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辈子也没有想到我能在2004年后登上萨克拉门托春节联欢会的大舞台，跳起了’旱船舞’，还差一点一举成名。第二年我又参加了集体舞，今年又在我们自己的春节晚会上跳了‘回娘家’的舞蹈。算起来我已有六七年的舞台表演历史了。能跳舞，证明自己还不老，起码是心态不老吧。其实，我们这个社团里较活跃的朋友们个个都能上台表演。小康是是我们社团的老字号成员，没想到今年成了最闪亮的表演明星。他一个人串演了四五个节目，每个节目中他都有精彩表演。我们的节目是自排自演自欣赏，大家玩儿得开心，不亦乐乎。我们这些朋友是由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组成的，爬山的，照相的，唱歌的，跳舞的，什么人才都有。出国且不计较有什么利益得失，仅交了这群朋友也算是值了。
除了我之外，我们家里其他三口人都有点艺术细胞。父亲会吹笛子，年轻时在北京军区管弦乐队吹过英国号。母亲能拉一点手风琴。妹妹学过几年的扬琴，还上台演出过。父母亲曾想办法开发我的艺术才能，给我买了二胡和小提琴。我练了几个星期，发出的声音仍同杀鸡时的噪音无二样。父亲直摇头，犬子不可教也。我自己也失去了兴趣和信心。随手把提琴给卖了，二胡送了人。
我成长在农八师中学的校园里。学校分成小学部和中学部，两校的家属院则在一起。中学老师多数是内地院校来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发配到新疆的‘右派’和‘有问题’人士。小学部的老师多是新疆本地区培养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他们是跟父辈来新疆的第一代，不少人是国民党军人的子弟。新疆是在1949年和平解放的,大多数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大兵都留在了新疆，成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部分。
这些天南海北来的年轻、或是不太年轻的老师们凑到了大西北的新疆石河子市，心态没准有点像我们这批留在国外的留学生。大家都是外来户，在当地基本没有什么亲属。同本地老百姓，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生活、工作接触比较少。大家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新疆兵团的移民文化。老师们，也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同俺们工人、农民，解放军老大哥和小老弟相比多了点资产阶级的小情调。除了上班下班、开会学习、吃饭睡觉、生儿育女之外，还要寻求点什么精神生活。即便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高压之下，他们的生活中总有些小花样。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的老师们编排了一出话剧‘一只篮’。其实这出戏的内容没有什么新意，还是穷苦人家受地主迫害和压迫，最后翻身做主人的老调子。可是我们这些老师们有很好的表演能力。观众明明知道是在演戏，而且是熟悉的人们在台上演，一场戏下来，竟能被他们搞得哭哭啼啼，群情振奋。这出话剧在学校那个大食堂里演出了好多遍，没准我的‘艺术熏陶’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嘿嘿。
这出戏蒂造了学校的几个表演‘明星’。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提着篮子要饭的小姑娘刘音。说是小姑娘，她实际上比我还大一岁，是我们学校刘副校长的闺女。她台上凄凄切切的要饭声音是打动大家流泪的重头戏。在台上她受地主狗崽子的欺辱需要上演一段哭戏，她每次都哭得跟真的似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让大家也都跟着流泪。她人漂亮,歌声优美，一直被我们学校老师认为是最有艺术前途的孩子。可不知怎么回事，她后来却没有和文艺沾边。想参军当文艺兵没有去成，我们当地的文工团她家里又看不上。后来好像是嫁了一个部队师级干部的儿子。那年头的部队干部就和当今世界的大款爷一样,神气着呢。这个世界上，即便女人什么都不会，只要有漂亮的脸蛋，就能找个大户人家，过上好日子。这个道理好像是中外通用。
