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4年上小学。记得母亲一路上给我教如何写自己的名字，是用木棍在地上写。拿到课本后，母亲用牛皮纸全部包好，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母亲的字大方流利，虽然不是什么体，但是看着很舒服。我的字一直不好看，所以到了小学5、6年级，还喜欢让妈妈给我写名字。
母亲是学校会计，虽然出身地主，倒也与世无争，反正她从来没有想当过官和入党，拿着每月81元的工资也不错。那时候新疆工资高，她在上海只有60多块，手头钱多了点，算是到新疆好处不多的一处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打成学校23位牛鬼蛇神的一位。因为他不是”当权派”，也就是说不是当官的，学校多数批斗会还轮不到他。他的麻烦是因为太爱发表言论，在刘少奇被打倒的传达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被下放监督劳动。
母亲一直在为父亲”翻案”，用复写纸抄写多份申诉，投交给各级领导机构。这样的申诉多数又被转到了学校”工宣队”，让他们十分恼火。
不久母亲被关进”学习班”接受审查，历时一年多，罪名是”贪污犯”，因为母亲是会计工作。
他们最后只查出母亲有一笔百十多元的错账。为了给他们关母亲一年时间找借口，母亲出来后给了她一个”警告”处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警告”处分也给”平反”了。
这段时间母亲受整最厉害，也是我家最苦难的一段历史。母亲在学习班受尽欺辱，给锅炉房卸煤，整理储存的煤块，在木工房当小工，刷油漆，清扫学校厕所。干活不要紧，关键是让学生和有些教工的欺辱。母亲的脸盆一次居然让看管她的”红卫兵”倒入排尿。还有不断的批斗会，我都参加过多次。上面是低着头的母亲，以及”义愤填膺”的发言者，我在下面还要举着拳头和大家一起喊：打倒贪污犯王旭！王旭不认罪是死路一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文革后期父母都”平反”了。他们分别调入其它学校，因为许多原来整过他们的人在学校依然掌权，父母不希望在这些人手下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妹妹同时上大学，算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骄傲和兴奋的事件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晦气换成为扬眉吐气。我们家从一些人躲远，害怕惹上麻烦的”有问题”的人家，成为大家羡慕，子女双双成为大学生的”优秀”家庭。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一年，只有5%的考生被录取。
在初中阶段，我热上了踢足球，还是校队的一员。那时候没有什么足球鞋，就是一般的白色球鞋，前面经常触球的地方过几天就开口了。是母亲用双手将里面用其它布头垫上，一针一针缝制修补。老妈的厨艺不行，可是踏缝纫机很巧，还喜欢剪裁衣服，我穿过多件母亲缝制的衣服。她实际上是爱好，还帮助五邻四舍，每次缝制一件新衣服都有成功的自豪感。
母亲年轻的时候会拉手风琴，以后没有机会施展。一个走道的一位音乐老师将学校的手风琴拿到家中，母亲从他那里借来，在家连续玩了好几日，我才知道她有这个喜爱。她还会吹口琴。
母亲曾经给妹妹买了扬琴，妹妹学过一段时间，可以弹好几首当时流行的歌曲。母亲托在青岛的二姨家给我买了一个85元的小提琴，还有二胡，无奈我没有音乐细胞，一个曲子都拉不出来，最后只有放弃。父亲年轻时也玩过乐器，开始是笛子，后来曾经在”战友文工团”管弦乐队吹过英国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了老年都没有捡起这些爱好。
有一年新疆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在我们石河子中学举行，母亲成为忠实的球迷，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专业运动员。每次看球回来都给我说某个运动员打的如何好，可以在后排扣球等等。她曾经鼓动我也打排球，最后我和足球结缘。
母亲住的是天津“环湖医院”，以脑外科著名。附近还有个天津“胸科医院”，是专长心脏病的，老爸两年前大面积心肌梗塞就是去的那里。几周前老爸骑着自己的三轮电动摩托车去菜市场，有一人主动找他搭腔，自我介绍是当时抢救他的医生之一。看到我老爸还是活蹦乱跳，说是奇迹，因为当时他是基本判死刑了，没有预料已经过去两年，他人还健在。
摸着老妈的手，看着她昏迷不醒，知道已经是回天乏术，真是一种无奈的感觉。
我安慰妹妹，说母亲如果这样走了，也算是不后悔了：一是她没有什么痛苦，脑梗来了，人就过去了；二是年龄到了86，超过了平均寿命，也是她兄弟姐妹5人中唯一过八十的。
但是我心中有着许多后悔，感觉应该为她做出更多的孝心。虽然我在经济上一直帮助父母，可是每年就回来一次，也没有好好陪他们。
母亲对我们的疼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们是她的一切，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是先满足我们，我们的任何过错他们都可以容忍和原谅。
天底下生我、养我、最痛爱我的人走了。
人生最大痛苦应该是你最亲近的人要在你之前永远离开你。
写到这里，我是泪洒满面。
母亲归天，往事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