局限与诚恳反思，他再一次起航，为民主自由的理想和使命而迈动步伐，以下为访谈实录。
彻底相信马克思主义
问：许老，咱们先从您年轻时候在浙大的那段经历讲起，1942年你们已经到了贵州是吗？
许良英：我们是1941年到贵州。
问：您当时说了一句话，“当时那20个月的长进，抵得过以往的20年”，那时候您经历了什么？
许良英：我先讲自己人生观的变化，小时候各种工作都喜欢，以后到初中二年级看到爱因斯坦介绍，初中二年级还没有学到物理，爱因斯坦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兴趣，当时就想将来要做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因为我功课还比较好。1937年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学校被解散，就回家待了一年。这一年就是自己看些书，20世纪物理学，关于相对论的等等，这种理论很新鲜，当时有一种狂热的感觉，立志将来要做一个物理学家，我的物理学得很好，每次考试都是满分，考上浙大物理系后，一年级时，学校要求填一个表，上面有一栏你将来志愿是什么？我就填了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当时很狂的。但是到毕业时，我的人生规划变成要做一个人，这一生就要做革命家，搞革命，要做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个为革命的铺路人。
1940年我们到遵义看到很多家庭住在山洞里，那些背煤的工人都很瘦，走路摇摇晃晃，国民党抓壮丁去当兵，用绳子把人一个一个捆起来，一串儿几十甚至上百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入冬了，贵州还是蛮冷的，但是这些壮丁穿的长褂子短裤，有棉衣的很少，我心里很难过，我们的国家就靠他们来保护，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国民党太腐败太黑暗了。这个时候我就拼命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书，要搞阶级战争，搞彻底的革命，把革命目标确定为共产主义，必须要经过艰辛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我当时就接受了，那个时候很彻底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模式。
发起“质与能自然科学社”
问：能不能讲讲你们在贵州时组建的小学术团体？
许良英：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活动一般是要到外面去宣传演讲，我这个人从小不爱说话，看到陌生人会害怕，所以不轻易参加这些活动。黑白文艺社是浙大规模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进步团体，它有个图书室，我宿舍就在附近，所以经常去那里借书看，后来就参加了黑白文艺社，一两个星期有一次讨论会，主要讨论文艺问题。
三年级时，我发起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人做报告，讨论一些问题，比如中国古代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中国古代的文化不也是很灿烂吗？但是为什么科学不发达？西方科学发达，我们中国发达不起来是什么原因？这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个难题，1941年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写文章谈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要比他更早讨论这个问题，这对我多年以后办一些刊物，搞一些小活动，解放以后做的工作都有用处。
“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问：刚才您也提到了老校长竺可桢，浙大学风对您个人有哪些影响？
许良英：浙大传统就是两个字：求是。浙大的前身是求是学院，创立于19世纪末，比北大还早。竺可桢当校长时，把求是作为校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求是精神有一种革命精神，是可以为真理而献身的这样一些人。他对待学校和学生也有两句话，“以校为家、待生如子”，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浙大从1941、1942年开始，经常有进步的同学被国民党抓起来，竺可桢作为校长，一定会亲自去监狱里看望，想办法给放出来，法院要审判，他也会去法院旁听，有一个叫吴达兴（音）的地下党党支部书记被审判，他父亲都不敢去，竺可桢却到法院去旁听，这个真是了不起。于子三被国民党杀了以后，他们要竺可桢写个条子证明于子三是自杀的，他说，我只能证明他死了，要出人命向报界去讲。这个事情影响很大，我们还没有宣传，他已经来讲这个问题。
在中科院负责出版物政治把关
问：后来您去中科院负责出版物的政治把关，也是竺校长推荐您去的？
