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边疆小城里，从未见过草坪足球场，都是在土地上踢球，经常是皮破血流的。
我们石河子第一中学，过去是农八师子女学校，老师都是正牌大学毕业的，就是体育老师也是北京体育学院的毕业生。可是他们没有学足球的，负责足球队的体育老师大老王是学篮球的，唐纪纲（？）还有另外一名有着浓重福建口音的老师是搞田径的，每次运动会他都围着三级跳的沙池那里转。
我们学校开始组建足球队的时候，主体是隔壁师部大院里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派来的一批现役干部的孩子。他们在北京接触过点足球，到了石河子还喜欢踢。
不知道谁找到一位曾经在上海踢过专业队的小老头，其实人家当时也就40多岁，他的孩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那时候也不论收钱的事，我们也没有钱。他周末义务来到我们学校球场，给我们讲解和演示基本功，包括如何训练。然后我们自己模仿，自己训练。李军武，比我高一级，他是从北京来的，父亲是我们农八师政治部主任，成为我们的“教练”。我不知道在哪找到一本50年代出的足球训练书籍，大家就照猫画虎地学着。
回想起来，初中和高中最开心的事有两件：一是踢球，二是读小说。踢球可以每天都做的事，小说要找到才有机会读。那时候学校没有图书馆，书店里面的书都是“革命”的产物，只有一些50-60年代出版翻译的“老书”在地下流传。我有几个爱看小说的朋友，刘洛宁等，互相交换，张利军是沾我的便宜，从我这里拿到的书多。有一天我在家鸡圈小房子里找到父亲过去一直订阅的“新民晚报”，有好几年的捆扎在那里，我连续读了好多天才读完，开心死了。
我们踢球的主要对手是石河子二中，还有石河子几个厂矿学校。他们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从来没有输过。我们多是骑着单车去他们那里比赛，然后自己骑车回家，那时候石河子还没有公交车。
1975年有一次新疆举行中学生足球竞标赛，我们石河子要组队参加。最后球员就是我们一中和二中的，还有两名玛纳斯县来的。那两位玛纳斯来的根本没有经过什么正规训练，没有办法上场。
文化大革命要搞什么到基层去，北疆赛区第一阶段定在伊犁精河县。那时候没有经费，我们是找的免费便车，坐在卡车上去参赛的。不过发给了足球鞋，我们都是第一次穿这玩意，十分新鲜。
除了克拉玛依队，其它地区代表队都是以维族青少年为主的。我在那次还学了点维语，主要是骂人的话，因为场上法规骂人用维语更加直接点。到了精河县条件发现那里条件不好，都是睡大通铺。不过吃的很好，每天是抓饭和薄皮包子，还有水煮羊肉，尽管吃。那个年代谁这样奢侈过，天天可以随便吃羊肉？
从那次就知道新疆语言不统一的麻烦。领导讲话，有说维语的，有说汉语的。说维语的理所当然，因为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然后翻成汉语。可是伊犁是“哈萨克”自治州，所以还要翻译成哈萨克语。这样一个领导讲话，要有三种语言，让我们听着烦死了。
第二阶段比赛在我们石河子市，是全疆来的球队，包括喀什队，还让我们住进了石河子招待所，那应该是我生平第一次住“旅馆”。记得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队水平较高，人家乌鲁木齐是有体校的。我们石河子中等。克拉玛依最差，但是装备很好，球员有好几套漂亮的球衣，让我们羡慕不已。从那次我就知道石油行业有钱。
吃住是一回事，最开心的还是和球员们在一起，每天无忧无虑，回来后就是开玩笑，搞热闹。姚建明、王海涛、琚京生、农惠臣…都成为我多年的好朋友。
以后到了新疆大学还踢球，球员多是维族的，他们的技艺更加好，不少曾经是新疆二队和青年队的。我们有一年成为高校联赛冠军，说要参加全国比赛，最后也是因为经费的原因，白说了一阵。我们的教练是从伊犁来的，有俄罗斯血统的“大福”老师，可以说流利的维语。记得他后来移民澳大利亚了，在80年代有一阵只要是有俄罗斯血统的，都可以移民澳大利亚，我知道不少人去了那里。
以后去英国、夏威夷，都一直踢球。在夏威夷差点和几个当地日裔美国人打架，有一个小个子想欺负俺们。
到了这里也踢过一阶段，可是发现跑不动了，人家也不给我传球，就是拿到球也是心到，脚到不了。老李现在是彻底放弃，开始以“尊巴舞”代替。
几天前看到消息，石河子一中今年有8名学生进入北大，为母校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