刘音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漂亮女孩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父亲是牛鬼蛇神，我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非常低。我基本上没有机会跟那些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刘副校长属于政工干部，那个年月正是得志之时。我这癞蛤蟆没有想过要吃天鹅肉。不过，俺还是知道谁家的姑娘漂亮不漂亮。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前是有钱的人家，解放后是当官人家的儿子闺女都漂亮。后来才醒悟过来：过去是有钱的能娶千金小姐，后来是当官的吸引美丽姑娘。有了好看的母亲,子女当然就漂亮了。不过智商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哈。
我们学校胡老师的女儿王戈丽小时候可是个人物。她那时只有十一二岁，却能把一帮小孩子指挥得团团转。而且她能独挡一面，自己从头到尾排出一场又一场的节目，在学校甚至师部大礼堂里演出。后来去了石河子文工团的刘二宁，张勃，和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刘小宁都在她手下拍过戏，演过节目。我妹妹和后来在广州当医生的张虹曾用木偶动作演过‘北京的金山上’，是深受欢迎的保留节目之一。那节目也是经她的手拍练的。王戈丽在这群演节目的孩子中有绝对权威。妹妹常在家同母亲争辩要按王戈丽的旨意办这办那，不可有丝毫怠慢。若是王戈丽把她从哪个节目中换下来，那可是要她命的事。好多家长都要拍王戈丽的马屁，希望她对他们的孩子多点青睐。屈指一算，这些事都是在我父亲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九六九年之前发生的。王戈丽后来几经周折上了大学，最后拿到了中文本科学历，退休之前是新疆昌吉自治州检查院的院长。十年前，我得到过她的茅台酒接待。王戈丽从小就喜爱文艺，快到退休年龄了还很有风度,姿色不减当年。几十年没见了，戈丽大姐见我时掉了泪，我也很激动,就差鳄鱼泪了。我们都是在一个校园里长大的。大家十分熟悉，谁家养了几只鸡，什么颜色的，鸡圈门朝哪个方向开都能说得一清二楚。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节目排练。我不会唱，不会跳，也不喜欢唱跳。有一次同父母看完他们的节目，在回家的路上父母开玩笑说让我今后去文工团演出，我气得大哭一场，好像受了侮辱一样。
可是这辈子我还真有一次机会差点成了文艺工作者。那是在一九七五年，新疆话剧团来石河子招收年轻演员。我正在教室里上课，教政治课的李老师让我出去一下，说有人要面试演员。我奇怪为什么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任何演出的跟着学校的那些文艺骨干同学们一起去面试。李老师说人家要求除了文艺骨干之外，还要一些个头合适、嗓门大、胆子大的学生。我属于后者。第一轮很简单,问几句话,走几步路即可。我们学校有六七个学生被选了出来，我也在内。回到家里对家人一说，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诧异我怎么能同文艺表演连在一起。不过,瞎猫还有碰到死老鼠的时候，若能碰上，我就能逃过下乡那一大关。我就继续撞我的大运吧。下一轮是在招考人员下榻的石河子招待所的小礼堂里进行。我被要求唱一支歌。我选了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歌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一定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我只能唱这种不高不低的通俗歌。老师说了几句绕口令，让我立即重复一遍：门上吊着刀，刀倒吊着。接着是演小品。老师给了‘公共汽车上’的题目，让我们自己发挥，表演中不能用言语，只能是形体动作。我这一辈子头一次听说还有什么‘小品’节目一词,原来还以为只有‘小品’一下点心的用法。我上了台，瞎编了一个挤车找座，碰上刹车，摔了一跟头的小品。俺们踢足球，真摔和假摔都会。再下面是考节奏感。听着打击音乐，我们在台上踏步，自己摆动作,有快有慢。我自我感觉节奏感还行，手脚也灵活,俺们毕竟踢了好多年的足球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轮的选拔。我施展我的浑身解数,恨不能把我所有的‘文艺细胞’都挖掘出来。最后，他们在石河子市一共选出了四名，我被选中，而且是石河子一中的唯一一名。连刘小宁，那个后来和姜文在中央戏剧学院同班颇有点名气的电影演员，都在第三轮中被淘汰了。肯定是招考老师看花了眼，让我这个没有艺术细胞的门外汉把他们给蒙住了。招考老师们让我们回家等待通知。我心头美滋滋的，因为要去乌鲁木齐过演员生活了。文艺团体–那可是美女如云的地方，嘿嘿。
