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家里一直对爷爷的事难以启口。到我这第三代目前活着的有15位孙子辈，大家很少提到他。他不是读书人，也不是名人。解放前后补过自行车、钉过鞋，是社会底层的手工艺劳动者，没有什么能让后代值得炫耀的历史。解放前，他曾经在南京做运输生意成功过，还送我父亲去教会学校一年，那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破产了。解放后，跟着子女在上海和新疆居住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遣返‘回到山东老家。
父辈难以启口的原因主要是爷爷在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坐了5年的监狱。他的四个孩子中，老大当了国民党兵，其他三个解放后加入了解放军。父亲在部队上时间最短，是因为不安心部队生活受处分后走人的,后来上了大学。
我对他了解不多，大都是从父亲和姑母那里听到的，不少还是在近期知道的，其中包括爷爷是‘劳改犯’的历史。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也很少提及他。除了姑母在离休时给了‘党票’外，爷爷的几个孩子都没有成为‘党’的人。爷爷的经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缩影，一个人的命运随着国家的政权的变动而起伏，以后是解放后的各次政治运动主导着。他本身就是个农民，是日本人的入侵让他离乡背井。在外面颠簸了几十年后，又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让他回到了他出生的农村，并且终结在那里。
我写他是为了记载一段那个时代历史，一个平常，又不平常的中国山东农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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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在1969年就去世了，他是在山东农村老家投井自杀的。爷爷的名字叫李子敬，听起来还挺文气。
我的印象中爷爷是个瘦老头，满嘴鲁西口音，脾气挺硬，我不听话他就拧我的屁股，很痛。他住在我家走廊另一头的一间房子里，爸爸下班后常常到爷爷奶奶那边去。母亲很少去，公公婆婆和媳妇亲如一家的很少，孩子是自己的好，爹娘是自己的亲，老婆吗？。。。
爷爷的父亲是地主，去世后留给了两个儿子–就是我的爷爷和他的兄弟，每人几十亩地。爷爷有点文化，上过‘高小’，就是高级小学。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小学还要加一个什么‘高级‘，可能是同私塾区分开吧。奶奶原姓王，是从‘王楼’娶过来的。我们这个村是‘李园子’，周围还有姓张的村。几个不同姓的村相互娶对方的姑娘为媳妇。姑娘是泼出去的水，在农村的确是如此。因为她们早晚要嫁到别的村子里去，同不同姓的人家过日子，给人家生儿育女。
那年头，农村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据我父亲讲，他应该有兄妹七八个，可是最后只存活了四人。父亲有个大哥，还有两个妹妹。
虽然是在农村，爷爷还挺赶时髦。据说他是当地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这个喜爱新鲜事物的基因传到了父亲身上。父亲开始玩录音机、照相机、手机的时间都比较早。七十多岁时开始骑摩托车，现在八十多了开始玩电脑，手里有好几个手机，长途短途各有说法，各有用途。
一九三一年‘9.18’事变后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而后在一九三七年占领了山东省。虽然大城市被鬼子占了，农村乡里还是中国人的天下。爷爷卖了地，拉起来了个武装，号称‘抗日人民自卫团’，要保家卫国，同日本鬼子打。
在70年代我唯一一次回老家认祖的时候，村子里有老人同我说起爷爷当年的威风劲：骑着高马，腰上别着枪，后面还有一百多个人，七八十条枪。嘿嘿，这比‘沙家浜’里的胡传魁还要威风。
爷爷当时的情形没准真同胡传魁，那个胡司令的状况差不多。不过后来胡司令是让共产党的新四军活捉了，而我爷爷是让日本人抓了起来。
因为是有点枪支弹药的地方武装，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要把爷爷的部队拉过去。父亲说爷爷被安排同徐向前和宋任穷见过好几次面，保持过一段联系。我刚查过网，这个事有点谱。因为徐向前在1939年去山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组织八路军同日本人干，最后成绩不佳，一年后无功而返。
爷爷的部队最后让国民党改编了，成了一个‘独立大队’，他是团长，团副被安排成了国民党的人，十足一个胡传魁、刁德一的搭配。以后问及为什么他没有跟共产党走，他说国民党是正规军，另外共产党内部搞斗争太多。那个原来充当他同共产党联系的联系人，后来在党内斗争中给枪毙了。
因为这个原因，爷爷1949年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修理的时候还想联系当年认识的一位北京的大官，因为此人也曾帮助过爷爷同共产党联系，让他给写个证明，说明爷爷当年是同共产党有过合作的。这都是后话了。
爷爷的地方部队都是些虾兵蟹将，做样子还可以，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日本人占领了山东聊城后，让汉奸传信下来，要同众多的老百姓地方部队谈判。爷爷他们还真去了。到了聊城，日本人把他们一窝端，全部抓了起来，五花大绑，要押到东北去做苦工。他们在乡下的部队树倒猢狲散，还没有跟鬼子动一枪一炮呢，就被日本人给全部瓦解了。以后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很多情况是中国的抵抗力量不经一击，鬼子是以少胜多，在中国的土地上长驱直入。我爷爷上百人的队伍更是一枪都没有机会放出来就全面崩溃了，真是窝囊。
爷爷命大，在押送去东北的途中，他半夜脱逃，偷跑回到在乡下的家。在家稍微打点之后他去了济南，不过这次是隐名埋姓，投奔那里的一个朋友去了。
以后奶奶和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个孩子都碾转到了济南。爷爷在济南打零工，做点小生意，以后还在南京住过。再以后，大伯进了国民党军队，当了个仓库保管班长。解放前期，大伯曾经得到转移台湾的机会，因为他的一个把兄弟是国民党营长，连我爷爷和奶奶也可以同去。可是他们认为国民党逃到台湾没有希望了，就留了下来。两个姑姑南京解放后在父亲的鼓动下参加了解放军，后来跟着部队到了上海。父亲要去北京找他的中学时期的女朋友，并在那里当了解放军的文艺兵。
