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高小光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从下乡的农村回到家，母亲对我说“高小光死了”。“死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只有二十岁，和我同岁啊。死亡，对我们那个年龄应该是个很遥远的事。

小光不算我的好朋友。他有些女孩子气，淘气打球的事不沾，经常和女孩子混在一起。但我们都住在一个校园里，总有些时间在一起玩。小光人很老实，容易听别人的指挥，心机不多。小光的父亲是高春芳，原农八师中学校长。我的家父是这所中学的语文老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九岁，是三年级学生。父亲成了农八师中学揪出来的二十三名牛鬼蛇神中的‘修正主义分子’。他的名次不靠前，首当其冲的是高春芳校长，杨海清副校长，和主管后勤的王昌之副校长。校园里，特别是食堂大厅的里里外外贴满了大字报。我们这些孩子们经常和大人们掺合在一起看大字报。碰到写父亲的大字报是最尴尬的事了，我往往是疾步快走，恨不得马上离开那片是非地。有些恶劣的红卫兵痞子会把我喊住，‘嗨，李Ｘ的儿子，喊打倒李Ｘ！’。碰到这种情况，只好自认倒霉。每次去食堂买饭之前，我都要老远望望，看那几个恶痞是否在那里吃饭。我宁愿多等一会，待他们走后再去食堂。学校里的一些极‘左’老师有时也欺负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的孩子们。有一位比我父亲年龄还大的Ｃ老师每次见到我妹妹都要说‘小咪咪’（妹妹小名），你知道吗？你爸爸是个大坏蛋！你要打倒大坏蛋！’。妹妹回来哭诉，父母只能叹息无语。那真是一个疯狂的社会，欺负不足１０岁的孩子，人心，人性何在？

通过看大字报，我知道了高春芳校长原是山西晋商的后代，其父亲是留日归国的。他本人抗日战争时就‘钻入’了革命队伍，去过延安，跟着王震的三五九旅来到了新疆。

大字报列举了高校长的‘罪状’。其中有单纯追求升学率，给老师发猪肉作为奖金。嘿嘿，老高校长５０年前就知道如何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有油水，就有干劲。

那年头批判会开得非常频繁。那些极‘左’的老师们将批判会次数的多少作为评判功绩的标准。一个年级可以开批判会，一个班也可以开批判会。而且都可以将学校的牛鬼蛇神叫来批斗。碰上几个赖皮，‘牛鬼蛇神’们还会受皮肉之苦。我亲眼多次见过那些红卫兵在台上对高校长的拳打脚踢。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们也朝这些牛鬼蛇神的头上扔石子。头破血流是常事。平日里，这些‘牛鬼蛇神’们在学校打扫卫生，掏厕所，烧锅炉，干杂活。有一次有个红卫兵将枪掉进了粪池，硬是叫来个‘牛鬼蛇神’，北大毕业的朱富老师，从厕所里把枪给他掏出来。真是对人格的侮辱。

工宣队进入学校了。这些工宣队的人大都是一些复员转业军人，狗屁不懂，只是来搞运动的。那个姓Ｓ的队长，从山西家乡接来了只有小学毕业水平的老婆。他老婆连续生了好几个孩子后，竟成了农八师一小的教师。不知怎么回事，当时高小光还常常帮着给他们抱孩子，到他们家干杂活。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小光是出于什么心理。老爸在挨整，他却给工宣队队长家里帮忙干活。我好像又能理解小光的心理。那年月，没有几个人会给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孩子们好脸看。现在学校里最权势的人家能同他说话，能让他进进出出于家中，大概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这些年我读到一些资料。在纳粹统治欧洲的年代里，有些犹太人隐蔽了出生记录，忠心耿耿地为纳粹服务。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黑五类’的子女同家庭划清界限，希望能脱胎换骨，成为‘能改造好的子女’。我没有那么极端，但在开父亲批斗会上，坐在台下的我目不斜视，专心致志，喊‘打倒李Ｘ’时，手也高高举起。因为我害怕，我怕老师说我不分敌我，不能同家庭划清界限。同学们会挑刺，会说我为什么三心二意，竟敢不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我要认真，要同大家一样，甚至比大家表现还要积极。现在小光不在了，我没有机会向他证实我对他的猜测了。

高小光是在挖地道土方时被砸死的。小光人老实，父亲是学校里的头号走资派，批判会不断，他是惶惶不可终日。他曾试着走到父亲的对立面，当着大家的面，高喊‘打倒高ＸＸ’，以表示他同父亲划清界限。这一切仍然无济于事，到头来，他还是高校长的儿子。他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欺负他的人太多了。为了逃避现实，他初中毕业后去了很远的１４９团场下乡劳动。他想入团，成为同大家一样的下乡知青。几年过去了，大家都是团员了，他仍然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考验着。有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先干，表现出他是经得住考验的。中午要吃饭了，他还要在地道里干活，表现他的积极上进。土方落了下来，他是唯一的被埋住砸死的。高小光死后，没一分钱抚恤金，只被追认为共青团团员。一条性命就这样画了句号。他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以后听父母说，高小光的死是对高校长最大的打击。