许良英：解放初，科学院已经有人要调我过去，因为我原先是地下党员，科学院没什么党员，结果浙江省委强调地方工作重要，不同意调动。1952年1月，《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登了中宣部龚育之写的文章，批评科学院出版物的政治错误，批得很厉害。同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封信给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是讲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样科学院的压力就很大了。当时的党组书记叫恽子强，他是共产党早期党员恽代英的弟弟，他找到我，谈如何政治把关，把三个关，立场、观点、保密，立场就是指是不是反革命、是不是骂共产党的，观点是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保密是指否泄漏国家机密。
我到科学院的第一个工作，是审查黄昆写晶体物理理论的英文稿子。当时政务院有规定，全国所有要交到国外的论文，发表前都需要科学院审查。这个稿子是黄昆在英国留学时和他的老师马克斯•玻恩，马克斯•玻恩合写的，上卷已经写好并在英国出版了，下卷拿到科学院审查，没有人敢动。交给我，我一看，可笑，这个也审查，五分钟就解决问题，这个书跟政治无关，马上放行，而且这个书出版对我们有好处，是很光荣的事情，要让它出版。我这么一写，那些领导都很吃惊。实际上我当时的工作就是书报检查员，反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当时我没有这么想，只想到共产党需要，没想到是在控制思想。我做了几个月以后，提名调来吴洵高，他比较敏锐，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干到退休。
自己跳出来的右派
问：1956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当时有个口号“向科学进军”。当时你们想要做出一番什么样的事业？
许良英：我喜欢做学术研究，我这个人是专心看问题，其它一般都不考虑到，搞行政工作，什么都要管，我不喜欢，我想研究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当时我们有一个月的休假，待遇很好，还专门有公共汽车，把高级知识分子从城里接到中关村。
问：怎么一下子被打成中科院第一个右派？
许良英：不是打成的，是我自己跳出来的，到现在中国还没有第二个自己跳出来的右派。当时有老党员说，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外行领导内行，不懂行的人搞科学院。当时我觉得这个不对，我说科学院需要搞规划，首先要符合国家的建设需要，党领导这个没有错。结果反过来我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了。我没有一点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我对共产党一直迷信，到1974年都一直迷信，所以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言论。我记得很清楚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要把他们当做敌人，失信于民，以后共产党怎么做工作？”所以我就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我到处讲，党的两次会议我都是这个反应，反对反右运动。
问：自投阳谋罗网？
许良英：对。
问：像你们这一辈的知识分子，后来大跃进、搞公社化，有人已开始醒悟了。你当时还非常信，把你送回浙江农村以后，你还特别信大跃进当时《人民日报》上的言论，执迷不悟。
许良英：我对共产党相信，对党报也相信。所以我回老家以后，大跃进亩产多少斤？早稻亩产36900斤，生产队的农民不相信，我还跟他们争辩，我说党报你可以不信吗？你们都不知道，当时我都很认真的，林彪说全国需要有一个毛泽东一个思想，就好了，很快就会到共产主义，我都信的。
问：你还去了韶山呢，还去了五次？
许良英：对，我特意去朝圣，还在韶山住了一晚上，5次进出毛泽东故居。到1974年醒悟了，1974年怎么醒悟的呢？你看了我的简历了没有？
问：说是到“批林批孔”那会儿。
许良英：1974年江青召开两次干部大会，动员“批林批孔”批周公，特别是那年7月，她在天津有个关于“儒法斗争”的讲话，说最近出土的刘邦夫人吕后的玉玺应该大力宣传，这句话不属于大问题。你们听了要大吃一惊，中国唐朝以前男女是平等的，什么意思呢？女人可以有面首，面首你懂吗？
问：是男宠吗？
许良英：男的小老婆，女的小丈夫，这个男女平等。文化大革命批判人家学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搞了半天你们要回到两千年以前，封建专制社会。
《爱因斯坦文集》风波
问：您在浙江当了20年农民，翻译《爱因斯坦文集》都是在那么封闭的环境下完成的吗？
许良英：农村就这样，点灯到晚上9点钟以后没有了。我工作到12点钟，就用煤油灯，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两三年基本上干出来。
问：当时你不用下地干活？给你算工分吗？
许良英：有一本书已经翻译好的叫《物理学的的基础》，这个很多年前就翻译好了，1956年我把书稿送到科学出版社，结果因为我划为右派，稿子被退回来不给出版，我就把稿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稿费比较高，大概是四五千，稿费就拿去买工分。
问：好像后来还有曲折？
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原来我也跟着翻译的，到了北京知道上海科委秘书有个叫李宝恒的，他好像也想翻译，我觉得很好，他是党员，我是农民，就写信给他，他也很高兴，我们俩就准备合作。但是他不是学物理的，英语也不怎么样，
结果后来听说这个稿子出版了，还在报上登了广告，说由复旦大学12个教授翻译的，我看它的内容和字数跟我们一样，我就到上海找革委会，又写信给周恩来申诉，科学院支持我们，结果上海方面到北京来，协商说这个书你们商务出版，我们不干扰，我们就内部发行，不公开发行。