我的美梦没有做多久就一枕黄粱了。那三个同学已经准备启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还迟迟未到。最终新疆话剧团的一位负责人给我们学校打了电话，说我的事黄了。他说是因为我的形象角色在他们剧团里有重复。后来那三个同学中间的一位传过话来说有一干部子弟顶了我的位子，但也不完全是走后门。那个小伙子错过了石河子的考试时间，家里托人送他去乌鲁木齐面试。他的确有基础和潜力, 剧团就把我的名额给了他。
以后我上了大学, 校园离新疆话剧团很近。一次碰到了当年从石河子去的那几位演员，聊起了他们的生活。当演员实际上很辛苦，练声，练功,保持体型和身材都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气力。他们出门时打扮得冠冕堂皇，实际收入很低，钱包里瘪瘪的。我本来就没有想过演员生活。那次考式从一开始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的事，即便我被录取了，我也不会在演员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不过，在我的青年时代总算是同‘文艺’打了一次擦边球，也可以把我的’文艺生涯‘的起始时间提前几十年吧。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第二次上舞台已经是三十年后了。这次是在萨克拉门托我们社团的春节晚会上。我这次上台一下子就出了名。不过，是因为捅娄子而出名的。
那年晚会的总导演是D女士—一位训练有素的文艺大将。她铁面无私，办事一板一眼，非常认真。每台节目从出场，对白，到下场都有细致、精确的安排。另外两位J女士和Y女士是这次演出的助理。我的节目不多，只有‘旱船舞’和最后的大合唱。临演出的前几天，J女士给我打电话说有一新想法，想让我做一新角色的候选人。我说我本身就是滥竽充数，这么短的时间给我一个新角色可能来不及了。‘没问题’，J女士说。‘这个角色不用排练，只要起到出其不意的喜剧效果就可以了’，‘具体过程Y女士会给你安排’。我心想他们都是大导演，我就识相点，遵命吧。
春节晚会开始了，我们四五十个演员在舞台上、大幕后穿插不息，忙的不亦乐乎。观众掌声时起时落。许多华人组织的代表也都在礼节性地观看我们的庆祝活动。当节目到了‘草原赞歌’时，J女士唱起了‘是谁留下了母亲的温暖…’，后面是我们最佳阵容的八位女士在伴舞。Y女士这时安排我穿着不伦不类的藏袍出了场。我完全不按她们跳舞的节奏来，浑身乱扭搭，嘴里反复哼着‘金珠呀米，呀咕嘟’。场上场下除了J女士、Y女士之外都愣住了。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三四分钟，场下变得非常安静，大家被搞得不知所措。我见好就收，一个献哈达的动作之后下了场。几天之后，大家群起攻击J女士和Y女士，认为她们俩太不严肃，不应该安插我的捣乱舞蹈，给大家来了个突然袭击。J女士和Y女士也醒悟到这个插曲的设计有欠考虑。 她们向总导演D女士道了歉，得到了她的谅解。我呢？因为是‘初犯’，而且只是个蒙在鼓里的‘帮凶’，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但从那以后，人人都知道了我的‘呀咕嘟’。
之后几年，我还参加了拉丁舞，游击队之舞，大联唱，‘辣妹子’的伴舞等等表演。每次在台上排练，我自己都不禁自嘲暗笑一阵子。这年过半百了怎么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文艺 ‘第二春’？现在这膀大腰圆的老家伙反而在台上扭来扭去地摆起姿势来了，做的许多动作即便是在身轻如燕的年轻时代也没有做过。没准老天是让我弥补青少年时期失去的一段经历吧。人生本身就是一场经历和实践。既然有了机会，我就顺势来他一把吧。不过,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还真不错, 而且对台下掌声的高低还是挺敏感的。没想到好大一把子年龄了，我开始找人生中的另一种感觉了。新的一页又从掌声中打开了。
我最近一次的表演是在2010年春节晚会上跳的舞蹈‘回娘家’。从观摩录像学基本动作开始，到几位导演反复纠正动作，前前后后经过累计有三四十个小时的排练，我们的节目上演时效果很好，受到了热烈欢迎。跳舞真是需要好身板，排练几遍下来，我已是浑身大汗。虽然辛苦，但也乐趣无穷。到了这把年纪，除了上班，干其它什么事都是要跟着兴致来。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蹦蹦跳跳蛮有意思。这也算是我们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了。
看来，我的‘文艺生涯’还没结束呢。 
华夏文摘 第一○七三期(cm111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