解放后，爷爷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了五年刑。伯父是国民党兵，判了两年刑。在爷爷的‘假释’期间，父亲将爷爷接到了上海。
我家在六十年代到了新疆后，很快把爷爷奶奶从上海接到新疆。爷爷和奶奶在上海的户籍问题解决不了，有历史问题的爷爷在姑姑所在的部队大院里住着也不合适。
在新疆，爷爷和奶奶过的还算太平。因为父亲在学校当老师，我们学校还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后来父亲把解放后回到山东老家的伯父一家人也都接到了新疆。新疆要比山东农村里好过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调人员了解到爷爷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大伯曾经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他们陆续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农村里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情况差异很大，我们老家那里是比较厉害的。爷爷挨了不少批斗，大伯家所有的孩子都不让上中学。不让上学这一招很厉害，以后大伯家后代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不高，即便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之后，情况也没有改进。
1969年，父亲在新疆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了教师队伍，到农场监督劳动。这个消息是从外调人员的口里传到爷爷和奶奶耳朵里的。这对爷爷的打击非常大。他觉着这个家没有希望了，自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大儿子押回到了农村，孙子连中学也不能上，他最宝贝，也是家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儿子，也在新疆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李’家算是走到了尽头。
一个寒冷的夜晚，他换了一套干净衣服，口袋装了几把花生米，还拿了一包香烟。他走到村后面的一口井边。那口水井是用来灌溉农田的，灌溉那已经有上千年耕作历史的鲁西平原农田。从后来的现场分析看，他当时非常冷静，起码在井边呆了个把小时，因为周边散落了许多花生皮，还有十多个烟屁股。他一定是在那里考虑了很长时间，是委屈地活下去，还是了结此生。
吃花生米，是他不想做个饿死鬼，最后享受一下那人间烟火，满足一下那个人的基本饥肠需求。抽烟，是要镇静自己，好好思索一下这一辈子的最后时刻。
1974年我头一次去了山东老家。大伯将我拉到这口井旁边，它的水仍然用来灌溉农田。我紧张地不敢走近这口井，更不敢朝井里看。我在想像爷爷那个晚上的情形：一个近70岁的老头，坐在井边走投无路地长吁短叹着。花生吃完了，烟抽完了，这个世界仍然到处是一片黑暗。一个清醒的，身体健康的人要走到那一步还真需要点勇气。
他一定会想到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农村监督劳动，另一个在新疆监督劳动。都没有希望了。
他想到我了吗？那个在新疆爱哭不听话的孙子？其实我的日子也不好过，班里两个小学生没有能加入‘红小兵’，我就是其中一个。
他头朝下跳了进去，没有给自己任何机会。第二天家里人到处找，有人在井口看到了一堆烟屁股，还有。。。
几十年过去了，我有时还想回去一趟看一看。
不知道那口井还在吗？还有那清水汪汪吗？那清水依然浇灌着鲁西平原吗？年复一年，这井水养育了多少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日月星辰，又有多少个被人们遗忘的故事发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一切好像发生在昨天，实际上已经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虽然斯人已去，但愿青山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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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为了写这篇小短文，打电话给父母想多了解一下爷爷的情况。没有想到他们对我的想法不理解，甚至很恼火。他们至今还觉着爷爷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头衔，被劳改，后来自杀的历史很不光彩，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亲朋好友，邻居街坊，都不知道这门子事。如果让大家知道后，会扫他们的面子，甚至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要把那段‘难堪’的历史彻底忘记。他们曾经看到我的小文‘俺爸是个反革命’，对我翻出文化大革命的老账就很不满意，甚至让我休笔。说我吃饱了，撑着了。
可能由于我的近几十年的履历和生活环境同他们差别很大，我并不认为这些个历史对我是什么耻辱。爷爷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当过修鞋的小炉匠，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着。爸爸是当过牛鬼蛇神，挖过大粪池，现行反革命分子，还被监督劳动过三年。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真事。我们家几代人没有抢盗和任何刑事犯罪的记录，如果没有政治运动的话，大都会过上平常人的生活。是人为的政治斗争，让我们家族的历史增加了几分色彩。
写了这篇小文算是对我爷爷的怀念吧，有负父母大人的愿望。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说出那段我知道的历史。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这好像是我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说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