问：《爱因斯坦文集》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就是这三卷是吗？
许良英：对。
问：在80年代好像影响非常大？
许良英：文化大革命期间社科院翻译的东西都不让出版，只有我们这本书能够出版。文化大革命没结束以前，第一卷已经出了，25000本，几个月就卖光。“文革”后胡耀邦恢复工作，他和青年干部开会时，讲到“我最近买了一本好书，《爱因斯坦文集》，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我看懂的地方写得很好。”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会上讲，组织部干部要读《爱因斯坦文集》，可知这个影响很大，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课外书有十种，《爱因斯坦文集》是其中之一。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
问：1986年你们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个人发起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当时的设想是谁先有的？
许良英：方励之想出来的，他就找我。
问：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许良英：他经常到国外去学术交流、参加国际会议，他想这是一个计谋，对反右的重新反思，这是要触动大家的。我们提出20几个题目，准备规格想小一点，干大了不行，找了三四十个人，像曾彦修啊什么的，我们准备开三天，让与会者住到中关村这边来。
问：邀请的人都是你们三个人挨个联络的吗？
许良英：邀请函是我发的，联系地址是我家。
问：我看到，当时留的地址是这里。没有回信的只有费孝通和钱伟长两位吗？
许良英：对。
问：你当时觉得意外吗，两个人？
许良英：没什么意外，钱伟长我们比较熟。我们都搞物理的，各方面接触比较多，我以为他会接受的，结果想不到。
问：他把信上交了，还说了方励之是一个野心家。
许良英：他的信交到统战部了，信上面他写了三行字，第一行说，反右三十年了，刘宾雁他们想搞个纪念文集。第二行说，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伦萨。第三条，我的事情虽然还没有解决，但是我同他们是不同的。跟我们划清界限，他没解决是什么意思呢？右派的问题他找清华蒋南翔解决，蒋南翔没解决，他就告到胡耀邦那里去了，他原来是清华的副校长，一运动他官职没有了，他希望恢复官职，所以就讲了这么一句。
这个事情的结果呢，上面看见了。邓小平就说，钱伟长表现很好，应该重用，邓小平一句话，没几天就给了，他变成政协副主席了。1986年学潮闹得很凶，邓小平很恼火。结果到12月31日上午，邓小平就找了胡耀邦、万里、赵紫阳、胡启立等等，找他们谈话。谈话就说，现在学潮闹成这个样子，责任就在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他说，我看了方励之的一些文章，他完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到这的时候呢，赵紫阳就插话，这也是别人向我转达的，他讲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个人要搞反右三十年纪念大会，他把我记成王若望了，这下邓小平就更恼火了，说这三个人立马开除党籍。胡耀邦还求情说要先找这三个人谈话，邓小平说没有谈话余地，马上开除。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赵紫阳把我名字搞错了。
问：赵把你误记为王若望，这对王和您影响是怎样的呢？
许良英：王若望开除党籍啊，没有开除我。当天下午，中央党校校长王震把邓小平的话传达一遍，党校我认识的一个人第二天就给我传达了，王震讲还有十个人也要开除，他讲有许许许，讲我名字讲不出来，旁边有人告诉他许良英，他说哦哦，许良英，还有巴金、于光远，都放在里面，列了十个人，莫名其妙。
问：但后来这十个人没有被开除党籍？
许良英：赵紫阳帮着拦下来了。
问：这之后你们跟费孝通和钱伟长还有没有来往？
许良英：没有来往。
问：费孝通在整个事件当中没有表现吗？
许良英：这个材料是他们一起送的，用他两个人的名义，但是写是钱伟长写的。
问：但是到了第二年，1987年6月8号，陆铿在香港搞了个研讨会？
许良英：这个我知道，他跟我一直有联系。
问：当时你也没有去吧？
许良英：我不可能去的。他就开了一天的会，我们要开三天，他不像我们，我们要讨论一些问题。
问：之前给你回信表示要来开这个会的那些老人，后来不了了之了吗？
许良英：我给他们都回信了，告诉这些消息。
问：再过了20年，2007年50年的时候，在美国开了两次反右运动纪念会。
许良英：他们邀请我，我没去，我寄给他一篇文章。我的文集里面也收录了。
问：1989年你又搞了一个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吗？
许良英：不同。1986年搞右派的会，1989年是比较广的知识分子，比较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那一年1989年本来说要“五四”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本来是要纪念搞活动的，方励之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要讲人权问题，还有一些诗人、作家，比如北岛，都写信了，他们信里觉得这个要求能实现就可以，我们觉得这个要求太浅了，要搞就要搞政治改革，要真正民主化，要言论自由，要释放在押政治犯，参加的人比较多。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这么多科学家为政治问题表态，不光共产党，以前国民党也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少数几个人的有，这么大规模的没有。
