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学没有学过英文，以后下乡，考上大学开始学英文，那时候舌头已经开始发硬，所以到现在讲英文还有着硬盒中华牌的口音，惹得儿子时不时地要矫正老李的发音。
语言这玩意必须是从小开始，过了十四五岁，学外语一般都会有些口音。
不要说讲外语了，讲普通话（台湾称国语）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讲普通话都有口音，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小时候不讲普通话，以后需要经常讲普通话的时候为时过晚。
所以我们这一代讲英文有口音是情有可原的—我这里是自我安慰。
说到外语，我在初中和高中之间学过两年俄语。我的俄语发音可能要比英文发音好，因为是小时候学的。当然我的那点俄语现在都丢进太平洋里去了。
讲起语言发音，我们新疆的那一代，算是军垦第二代吧，都会模仿一点外地的地方口音，而且不少人是惟妙惟肖，足以乱真。
50-60年代新疆兵团的人口大都是外来户，我们的长辈们算是军垦第一代，他们是天南海北那里人都有。我们这批军垦第二代有些是出生在新疆，还有一些是在内地出生，然后跟着进疆的父母来到了新疆。学校也是在这个阶段建成的，老师大都从内地分配、调动、或者下放来到新疆。
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外地人’，操着各种南腔北调，让我们这些个新疆第二代耳濡目染，以后大家都能学着讲几句外地方言，特别是河南和四川话。
那是因为50-60年代的饥荒，河南人到新疆逃难的人数多，以至于兵团生产连队里的大部分人都操着河南口音，包括那些个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四川人来的人仅次于河南人。
现在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都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了，他们的口音更加近似普通话，稍微加一点西北戈壁滩的乡音。‘是不是’给你讲成‘似不似’，‘干什么’成了‘干蛤蟆’。
回到外语老师的正题上。
到了初中最后一年了，我们开始有了外语课。学校里能教英文的，是在法国有法律博士的‘王特务’，还没有被‘解放’，在‘老牛班’监督劳动呢。我写过‘王特务’的故事，他老婆是保加利亚人，是他在法国的同学。
王锦全老师（王特务）解放后进了监狱，他的‘外国老婆’在上海等他出狱后，带着俩个孩子一起被遣送到了新疆。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到了我们学校。
王老师到新疆没有教过什么课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他一直在老牛队里，住过猪圈，最后是搬到同我家一排，成了隔了两户的邻居。我暑假回家自补英文，曾经让他帮助读过我的英文课文，绝对的英式英语。王老师是浙江人，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这南方人讲英文要比北方人容易点，当然人家是上海圣约翰的老底子。
他的保加利亚老婆文化大革命不多久就不敢出门了，以后还神经兮兮，最后死在家中。王锦全老师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开始教英文，没有多久就被调到农学院当英文教授去了，算是有了个好结局。
一位教俄语的张拓老师，是50年代初新疆学院毕业的，过去一直为在新疆的苏联专家当翻译。后来中苏闹矛盾，人家走了，他到我们学校当老师。
记不住他为什么也成为学校老牛队的成员，好像是‘三青团员’的历史问题。他的两个儿子本来就内向，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加寡语默言了。他的小儿子因为打链霉素过敏，耳朵聋，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大都在一边看着。
那年月同我父亲来往多的大都是同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倒霉的人，因为这样大家都不忌讳，不会影响各自的前程，所以我们家里的常客都是‘老牛’。张拓老师不时地到我家来掰豁他给苏联人当翻译的各种趣事，和见到过的新疆生产兵团的‘大领导’往事。实际上，那些个‘大领导’们那时都在挨整。
张老师说有时参加宴席，主座上没有翻译的位子，领导和苏联专家又爱说话。他这当翻译的就要饿着肚子，不停地看着人家吃饭敬酒，嘴上还叽里咕噜地给两面翻译。中间有空隙了，就到后面厨房里一阵狼吞虎咽。
还有就是各种翻译错误的笑话。
张老师是甘肃人，口音还挺严重，他的俄语一定是甘肃洋芋蛋味道的。文化大革命后学校又开始开外语课，但是不要俄语了，张老师开始了教英文。
另外一位是刘秉凯老师，算是真正教过我的外语老师。他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出身不好，不过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刘老师家离我家就隔一条路，他的三个儿子经常跟我玩，特别是大哥洛宁。
