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柏拉图与孟子
行者翰松
柏拉图和孟子生活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到公元前四世纪，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毫无联系，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不少共同之处。东西方文化，并非截然不同，相反，两者具有相似性。柏拉图和孟子是两种文化相似性的代表。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国家，被他称为“正义的（just）”国家。这个国家的成员通过分工与交换，衣食住等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生活盈实而不奢华，劳作之余，有合家快乐的时光，大人头戴花冠，倒上一杯葡萄酒，跟孩子们一同唱起颂扬众神的歌。没人太穷，以至于无法维持好他的工具和作坊，做好他的工作，并教好他的后代或学徒掌握本领；也没人太富，以至于对工作漫不经心，忽视了顾客，荒疏了技艺。不是一部分人幸福，而是所有人都幸福，都恰如其分。农夫不会穿戴华丽的服装和黄金的头冠，工匠们不会在壁炉前奢华的宴席中举杯豪饮，国家的统治者不会有钱挥霍在情妇身上。
正义国家的成员不仅生活盈实，而且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每人专注于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农夫就是农夫，工匠就是工匠，商人就是商人，个个分工明确，专业技艺熟练，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天资优越和天资不足，强者与弱者，各得其所。三个阶级，生产者（producers），军人（auxiliary）和国家监护者（guardian），各尽其职，互不干扰，互不替代，相互同意由谁行使统治，谁接受统治。
正义国家是由哲学家（philosophers）统治的。他们所具有的不是提供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的技能，而是如何维持国家内部和平与战胜外部敌人的知识；所追求不是局部的学问，而是全面的智慧。他们富有睿智，充满勇气和热情，善于自律，内心最强的渴望是为国家做有益的事，最深的厌恶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没有私人财产，收入来自国家，不超出日常生活的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
哲学家统治者是通过挑选，培养和考验而产生的。他们从小喜爱学习，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均衡全面，而且记忆力强，思路敏捷，与真理快乐相处，在幼年或少年时就被选入专门的学校，先接受音乐，体育和文学的教育，再接受数学，天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教育，成年后能够通过思维和推理来观察世界，考虑问题，用理智驾驭内心的热情和欲望。教育之外，他们还要取得多年的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经历恐惧和安逸的双重考验，犹如黄金经过火炼，中年之后才能被赋予统治国家的重任。
二，孟子的理想国
孟子的心目中也有一个理想的国家，被他称为“王道”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百姓耕种有时，捕捉砍伐有度，粮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他们不用为养活生者和善葬死者而担心。户户有地可种，有屋可住，家中年长者能够穿上丝帛，吃上肉食，其他人不饥不寒。
王道国家中的百姓不仅衣食不缺，而且邻里友善往来，需要时相互帮助，患病时相互扶持。乡里有学校，学校里有先生讲解做人的道理，对父母孝顺，对兄长尊敬，对君主忠诚，对朋友守信。尊老爱幼的行为从亲人之间延申到外人之间，肩负重物的老者走在路上会有人相助。君王关心民情，春天帮助种子不足的农户，秋天给歉收者减征，灾年开仓济民，对鳏寡老幼予以优先照顾。
王道国家是由圣贤和劳心者统治的，如尧，舜，禹。他们既有道德又有智慧，专心专意替百姓做事，既要为民众的温饱，煖衣和逸居而操心，又要为百姓的人伦教化而劳神，还要为寻找能够担当治国重任的贤人费尽心机。他们把众人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顾不得照看自己的家庭。一听到善言，一见到善行，会毫不犹豫地奉行。他们对父母至孝，对兄弟至爱，是道德的楷模。
治理王道国家的圣贤也是通过挑选，培养和考验而产生的。比如，舜被尧选中，辅助尧治理国家二十八年，经受了考验，取得了民众的拥护，在尧去世后，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样，禹被舜选中，辅助舜治国十七年，经受了考验，取得了民众的拥护，在舜去世后，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三，柏拉图与孟子的共同及不同之处
柏拉图和孟子都把民生放在重要的地位。前者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满足其成员分工合作的需要，进而满足他们基本生活的各种需要。后者认为，统治者最重要的责任是保证百姓能够妥善经营田地，勤劳耕作，赡养父母，抚养妻儿，无人陷于贫困饥饿。这种以民生为本的国家观念是两位哲人的共同之处。