恩师王淦昌
问：到1995年给联合国写信，那次规模也是挺大，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担当的科学家越来越少？
许良英：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很难回答。现在共产党控制更严，可能有些人怕了。
我们以前的老师，王淦昌先生，我跟他的关系同一般人不同，他的学生里面，像我同他这么亲密关系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他恐怕最信得过的是我。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对我比较欣赏，我做地下党工作要到桂林去，不好明说，我只说我要到社会去，他希望我留下来做研究，他说我搞学问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诚实，是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第二个是理解力强，第三个更重要的，有创造力，做研究工作很有前途。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中微子，王先生对这个很感兴趣，当时我大学毕业了，他就让我做这个题目，他就讲，我们可能一起得诺贝尔奖。我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桂林，过了两年日本人打到桂林来，王先生就在贵阳的报纸上登广告要找他的两个学生，我们两个人接到这个广告，很感动，他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问：两次签名他都领衔？
许良英：因为他相信我嘛，叫他签他就签。
问：他去世前的一两个月，一再希望你多写写他，他希望你写什么？
许良英：他觉得我写文章好，他80岁的时候，由我发起找了几个同学出来一本书，叫做《王淦昌的科学贡献》，我给他写80岁祝寿。这个事不仅仅是我因为对王先生，而且是打破了毛泽东的一个限制。毛泽东解放以后就限制不要做寿，我说你们政治家可以不做，但是科学家应该做，这个事情是很好的，大家把一生回顾回顾，很有价值。我要打破这个，那时候就出了这个书。但我出了这个书以后，结果中国科学院开会说，你也不要叫大家去做寿，就说开个王淦昌学术成就会，参加的人不少，有五六百人。所以我打破了毛泽东的这个限制，以后他们祝寿都出了文献。
考证束星北
问：浙大物理系当时有两大台柱，除了王先生就是束星北，束星北档案出来的时候，影响也很大。但是你还做了一个很细致的考证，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后来也发了这个文章，他是没有当过的。
许良英：这个文章你看见没有？
问：看了，很好的一篇文章。能不能讲讲他，束老师也是您科学理论的一个启蒙老师。
许良英：他们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两个人同岁，王先生是搞实验的，束是对理论有兴趣，也能记住，禀赋是很好的，他以后就教学生理论课。首先一个，他有天分，对理论懂得很深，讲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他可以讲一个月，我当时觉得荒唐，但是听下来以后发现他理论搞得很彻底，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真的懂得理论是他给我的启发。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太看重钱，而且对国民党有好感，对共产党有反感，所以我们政治上没有共同语言，他对我也不满。
问：后来考证他，也是你看到那本书之后？
许良英：不是，他这个文章登在《光明日报》，当时我就看见了，我信了，王先生也信了。过了段日子越想越不对，里面漏洞百出。最终否定他（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还是通过我的一个研究生，他在耶鲁大学的导师是搞《爱因斯坦全集》的，可以看到爱因的档案，我就请他帮我查查看，如果束当过助手，档案上应该会有记载的，后来查到一篇爱因的回忆文章，写给束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没有见过面，好像非常遗憾，所以这个肯定是假的嘛。
和李慎之通信
问：再聊聊李慎之吧，1998年到2003年，你跟他通信这么久，当时是怎么开始通信的？
许良英：我跟他过去没有联系，他知道我是搞科学史的，他有一篇文章让我给他看看，提一些建议，我们就开始通信了。通信以后，有一次他要编一个关于纪念五四的文章，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科学史的文章，我说，我写的不一定是科学史的，可能是民主理论的。他让我写民主的科学，说我们这里有十几个人可以写民主，轮不到我写，当时是这么说的。
李慎之这个人很难得，兴趣很广。他家的古书也不少，家学渊源，中西文化修养都很高，文章写得好，很有感染力，而且他又不好翻脸，是一个很难得的人。但是他实际上不是一个学者，没有写过一篇论文，没有搞过学问，他思想很好，写文章大部分都很有价值的，但仔细检阅一下他的文章往往有毛病，我老说他，这有毛病，那有毛病，他都接受，他很谦虚的。