前些天同高小光的妹妹通了电话，谈到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们都经过了那苦难的年头，都是牛鬼蛇神的子女，都受过那难以启齿的屈辱，都有幼年留下来的心灵创伤。真奇怪，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经过了不同的旅途，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但对那年代的感觉仍是那样的相似，那种伤害还是那样深层。她已是石河子市第一小学的校长，还有不少其它社会头衔。她谈到了即便是一校之长，她还是没有自信心，不愿意，或不敢争取许多事情。我也同样，特别敏感。在和同事、同学、领导、和朋友的交往过程中，若是对方稍现出冷淡，就会伤害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宁愿自身退出。我还记得，同小朋友一起玩，若有争执，对方常用我父母的背景来欺辱我，我是哑口无言，赶快离开为妙。我十分注意他人的眼色，终身不爱求人，宁愿自己辛苦一点。对他人的帮助非常感激。我最困难的时期是母亲被关进学习班，父亲在几百里之外的１５０团接受监督劳动的时候，我和妹妹两人在家。我那年只有１２岁，上小学六年纪，妹妹只有１０岁。我们不会做饭，靠在学校食堂买饭生活。不会计划，饭票到月底常常不够。冬天来了，炉子烧不暖，怀疑是火墙里积灰太多，影响了通风。我试着将最底层的土胚拿下来，将积灰掏出来。这活我从未干过，只是看见我父母搞过一次。因为门开着，小学部的展新衷老师从门前走过。看见我的狼狈相，他问我，要不要帮忙。我强硬地说不用。但他这一句问话，使我终身不忘。我前几年去过他家表示感谢，没见到他本人。他可能会纳闷我为什么到他府上拜访，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什么交往。我也没机会讲过此事。我要对他说：展老师，你在三十多年前对一个少年表示的同情心，使他感到世界上还有温暖所在。

不知这种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是人天生就有的，还是后天学习到的。为什么，同样是一个社会环境长大的人，有些老师们对我们这些孩子们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我小学最后两年的班主任是Ｂ老师。我在她手下可吃了不少苦。这位女老师很’左’，想要入党。我在班里不是调皮的孩子，学习也不错，就是父母都在挨整。此老师竟开过我的批判会。要知道，我是一个小学生啊。我的批判会源于我的一句玩笑话。她说我是要搞’阶级报复’。我还记着那个通知开我批判会的下午，我坐在教室里哭的泪都干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天是那样的黑暗，世界是那样的冷酷，周围的人们是那样的残忍。我没有吃晚饭，倒头就睡。我多么希望我这一觉就睡过去，永远不醒来。我不想面对白天，面对任何人。批判会结束的最后发言是我的检查。我还记着Ｂ老师那冷酷无情的表情，对待一个１１岁的孩子的鄙视态度。父母挨整已经使许多小朋友离我而去，开完我的批判会后大家更是对我退避三舍。可是那个年龄段是最需要有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不知道Ｂ老师成了母亲后，看着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想起她对我的欺辱，而产生歉悔之情。

许振江几乎成了唯一能同我玩的朋友。他子妹很多，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收入很低的工人。他家在离学校不远的安装连，住房是一间黑呼呼的地窖。我基本上都在他那里玩。打扑克是主要内容。他那里的朋友不知我家底细，玩的时候可以相互平等，让我暂时忘却我的’罪恶’家庭给我带来的不愉快。

前几天读到一篇评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小说的文章。提到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秘密创伤，裸露的性和欲望的伤疤，一种特别的忧郁，过去留下的废墟。如果人的性格有两重性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文革中失去童年的人阴暗的一面更加深层。

我在问自己：既然高小光不是自己的好朋友，我为什么老是没能忘记他呢？为什么老是有一种冲动要写高小光呢？写到这，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其中原因。我有着那阴暗的一面需要暴露。因为只有象高小光的经历才能理解我那阴暗的一面。他自己没有机会了。他那二十年短暂的生命大部分是在苦难，压迫，侮辱和压抑中度过的。他没能看到他父亲的平反解放，没能看到二十年后他的妹妹成为石河子一小的校长。他没有机会谈过恋爱，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庭。在那个罪恶的时代刚刚结束之时，他就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且是为了那个扭曲的时代。如果是让高小光来写我们那个时代，他会有更深的体会，因为他的那个阴暗面比我来的大的多。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而他是牺牲者。

有人说，忘记那段历史吧，因为那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疯狂，是那自上而下的政策造成的，不应该埋怨，或谴责那些当事人。我认为我们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我们应该从那段历史学习和接受教训。我想，除了政治上的疯狂，人们还有意识上的偏见，思想认识上的狭窄，以及如何对待社会的弱势阶层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很小了，但它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现。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那个社会要对未成年的孩子－－那社会的弱势阶层进行欺压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失去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呢？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要接受这个教训。任何人犯了罪，他或她的孩子是无辜的。任何人不能欺辱孩子，不论他们的父母如何。我们的社会需要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基本的同情心。我们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了吗？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又是如何对待社会的弱势阶层的呢？近年几次回国，都感到在中国社会里弱者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在公共场合里，我很少看见方便残疾人的走道和设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残疾人人数一定是最多的。我不能想象残疾人在中国如何外出活动。我看到的残疾人大多沦为可怜的乞丐。中国近来的两次大地震，小学生的教室毁坏最严重，因为学生教室的质量最差。小学生是社会的弱势阶层，特别是在农村和边疆地区。大国的兴起，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奥林匹克中心、世博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风气，人口的素质，国家的信誉，人道主义的普及，以及民主的制度。

希望我说出了一些高小光想说的话。希望高小光的悲剧不要在中国任何一个人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