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篇（一）

母亲突发大面积脑梗，马上赶去天津，两天后此行成为回国奔丧。在飞机上和母亲住的医院守夜期间写了几篇微信，算是寄托对母亲的回忆和怀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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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回国看望父母，都同他们讨论过百年之后的事。他们都不是传统的人，希望简单，坚决拒绝墓地，选择海葬。

最近朋友圈里有好几位回国奔丧，匆匆忙忙，我知道了是感叹不已，心里想早晚也会碰到这样的坏消息。随着年头的增长，父母年事的增高，这种担心不断增加。

母亲年轻的时候可是喜欢照相，而且有着自己非常爱憎分明的欣赏观。

记着家里一直有着杂志”大众电影”，还有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几种刊物。每年到订刊物的时候，母亲可是要忙活一阵子，挑选自己喜爱和给我们阅读的刊物。我现在爱写点东西，应该同母亲从小就培养我们大量阅读各种杂志刊物有关。我一直喜欢广泛阅读，可是一直不喜欢动手写，到了美国，开始用中文写东西都是不到十年的事。最初实际上是用英文，后来觉得不如意才重新提起中文，特别感谢同事郭大姐的鼓励和帮助。开始几年，我的所有文字都需要她改错、和润色，她花了不少时间。

母亲对电影明星和演员很是挑剔，不喜欢的可以是劈头盖脸地负面评论，喜欢的是各种美言，还可以说出他们如何有高超的表演。

可是到了晚年，她经常是拒绝照相。就是照完了让她看，也是不满意，说自己怎么变得如此难看。

老妈一辈子爱美，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还是对我们的穿戴评头论足，当然是不满意的多。

在最后一年，她大小便经常失禁，有时连跟前的厕所都赶不过去。阿姨帮助收拾，她不好意思，直拍自己的腿，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年龄大了如此不中用。阿姨给她收拾完，让她坐下，她还喜欢用上海话说”丫丫弄”（谢谢你）。

我对父亲的家史还有几分了解，母亲的知道不多。我也曾经去过她的老家一次，只呆了几个小时。她出来比较早，和家乡基本没有联系。

母亲1931年11月出生在山东牟平县的南姜村。她的父亲曾经在烟台给别人当账房先生，挣了些钱。然后回到家乡娶媳妇生孩子，共有两男三女，母亲是最小的。

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在母亲5岁的时候就得肺病去世了。留下几十亩地，还有我的外婆和5个孩子。

因为有地，母亲家过得还可以，雇了一家长工种地，孩子都上了私塾，包括我的母亲。

牟平属于胶东，那里共产党“解放”比较早，应该在1946-47年间。

邻村的一家地主被活埋了，“革命”这个词是从“revolution”翻译过来的，翻的真好。我们这一代刚刚上学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深深知道“革命”的意思。

母亲家的佃户给外婆通了信，说还是逃吧，希望逃脱灭顶之灾。他们先去了烟台，然后是青岛，最后落在上海。

外婆这样的农村小地主，几经折腾，手头没有几个银子了。在上海，母亲开始在一家照相馆做工。后来是福林罐头厂和大华棉纺厂。小舅不久在上海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然后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

母亲这个时段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她开始上工厂的夜校。夜校老师是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号召这些年轻“要求进步”。就这样，上海1949年10月1日之前就“解放”了，不到18岁的她参加了共产党的解放军。

母亲参加的部队是华东海军，也是以后称作的“东海舰队”。我小的时候说起母亲是“东海舰队”的，还有几分自豪感。

母亲个高1.66，我长大才知道母亲算她那一代的高个头。她喜欢打球，特别是排球很好。她在部队上得到训练，成为部队的会计。又由于会打球，被抽出来去了部队体工队，几乎是专职打球。我们家里有许多她打球的靓照，我和妹妹小时候都非常自豪有会打球，还曾经是部队体工队的母亲。

解放后几年，她们这批部队会计中出身不好的几位很快就让转业了。后来母亲说，其中有一位想不通，选择了自杀。

“地主”出身影响了母亲一辈子的生涯，包括还有一位在台湾的哥哥，让她压抑和烦恼，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母亲转业后在上海一个区的商业局当会计。因为会打球，被选拔代表上海商业队，参加了在北京的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会，拿了排球第四名。我家里有许多她这段时间的照片，包括在北京的。

算起来，她是14-15岁到了上海，去新疆的时候应该是31岁。她很喜欢上海，也可以说过得去的上海话，我们小的时候还和我们讲上海话，特别是家里有上海人来访的时候，埋怨了父亲一辈子将我们一家四口人带到新疆。她的普通话捎带点山东味道，到了老年有些加重。

母亲在新疆呆了40多年，退休头十年是在新疆，然后回到山东牟平几年，接着是威海，期间还到美国和我们住过一年半。回到威海应该是安心了，可是妹妹又到了天津。他们开始回新疆住了几年，父亲决心在新疆埋黄土，可是母亲坚决不要在新疆，要和子女在一起。最后的三年是和妹妹在天津居住的，同妹妹前后楼。