晚年研究民主理论
问：您刚才说到民主，1988年的时候，您说过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搞清楚民主概念的，恐怕不到一百人。”
许良英：对。
问：1989年之后，您觉得人数有所增加，但恐怕也是在百人左右。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您还坚持这个判断吗？
许良英：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的一篇谈民主的文章发在《炎黄春秋》上，有个人想和我论战，他是个文史学者，文章还不少，摆出很有学问的架势，他说我对民主理论的理解搞错了，我就再写文章反驳他，这个文章给你一份，到现在知识分子对民主概念还是搞不大清楚。
问：那您觉得知识分子的误区在哪里？现在都爱把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拿在嘴上说。
许良英：这应该是个好事情，但是把这个意义本身搞清楚的人不多，是这么个问题。过去自由民主也有发生，多数决定可以把一个人处死。希腊把苏格拉底处死，这是多数决定的，这表示希腊民主不错的，民主相当彻底。但是又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多数可以决定，但是少数的权利应该保护，不能够侵犯，民主是要保护个人权利的，这个很重要。民主理论应该有，人权概念很重要。另外，还有三权分立，三个权互相制衡。民主重自由，民主精神基础就是自由，它的表现形式重要的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几个概念是一个综合体，是必须讲的。西方人也很清楚，他讲自由，就说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有法律大家都尊重，这个就自由，没有法律就乱了，你侵犯我，我侵犯你。
希腊还有亚里士多德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知识分子都不大清楚的，“人治是兽性的表现”，这个多厉害，人家希腊在2500年以前就讲得很清楚，那人性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就讲得很清楚，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不是政治动物，中国人就把政治都讲肮脏了。
问：您现在看来的话，您觉得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是怎样的呢？
许良英：就像刚才说的，主要就是搞民主启蒙运动，需要有一批多类的知识分子，多类的知识分子是说思想多类、人格独立的，首先启自己的蒙。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对民主不大懂，人家西方小学生、中学生都懂的东西，我们的专家也不懂，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要有民主启蒙，知识分子要启自己的蒙，再影响别人。
李锐的“偏见”
问：现在国内大家都知道，许成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基本上都是通过写信来影响他吗？
许良英：不，我回农村的时候已经1957年了，他已经六七岁了。
问：上幼儿园了？
许良英：幼儿园，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挺大的。我当时比较注意的，就是希望他能多一点知识，对自然界有兴趣，能够提问题，有好记性。比如有一次坐汽车，他说爸爸，为什么汽车往前走，前面的东西往后退。我说这个了不起，这个题目是相对论说的。他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比如我让他看《高玉宝》、《半夜鸡叫》，他不是很懂，我念给他听，他很感动，眼泪流得很厉害，掉到桌子上面。所以，这小子从小正义感、责任感比较强烈，这种对他的影响都比较大。他到兵团以后，对经济也很感兴趣，想搞马克思主义，结果被打成反革命批斗了，他就不搞了，专门搞电子搞技术了，我就批评他，说你不能这样子，你已经在这上面有一些建设了，不能够动摇。以后他对朋友说，还有我这样的一个父亲，自己是右派，还要儿子也坚持，这对他影响也比较大。
问：李锐老先生好像是1994年的时候跟您说，成钢比他父亲稳重，不那么偏激。
许良英：那早了，1988年或1989年。1988年开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一个民间组织搞的，开了三天，请到我们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坐在上面，在会上面我就讲了，我批判了马克思，19世纪早期要走向民主的时候，马克思提出要专政，反对民主，我觉得这造成整个20世纪人类的灾难，这是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照相，李锐坐我旁边，他很不高兴，问我为什么批判马克思？过一阵子他到美国访问去了，回来后有人看到他的访美日记，上面写着见到许成钢，说许成钢不像他父亲那么有偏见。以后再见面的时候，他还说我有偏见，谢韬那个时候也说，他们都看我的文章嘛。过了十几年以后，差不多十年以前，在一次我们共同的朋友遗体告别仪式上，李锐看见我，握着我的手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同你一样。他说我的书不能出版，文章不能发表，他说他被逼得也同我一样。
做一个真正的人
问：鲁迅有一句话，可以说是你的座右铭吗？就是“肩住黑暗的闸门”。
