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妹妹赶上了77级，而且是以在校生的身份考上的。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积压了十多年的年轻和已经不年轻的人们开始有机会通过高考上大学。由于是文化大革命后老邓上台后新的决定，那年的考试打破常规被安排到了年底。我们队上的王书记挺开明，让下乡知青回城去复习，恰好冬天生产队上的农活不多。
我开始在家复习，没几天妹妹说也要参加考试，因为学校得到通知，77级的学生在78年二月入学，78级的在校中学生也可以提前参加考试。那年头政策天天变，好容易碰到这样的机会，老爸老妈的期盼自不必说。能让两个孩子一起上大学，那真是做梦都没有敢想到过的好事了。
那年我们石河子一中在78级学生中挑出了二十多名参加高考，最后只有我妹妹被录取，进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让我们家里好生光荣了一阵子。妹妹并非年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但高考发挥良好，申报学校适中。
按说妹妹在一方是够风光了，谁曾想她还留过级呢。为什么留级生在高中会成了香饽饽了？而且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新疆的重点中学–石河子一中的第一名在校学生考上了大学呢?
我家妹妹留级是有原因的，而且是那个文化大革命。
妹妹小学三年级那年，老爸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了远离石河子100多公里的150团监督劳动。几个月后，老妈也被关进学习班，学校找了几位‘红卫兵’小将监督，不让回家。暑假到了，妈妈捎信回来，想让妹妹去我的一个叔伯姐姐那里。我当时也是个小学生，不会照顾妹妹，而且常和妹妹吵架。我的那位叔伯姐姐住在农场‘金沟河’玛纳斯水管处，离石河子有三十多公里。十分感谢我的这位叔伯姐姐，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让我妹妹在她家‘避难’了好几个月。
暑假过后，新的学年到了。虽然我们在学校受屈辱，可是学还是要上的，否则还能干什么呢？
还好，‘学习班’给妈妈放了几天的风，让她回到家里照料我们几天，洗洗纳垢已久的衣服和被子。妹妹也从‘金沟河’回来，但晚了两天，原因是没有能搭上前几天的便车。
妹妹回到家，母亲赶忙带着她去上学。可是把妹妹送到学校后，妹妹转头就回来了。母亲问为什么？妹妹哭着说，年级里管事的那个陈老师，现在是陈政治辅导员，把她赶回来了。妈妈赶紧把妹妹重新带回学校问是怎么回事。陈老师说我妹妹迟到了，已经错过了‘报到’的时间。我母亲一听，这不是明白着欺负人吗?我妹妹是返校学生，又不是什么新学生，哪里有什么‘报到’之说？另外，即便是外地来的学生，也是可以在学期中间插班的呀，我们这里晚了两天就不能上学了？
‘不行，这是我们的新规定’，陈老师说。
‘你能拿出明文规定来吗?’，妈妈问。
‘你还要明文规定？说不行就不行！’
‘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怎么办？这不是我们的事！’
没有办法了，母亲带着哭哭啼啼的妹妹回到了家。还能找谁解决问题呢？学校里是‘工宣队’掌握大权，我母亲是‘反革命分子’的老婆，一直在不断申诉为我父亲翻案，目前还在‘学习班’里隔离审查，谁会管这个闲事？
母亲硬着头皮去找了‘工宣队’的领导，吃了闭门羹，他们说这个问题由年级的领导决定。妹妹上学的事还没能解决，母亲几天的‘放风’就已期满，必须马上回到隔离反省的‘学习班’去。母亲又蹲了好几个月才被放回家。
妹妹这一年没有地方去了，学校原来的同班同学也不来找她玩，因为妹妹不是学校的学生了。
我家斜对门有个从四川内江来给女儿带孙子的老太太。她说一口四川话，我们开始听着十分吃力。妈妈开始被关在学习班，从学习班回来后每天在‘老牛班’打杂工。妹妹没有地方去，白天就同那位老太太一起带着她家的小孙子玩。几个月后，妹妹能说非常流利的四川内江话了。因为老太太听普通话很吃力，妹妹必须用她的语言来和她沟通。其实妹妹白天没有人讲话，如果不会讲四川话，连同老太太交流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一年中，我家妹妹同老太太成了至交，每天都在一起，八九岁的她连回家说的都是老太太家里鸡毛蒜皮的事。
还好，第二年让妹妹上学了。这样，妹妹这辈子算是留了一级，实际上是一年不让去上学。
几年前，我问在国内一所大专院校当教授和系主任的妹妹还会讲四川话吗？
‘还行，就是多年没有讲过了’。
‘还记着不让上学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只是不愿意想起那些事罢了’。
即便是父母有‘罪’，子女何以受难？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缺乏基本道德观念的欺负人现象肆意泛滥，许多牛鬼蛇神的子女饱受侮辱和欺压。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好了，陈老师文化大革命后还成了我家的邻居，他夫人常到我家玩，一直是直呼我父母的名字，反正文化大革命中都这样叫惯了，父母也不计较，似乎把过去都忘了。陈老师依然积极向上，虽然入了党，但没有能被提拔上去。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校要看教学水平了，他教书水平妨碍了他，或许还有其他。对了，我一直想问问那位陈老师当年为什么要阻止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上学 。
大学毕业后几次回家探亲，我想找陈老师交谈一下，了解他文化大革命那时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想了几次，都没有张开口。
陈老师可能都记不住了。那些年的事好多人都记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