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玲姐

只有一个伯伯，因为在山东济南担任国民党仓库的保管员班长，解放后被关进监狱几年，以后就在山东老家务农了。

农村里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后来日子不好过，加上爷爷的地主成分，他的六个孩子都没有让上中学。

父亲兄弟姊妹四人，只有伯伯被窝在了农村里，其他几位都到了城市和边疆。两位姑母找了‘出身好’的军人干部，成了人家的人。虽然她们自己一辈子政治上受压抑，但是让下一代洗刷了老一辈留下的‘历史污垢’。俺老李家情况差一些，我这一代还要填写爷爷一辈的‘成分’。渡过各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但是情况还是比老家农村要好，起码让我兄妹上中学了。

我家在1962年从上海到了新疆后，父亲感觉虽然不能同大上海相比，但是要比鲁西老家农村要好多了。去新疆找工作和安排户口在那个年代还比较容易，大伯家的二女儿，我的叔伯姐姐海玲就这样被我家接到了新疆。那时候有不少内地农村的亲属投奔姑姑，叔叔，或者姨姨，舅舅到新疆去了，有点像80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将亲属接到美国差不多。

海玲姐是位大美人，一点都不像是农村出来的姑娘，在她姐妹四人中最漂亮。实际上，她是从上海来到新疆的。她在上海没有户口，是姑母将她从山东农村接到上海来帮助照顾几个孩子，也就是她的表弟妹们，还想看有无希望留在上海。她不比姑母的孩子大几岁，很快就学会了讲上海话，普通话中的山东口音也开始减少，还有了几分上海人的精干和有眼色。由于户口的原因，她不可能在上海呆下去，就在六十年代投奔了在新疆的叔叔，我父亲一家人来了。

海玲姐绝对是家里的好帮手，我们家许多家务活都让她包了。回想起她从小就从农村到了姑姑和叔叔家生活，这也是锻炼她生活能力的一段重要历程。只有任劳任怨，看人颜色，才能不讨亲戚的厌烦。即便是姑姑和叔叔家，时间长了也是寄人篱下。

从上海过来，普通话还说得好，她开始的工作是我们农八师师部的电话接线员。那时候打电话没有电话号码，都要通过总机的接线员。也就是先摇电话旁边的摇把，打入总机室后，报名要接的地方或者人名，然后由接线员帮助连接上。

海玲姐口齿清晰，白齿红唇，黑色的刘海，靓丽的身影吸引了不少好逑君子。不仅仅是师部的单身汉喜欢找她吃饭和玩耍，就是那些个有妻室儿女的干部们也常常到总机办公室找她搭讪。总机房的领导开始有了意见，认为这样会严重影响工作。不少干部太太们也开始向领导汇报和抱怨。

随后，上级领导发现了她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兵，还坐过共产党的监狱。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适合在师部里工作的。

就这样，各种原因加在一起，海玲姐被调离到距离石河子市30多公里外的金沟河水管连。新疆是灌溉农业，水果庄稼都是靠着河水的浇灌成活，而这些河水又是靠着高山峻岭的阻挡，形成地形雨，在山上储存后，流入绿洲平原，成为人类，植物，以及牲畜依靠的水的来源。金沟河是玛纳斯河的一条分支。

大家都知道新疆过去维族人比例高，可是许多人不知道由天山分割开的南北疆的北疆部分一直是以非维族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人占比例高的居住地区。这里的许多地名都是蒙古语的原名，比如准格尔盆地，玛纳斯河，乌鲁木齐等。像石河子和金沟河又是汉语的地名。就同新疆的民族构成一样，新疆的地名也是从各种语言中来的，南疆地名从维语演化多一些。

虽然石河子是个小地方，可是就生活在北疆农场和农村的人来说，那可是‘城市生活’，要比农田里的生活好多了。

海玲姐虽然是从石河子下去的，她本来就熟悉农村生活，对农田劳动并不陌生，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新疆兵团农场里是拿工资的，虽然少，可是要比老家农村里，或者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的日子，还是要稳定多了。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而且还是个地主出身，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干过的子女，有口饭吃，有地方住，就非常满足了。而且，海玲姐有了在新疆的正式户口，户口在那个年月是多么的重要。

就这三十公里路，我和海玲姐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多久，海玲姐的年龄在20岁左右。由于她父母不在身边，她的许多事都要告诉我的父母，让他们帮助决定，比如婚姻问题。

一日，她同我父母说交朋友了，但是有些麻烦事。

由于出身不好，我父母一直强调她今后找对象，应该是出身好的，这一代不行了，希望改变下一代的出身背景。

在她所在的水管连，有位姓杨的青年，甘肃天水农村参军到了新疆，然后就地转业。他出身好，还是党员。据海玲姐说，这位转业军人非常能吃苦，因为他家乡比我们山东农村还要艰苦。新疆来的汉族人来自五湖四海，每个省份来的人大都有些相似的地方特色。比如四川人就很会做饭，还有干活会动脑筋，会种菜。山东人能喝酒，讲义气，说话直通通。河南人一般能说会道，跑江湖的能力强。甘肃人是苦活重活都不在话下，特别能够吃苦，踏实肯干，但是口才不佳。