洛宁比我大两级，我们玩得比较多的原因应该是都喜欢看小说，经常互通有无。洛宁的记性好，每次看过同样的小说，日后侃大山，他都能将人物内容说的头头是道，我只能说个大概过程。不过，借给他的书从他手里走的太快，你不追着要的话，几天以后就不知道传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家一本‘大辞海’就是这样给他传丢的。我是从那本辞海中第一次知道‘铁托’，‘戴高乐’的背景资料，还有中国许多历史事件的简单介绍，什么‘五卅惨案’了等等等等。
刘老师人瘦，砍刀眉，走着朝外的八字步，有一米八的个头，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他对待学生像大人似的，话语不多，主要听你讲话的。但是回答时却深思熟虑，有长者风范。
刘老师对自己的孩子管教严格。一次，我同他家小儿子不知为什么事争持，还动了手。
那是个冬天，我们都在冰上打‘牛’。说起打‘牛’，南方人，或者现在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了。这个‘牛’实际上是铁制的坨螺，它可以是任何圆形的钢管，或者汽车上的小部件，下面焊上一个小钢珠制成。你用自己做的‘鞭子’，将‘牛’缠好，然后突然抽出鞭子，这叫做‘发牛’，让‘牛`在冰上开始旋转。你可以不断用鞭子抽动‘牛’，让它不断加速。
这‘打牛’是我们新疆孩子那时候冬天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大家互相之间还要‘撞牛’，就是两个对手抽打着各自的‘牛’互相碰撞，那个不经碰撞，摔倒‘死’了的‘牛’就是输家。
我和小宁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撞牛’的问题干了起来。刘老师远处看到，走过来问为什么。我算是‘恶人先告状’，把自己的‘理’说了出来。
刘老师上去就给他家的小宁一巴掌，而后大声指责着让他回家受训。小宁当然是委曲地哭着声辩。我自己觉着不是滋味，赶紧溜号了。以后知道，同刘老师家里的孩子干架，他不会护着自己的孩子，而且动手还挺狠，我最好不要找这样的麻烦，因为我们的打架吵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年月，学俄语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打字拉斯物业特，布列协大街里毛泽东）。俄语的卷舌音比较难掌握，我们还互相比着，看谁能持续地能将那个‘了’发地道。以后还学了俄语的‘性、数、格’的变化。刘老师还给每个同学按照中文发音用俄文给了名字。
1973河南有个小女孩自杀，写下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名言’。然后是北京的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信，质疑“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我们学校的外语科立即下马。
外语老师闲下来，我的俄语学习到此结束。高中数学开始学老师新编的‘农业数学’，加加减减千粒麦子的重量等。
几十年后小试过两次俄语。一次是在去阿拉斯加的邮轮上，同上面的美丽的乌克兰女服务员说了几句。她夸奖我的发音不错，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应该归功于刘老师，还有那时年龄小，舌头能转过来。
还有一次是家里装修，装地板的都是乌克兰移民。乌克兰人大都能讲俄语，算是前苏联同化成功。这次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吃掉，除了那里本身俄罗斯族人口比重比较高以外，过去的同化应该有关系，因为许多放下武器加入俄军的是乌克兰人。我在这里见到的一位哈萨克斯坦学生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因为他们都是用俄语教学，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文化大革命后，学校让刘老师教英语。刘老师说我是俄语的教师，怎么能随便换语种呢？如果不开俄语课，我就退休。刘老师老早就退休了。
以后刘老师和太太雷老师跟着当电影演员的儿子小宁在美国、上海、北京、还有新疆到处跑。我在去年小宁家还见到了已经是癌症晚期的刘老师。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那位前面提到的张老师很多年前因为心脏病死了，‘王特务’走的更早，80年代开始被使用不多久就不行了。
这三位老师同我家来往都挺多，可是我从来没有动过心思想学上一门外语，浪费了大好时光。最后到了大学连英文26个字母都说不全。
老教师应该是桃李遍天下，可是我们学校这三位外语老师的一身武功都被文化大革命给毁了，没有机会真经把本地教过学生他们的真本事。他们都是有本事的好老师。
时光真快，虽然每年回国，能见到的老师已经是所剩无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