许良英：对。
问：但他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在战斗中侧身而立”。
许良英：这句话我没听说，不知道。
问：袁永熙，他在当了二十年右派之后，就很信这句话，经常跟儿子说，能不说的话就不说。
许良英：这个是误导儿子，这样的思想就把儿子逼坏了，就逼成什么话都不说，在社会上不是一个真正健全的人，是一个病态的人，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什么意思？人要腰杆挺起来做人，有什么话要说就说。
问：但是像您这样，您当时受打击到极致的时候，有一次也要喝药自杀？
许良英：当时农村情况特别，他给我开批斗大会，要我跪着，我没有跪，都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要活了，没意思嘛，我就用死来抗议，真死了也算了，我也不能跪着。
问：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样的政治风波，你还是觉得有话一定要说？
许良英：要说，人跟动物不同的，有理性，有人格，有人的尊严，这个尊严都没有，你做人有什么意思。
问：所以那天你说李慎之的愿望，如果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小学公民课的教员。但是您的愿望就是要做一个人，意思就在这里？
许良英：我要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所有的德行都应该有，做一个人格比较高尚的人。
问：80岁的时候，您写了一句话，80岁对您来说依然是很沉重、压抑的一个岁月，您感觉到无尽的苦涩和窒息。您现在已经91岁了，这种感觉有变化吗？
许良英：没有变化，环境还一样，比以前恐怕……客观环境可能好一点，因为官方要控制就困难了，人家有互联网了。所以我总觉得将来整个的发展还是乐观的，你共产党认为人为控制是不可能的，这样搞下去，必然得垮的。
小布什的讲话
问：2008年小布什在奥运会上开幕式的讲话，还提到您。
许良英：不是奥运会，他是在参加奥运会之前，在泰国的一个讲话，里面讲了两个人，一个是林肯，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奇怪，他居然把我记住了。
问：他是看到《纽约时报》对您的一个专访？
许良英：大概是这个。
问：连小布什都知道的中国科学家，但是在国内，年轻一代的基本上都不知道您。
许良英：这个就是共产党给我封锁嘛。
问：但是您刚才说，就是要有这么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能够先去启自己的蒙，才能够影响到大多数，您的传播又会限制和影响。怎么办呢？
许良英：我也没想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毕竟我也写书，一些问题写书稿，写了出版，这个东西能继续搞下去的话也能影响。现在我的文章也能发表一点，我之前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三篇文章，最近大概有一篇也要发表，有四篇了，就是《炎黄春秋》发表了，其他的地方没有发表。
问：爱因斯坦对您的影响，不仅是科学方面的研究，他觉得科学家也应该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命运，所以您才从科学转到对民主、人权、自由的研究？
许良英：爱因说自己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个评论得很好，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历史上的大科学家里面像他这样子的没有第二个了，确实很难得。
问：外媒说您是“中国的爱因斯坦传人”，您能接受这个称呼吗？
许良英：可以，这样的可以，这个是《纽约时报》上面写的。
谈方励之
问：您刚才提到方励之，当时他在美国跟一个朋友讲，说他在政治上面的倾向性想法都是受到您的影响，您是他的老师。您觉得这个说法？
许良英：老师，这个讲法很荒唐。其实我对他的影响可能有，以前波士顿大学的一个女教授写过一本书《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讲到我的话是这样。方励之到美国后，个人说他政治上受我的影响。我1980年编了一篇文章，叫《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的论文，比较严肃详细地讨论民主问题，这篇文章在青年知识分子里面很有影响，方励之可能有兴趣，看到了可能有影响，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但不能说是我是他老师，这不对，我不承认。我年长他16岁，他大学毕业班系主任是我的同班同学，说起来应该是师长。反而是他给我的东西更多，因为他经常出国，经常开会，知识面宽，很有思想，这个人能量大，他同时能干好几件事，精力很充沛，这点我有点不及他，所以他讲话讲得很厉害，有些话一两句话就能说很清楚，有很大的煽动性作用，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里，他影响最大。
腾讯网《大师》栏目2011年7月14日采访许良英先生，两期专题于2011年10月24日上线。附上视频专题地址：
从职业革命家到科学史家
https://news.qq.com/zt2011/master/master_60.htm
从科学史家到民主思想启蒙者
https://news.qq.com/zt2011/master/master_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