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姑妈

时光荏苒，除了我父母之外，我父母各自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的大姑母还健在了。在众多的姑姨伯舅中，我同大姑母最亲。大姑母是个大家都说好的亲人，在所有亲戚中有口皆碑。用英语中的一种说法，我不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姑母了。

听父亲说，因为姑母是家中女孩子里最大的，从小就干家务活，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山东济南刚解放时，她和小姑母一同参加了解放军，虽然一辈子没当官，现在也算离休干部了。姑父解放初期是个营级干部，以后在上海警备区是部队干部。姑母则在政府机构当会计。他们成家后养育了四个子女。在我们父母两家的所有亲戚中他们家的生活条件算是最好的了。我们这些个‘穷亲戚’们几十年来得到了姑母的许多帮助，其中也包括我这远在新疆的侄子。

姑母对亲友们大方，而她自己的生活却非常节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为了逃离新疆的武斗，在上海住过好几个月。我还记得小时候同她一起外出，她有时要领着我走一到两站的路后再买五分钱的车票坐三站的公共汽车，因为三站以上是一毛钱的车费，走上一两站路就是为了节省５分钱的车费。大家一起吃饭时，她总是催着我们吃菜，把肉夹到我们的碗里，还说她自己不爱吃肉。若有剩菜，她总是揽到自己跟前一个人吃，让我们吃刚炒的新菜。

姑母一生勤劳，从来都闲不住。虽然住的是部队的花园洋房，但家里所有的活都揽在她一人身上，姑父一点家务活都不做。她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位睡觉。每天吃过晚饭后，她就开始安排孩子们洗脚换衣。等大家都上床睡觉了，她又开始下楼用手搓洗衣服，直到深夜。他们家四个孩子从小就很整洁，干干净净。家里虽有四个孩子，再加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添乱，但她的家总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我大学毕业后有次去她家，到达时天已经很晚了，我进了门换下脏衣服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起床后发现姑母已将我的脏衣服洗好搭晾在阳台上，顿时一股热流涌入我的胸间。那时姑母已经是五十多岁，而我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姑母还是像照顾小孩子一样来照顾我。

上海的冬季没有暖气，晚间被窝里比较冷。姑父身体不是太好，姑母经常是先进被窝暖好被子后，再让姑父上床，而后她再起来继续做她的家务活。我头一次见到此景时，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天下竟有如此的贤妻良母。

爷爷奶奶在世时，她每月按时寄钱给他们。他们过世后，她又将这笔钱开始寄给我在农村老家的伯伯，她的大哥。以后逢年过节，她甚至寄钱给在老家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亲戚。并不是她有钱没处花了，她自己的家有十多年没有装修了，一个搪瓷脸盆用多少年了还在使用。这些帮助他人的事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很难，我坦呈我自己做不到。

姑母曾经同母亲一起在华东东海舰队做过会计工作。是她将在上海当老师的父亲，她的二哥，介绍给母亲的。母亲以后随父亲去了新疆，姑母老是为此过意不去，认为我们一家人成为了‘新疆人’同她有关，这可能也是她对我这个侄子比较关心的另一个原因吧。

我爷爷的历史问题一直影响着姑母的政治命运，也是姑母家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忌讳的话题。虽然有姑父家庭出身好、党员、部队干部的光环照耀着他们的家人，但是姑母的家庭出身还是影响了姑父和我的表兄、表姐政治上的发展。不过，这也可能是因祸得福。如果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得太快，他们还有可能跟着林彪，或‘四人帮’走了呢。我那时真羡慕表兄和表姐能被送去参军，穿上绿军装，戴上红星闪闪的军帽，成为时代的宠儿。这些机会对我来说太遥远，因为我父母家庭出身都不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政对象，我和妹妹那些年里是惶惶不可终日。我的梦想是能搞到一顶真正的军帽。有时姑母给远在新疆的我们邮寄物品时会加带一点他们的军用产品，我都视为至宝。

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姑母一辈子的入党申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好多年后她快退休的时候才让党批准了。‘党员’没有给她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任何利益，但总算圆了她的一个夙愿了。我同姑母开玩笑说：好吗，您可以从退休金里拿出钱来交党费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亲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爷爷本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整日里挨批斗、受侮辱。当他知道他最器重的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感觉再无出头之日，投井自尽了。我们家是从一个叔伯姐姐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我还记得父亲那嚎啕大哭、无能为力的样子。作为家里受教育最多，人也最聪明的父亲，不能给爷爷奶奶尽孝，只能眼看着红卫兵们把他们押送遣返回老家，受尽侮辱欺凌，直至自杀，最后竟连给老人家送终的机会也没有，真够得上人间最残忍的一幕了。最近才听姑母家的表弟讲，姑母知道噩耗之后，连大声哭都不敢，生怕街坊邻居知道了爷爷自杀一事。她把头蒙在被子里痛哭，好几次夜间的哭声把表弟吵醒，姑母还不能给他讲明白是为了什么而哭。哭都不敢让人知道，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我的两个姑母都住在上海，她们两家成了我们这些外地亲戚去上海旅游、办事的免费驿站。掐指一算，我们李家有十多号人，三四代亲戚都在两个姑母家居住过。家里来人住是件麻烦事，又何况来的都是穷亲戚，姑父不免对此有些微词，让姑母夹在中间很难办。其实姑父对我不错，我去姑母家居住过五六次，从没有感到异样。但是去的次数多了，我自己心里总是感到不好意思。有一次，我两次去姑母家的时间相隔很近，我进门时说了句：‘姑妈，我又来了’。姑母听了后立即安慰我说：‘不要这样想，姑妈这里就是你上海的家’。

姑母年轻时上学不多，在晚年开始上老年大学。她学了钢琴，学得还挺认真。学了画中国画，画鸟儿和花草是她的特长，我还收藏了一幅。姑母年轻时没有得到机会发展自己的天分，年老了要找回失去的光阴。父亲的兄弟姊妹中活过解放后的共有四人。这四人中，大伯和小姑母已去世了，父亲同姑母也都是年过八十的老人了，但他们的精神和体质都还不错。父亲照顾母亲的时间多一些，姑母则是完全伺候着姑父。父亲和姑母很亲近，哥妹之间经常通电话，问寒问暖。他们这一代经过的事情太多，能够如此豁达地对待生活是他们得以高龄的主要原因。我的女儿刚刚拜访过在上海的姑奶奶，非常开心。她发现姑奶奶和爷爷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精神面貌和语言的表达方式上。希望他们的长寿基因能够传到我的身上。光阴如箭，转眼间，说自己是中年人都有点装嫩了。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