我这个未来的堂姐夫的确是一位典型的甘肃人。他第一次到我家，给父亲提了两瓶伊力特，可是进门后除了问候几句，剩下的时间一句话都不会说。我那时候还是毛孩子，看到他红着脸，两张长满老茧的大手在前面搓来搓去，一脸憨厚的样子，心里直发笑。他好像很听海玲姐的话，进我家不多久就开始找活干。我家就一间小房，冬天要烧炉子。他不断给里面加煤炭，还主动到后院存煤炭的地方将煤炭移到房里面，还问我们需要什么。他是一脸的甘肃人样子，粗旷，红脸大汉，口音挺重，但是我可以听懂。按照城市里人的眼光应该是比较土气，没有上过几天学，可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后来海玲姐去过他在甘肃农村的老家，回来说那里是一贫如洗，还赶不上我们鲁西老家呢。我不能够想像还能够苦到什么程度，因为俺们山东老家已经是室徒四壁。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里，出身好，转业军人，再加个党员，是女青年们寻偶的香饽饽。其它什么教育水准了，长相了，家庭了，都是次要的。

上面说的有些麻烦是‘政治’原因。

因为党员小杨要找俺海玲姐，“组织上”不同意！原因是海玲姐家庭出身是“地主”和国民党大兵的女儿，复员转业军人加上党员不应该找这样的女青年，否则会影响“进步”，也就是以后的提干会受影响。

可这个小杨是和海玲姐对上眼了。人家对上级组织来的人说了，我非她不娶，不提干也罢。

就这样，人家结了婚，没几年三个孩子出世了。

海玲姐还是那么能干，如果到我家里来，依然是把我家收拾一遍，有时还帮助洗衣被。

她是个好母亲和好妻子。我注意到，她每次同我们一起吃饭，总是先让所有人先吃，她最后吃点残汤剩菜就行了。后来听说她在家更是如此。

有件事我家挺感激她的，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被压到远离我们一百多公里外的农场监督劳动，母亲被关押在“学习班”一年不让回家。我和妹妹两人在家生活了一年。我也是小学生，根本不知道如何照顾妹妹，家里粮食不够吃。期间的一个暑假里，海玲姐将我妹妹接到她那里去住过几十天。

在那个年月，许多亲友，朋友，以及过去的同事对我们大都是视而不见，或者是远远躲着，因为俺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家庭，批斗会都司空见惯了。

恢复高考后，我和妹妹都幸运上了大学，家里的倒霉日子算是结束了。我回家过暑假，海玲姐到我家来访经常同我这个堂弟聊聊天，我们俩还可以说几句洋泾浜的上海话。她很羡慕我可以受到高等教育，说我们李家总算有个出头的日子了，我和妹妹都可以在城市里找个安稳的工作了。多少年来，出身地主，国民党兵，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爷爷自杀，这些黑云一直笼罩着我们李氏家族，几代人都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

她开始考虑自己的三个孩子，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农场的教育条件比较差，孩子考学不容易。

80年代后期，我在英国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海玲姐得了胃癌，还是晚期的。俺家媳妇去乌鲁木齐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去看她，她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她还在想着孩子的事。

后来我们都说她的生病同经常吃剩菜剩饭，太不照顾自己了有关联。

海玲姐去世后，我还见到过我那位堂姐夫几次，老杨苍老多了，一个人继续将三个孩子拉扯大。多年过去了，他居然没有再婚，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能找到像我海玲姐那样的好妻子太不容易了。

80年代末，上海大发展，开始缺乏劳动力。上海在新疆六十年代的支边青年的下一代开始步入劳动年龄。于是上海市政府找到了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新疆的上海知青每家可以送回上海一位子女就业。

在80年代能够去上海就业，那好似是一步升天，改变人生一辈子的好事。

海玲姐虽然是从上海来，但是她没有上海户口，严格来说不算是上海知青。不过那时候，上面那个关于上海知青可以送一位子女回上海的红头文件不是那么严格。我父亲找到了一位原来负责上海知青安排的老干部，同他讲明情况。他反复看了文件后，说没准我家海玲姐也适合于这样的条件，不过上海必须有长辈出示证明可以接纳居住，和接受户口才行。

就这样，我那位老杨姐夫去上海找姑妈。姑妈排除家里人的众议，最终将海玲姐的姑娘安排到了上海当工人。

再以后我对海玲姐一家的消息都是从家里人来的。她的老大以后上了中专。后来在乌鲁木齐找到了工作，现在是个小干部。最小的儿子也有正式工作。刚刚听说海玲姐在上海的外孙女学习很好，考进了大名鼎鼎的华东师大二附中上学，以后应该进入好大学的。海玲姐的女儿自己没有能够得到高等教育，可是为了下一代吃苦耐劳，不惜在学校附近租用高价房，上补习班。看来她继承了海玲姐的许多优良品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海玲姐当年没有能够在上海呆下，她的后代成为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了，还是优秀的上海人。

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我有时还会想起我这位海玲姐。大大的眼睛，妩媚的笑容，秀丽的身材，手脚麻利，眼里有活，人很大气，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够给大家带来欢笑。

也想到她的一生太辛苦了，太不走运了，世道刚刚好一点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