柏拉图和孟子都非常重视国家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前者把不同阶级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视为国家的正义之所在。后者把家人之间，邻里乡亲之间的和睦视为王道良政的体现，把与民同乐，忧民之所忧，视为王道统治者的行为准则。两人都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对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敌对仇视，排除在他们的理想国家之外。所不同的是，孟子提倡普遍教育，以伦理道德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而柏拉图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视为合理分工的必然结果。
柏拉图和孟子都主张精英治国。前者的精英是哲学家，后者的精英是圣贤，劳心者及君子。两人相同的看法是，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担当起治国的重任，因为他们具有其他人不具有的治国所需要的智慧和品德。两位哲人都把精英治国的合理性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合理性之上。按柏拉图的说法，既然治病要有专业的医生，航海要有专业的船长，治国当然要有专业的统治者。按孟子的说法，既然种田需要专心的农夫，制造器物需要专心的工匠，治国当然需要专心的治国者。两人的逻辑如出一辙。
精英治国者应该通过挑选，培养和考验而产生，这也是柏拉图和孟子的共同看法。有所区别的是，柏拉图把未来国家监护者的挑选，培养和考验的责任全部放在现在的监护者身上，由国家承担；而孟子把挑选和培养未来君主的责任放在现在的君主身上，由其个人承担，至于对未来君主的考验则来自民众，被选上并得到培养的未来君主能否成为正式的统治者，取决于民众的接受和拥护。
可见，无论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作用，还是国家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者所应具备的条件，他们应该如何产生，等等，两位哲人的思想都具有共同之处。
四，思想与社会
柏拉图和孟子思想上的共同之处与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似性有关。古希腊和战国时代的华夏中原，前者城邦国分立，后者诸侯国分立。同时，两地的社会分工都高度发达，农工商百业具备，教师能够办学授业，著书立说，专心思考社会，历史，政治，哲学等问题。面对不同的国家，强大与弱小，成功与失败，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有识之士必然会有所比较，有所思考。柏拉图和孟子都曾游历各国，既关注社会现实，又深究哲理，所思考的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好的，不是坏的？两人思考的结果居然高度一致：民生殷实，社会和谐的国家是好的，反之，民众贫苦，社会不和谐的国家是坏的。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与古希腊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他把各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概括为军权政治（timocracy），金权政治（oligarchy），民主政治（democracy），专制暴政（tyranny），其非正义程度顺序上升，专制暴政最甚，民主政治其次。柏拉图的祖国雅典所实行的是民主制，对此他有切身的体验。在他看来。民主制度是不和谐的，非正义的，市民投票选举表决，农工商阶级对政治的干预是祸国的恶行，世俗力量之间的角逐和排斥是纠缠人类的恶魔，只有他的正义国家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孟子的理想国是与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孟子没有见过民主制，只见过君主制，其王道政治是对霸道政治和暴政的否定。他认为暴政是违反民意的，应该被推翻，被取代，王道政治符合民心，能够得到民众的接受和拥护。孟子所说的民心民意跟投票选举表决无关，而是通过民众的行动得以表达，比如迁徙，按现在的说法是“用脚投票”。
两千多年来，东西方历史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政治理想，有些反映了强者征服世界的雄心，有些体现了弱者摆脱苦难的企求，等等。柏拉图和孟子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理想所取代。以近代产生的自由平等的理想为例，一个国家，即使其成员享有高度的自由和平等，但民生不佳，一部分人处于贫困之中，人与人之间仇视敌对，争斗不已，它能是一个好的国家？不能。自由平等的理想不能取代民生与和谐的理想，只能在后者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好国家的组成部分。柏拉图和孟子的理想犹如不散的幽灵，至今仍在任何一个好的国家里显身。
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存在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可以是来自一方，传至另一方，也可以是不约而同，独立产生于双方。“正义之国”和“王道之国”是不约而同的价值观之一例，其中民生为重的观念，社会和谐的观念，精英治国的观念等，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都是重要的内容。它们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出现，有其巧合之处，也有其必然性，那就是人类智慧的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