母亲走的突然也不突然。突然是因为虽然身体老弱，她并没有严重的某种要命疾病，大面积脑梗结束了她的生命。不突然是因为她已经是86岁，已经开始犯糊涂，大小便经常失禁。最后几个月都不爱看电视，甚至她喜爱一辈子的排球比赛（母亲年轻时时候是海军体工队排球运动员，转业后还参加过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会），最后10多天连保持每天两次让保姆骑电动车去菜市场玩的活动都停止了。她最后每天的乐趣是妹妹下班后来看望她，拉着妹妹的手说想她，要多呆点时间。

我见母亲健康的最后一次是9月中旬，我那次在天津只呆了四天，前期去了新疆同学会和南疆旅游。

母亲的离开让我们感到的伤痛之烈出乎我预料。我想过如果母亲哪天走了一定很难过，会流泪，会伤痛，可是发生了才知道是掏肝挖肺的心痛，而且难以释怀，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如丧考妣”含义。

人百年之后是否有灵魂存在？我实在不知道。母亲去世，我倒是希望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和她有所沟通，甚至有些相信过去不屑一顾的说法，希望母亲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思念和爱戴。

这次母亲的追悼比较简单，是按照母亲的遗愿，也借鉴了天津人的一些方式和说法，算是入乡随俗了。

有些过程挺俗气，没有什么道理，可是轮到自己身上了，也没有勇气说”不”字，希望通过这些传统仪式对自己有些安慰，而且多是妹妹安排的。

在过夜守灵的过程中，有了大量时间回忆母亲，不断地让我热泪盈眶。我在最后一次同母亲电话里，她还说想念我们在美国的一家人。

我后悔对母亲的黏人有时不耐烦，对母亲对我的问寒问暖不以为然，对母亲病态般的抱怨、要求和固执有时候还不满，后悔我和她最后几年相处的时间太短。

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去年为父母举办了60年钻石婚纪念，女儿和女婿都来到天津参加，还有不少亲朋好友。妹妹为他们准备了录像，包括许多照片，还有各地不能来的亲友的问候。去年儿子暑假也来到天津，和爷爷奶奶有不少交流，有了感情，回美国同他们告别的时候还掉下了眼泪。后来知道了我都吃了一惊。

母亲是11月27号星期一早晨发现的脑梗，进入抢救室后妹妹就给我微信通知。加州的时间是周日傍晚，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决定马上回去，还买上了机票。周一清晨5点多就开始了去天津的旅程，周二晚间我已经在母亲的床边。母亲在周四去世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和妹妹都是寸步不离，拉着她的手，摸着她的脉搏，亲吻着她的面颊和身躯，不断对她说话，感谢她给了我们生命，她的养育之恩，让她放心儿孙子女，一路走好，一直到监视荧屏上心脏跳动显示成为直线。

真心希望母亲在弥留之际可以感受到我们对她的感激和思念。

对母亲的抢救过程中，我们家属都有一定的选择，我们参考了许多朋友的建议，采取了无创伤的急救，不希望母亲继续经受折磨，让她保持身体的完整，安详美丽地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我心里老是在想那些创伤性的急救方式是否可以延长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她的生命，可是通过和医生的交流，知道这些延长的时间对她已经没有意义，是折磨和痛苦，是浪费。她已经无意识，脑梗对大脑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她的许多器官开始丧失功能。用开颅减压、割喉插器官都是简单维持生命的迹象，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更不要说质量了。

我认为是正确的选择，她走的是那样的安详和平静。

可是我也感觉到她又是那么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们。几次我感到她没有脉搏了，荧屏上也基本是直线了，几分钟后脉搏又开始恢复。

反复多次后，她的手颜色开始发白，指头开始发凉，生命消失。

医生确定她生命迹象消失的时间是周四（11月30日）下午一点零五分。我和妹妹开始为她擦身体和换衣服，虽然我们选择的服务包括别人来处理这个过程，我们兄妹俩希望自己动手给她收拾，和她最后紧密接触一次，感受她的体温。妹妹还给她化了妆。全部处理完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病床边上。我们已经让医生开好了死亡证书。

我们在母亲的住处摆设了简单的灵堂。

除了妹妹一家人和我，两个新疆来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和我家几代人的挚交的下一代，从头到尾都陪着我们，车前马后地跑腿帮助。小刘和小陈这两个20岁出头的孩子真是不容易，我挺感激的。中国教育下的好孩子还是让我吃惊。

妹妹家的亲家，她在天津的一些朋友和同事通过各种方式知道了消息，都主动联系妹妹，来到家中表示哀悼。

按照风俗，第三天出殡，我们不希望亲属从各地赶来麻烦他们（母亲老早就叮嘱这事），在第二天下午才开始给他们通知，让他们知道我们第三天清早就给母亲送路了。

接着是亲属的电话和问候。老姑妈从美国打来了电话，并安排表姐为民送花篮，凤安姐在电话那边是哭成泪人，立新外甥写微信问候送了花蓝，袁辉姐和文法姐夫的慰问，……

按照母亲的遗愿，我们要举行海葬，连夜刚买了10扎和盆装的、黄白相间的菊花。母亲非常喜欢花。

妈妈，我们永远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