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重读
2020年夏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的名著。该书所采用的是对话式文体。对话的主要的一方，即书中思想的表达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另一方是几位乐于探讨问题的朋友。书中苏格拉底的言论可能完全是柏拉图的创作，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老师的思想和风格。苏格拉底是一位殉道者，因坚持自己的思想原则被法庭判处死刑。让已故的老师在书中再生，反复提问，追根究底，阐发哲理，柏拉图表达了对苏格拉底的敬仰和怀念。
《理想国》的英文译名是“The Republic”（共和国），与中文译名很不同，两者都包含了译者对该书的解释。按中文译名，此书可以理解为柏拉图对他理想中国家的表述。他的理想国是一个由哲学家（philosopher）统治的正义的国家。
一，哲学家治国
柏拉图的哲学家治国思想建立在他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之上。首先，他把国家的形成过程描述成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假设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都要通过各种产品和服务才能得到满足；同时，每个人天生具有一定的特长，善于从事某种职业，且只能做好一项工作，不能同时做好多项。当这些人聚到一起，交换产品和服务，相互获益，并在一个地方共同居住时，便产生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一开始必须满足其成员的基本生存的需求。它至少应该由若干成员组成，包括生产粮食的农夫，建造房屋的工匠，制作衣物的纺工鞋匠。农夫需要农具，工匠需要工具，于是，木匠，铁匠和其他工匠也成为这个小小国家的成员。种田还需要耕牛，建房需要牛车，纺织需要羊毛，牧牛和牧羊者随之出现。为了从其它地方购入需要的物品，有人专门从事贸易，他们是商人。贸易需要可交换产品，生产粮食的农夫和生产其它产品的工匠人数随之增加。贸易货物通过海上运输，有人成为熟练的水手。农夫或工匠带着产品到集市交换，与其在那里等候，不如把产品卖给零售商，他们是那些体力最弱，做不了其它工作的人，只能守在那里，从事买卖，把货币付给卖方，再从买方收取货币。另外一部分人，智力不及他人但体力充沛，他们被称为劳工，通过被雇用挣得工钱。到此为止，这个国家比较完善了，但仍处于基本的生活状况。
生活奢华的国家需要更多的产品，如舒适的家具，美味的糕饼，香水香料，来自远方的黄金和象牙，和许多其他的职业，如猎人，画匠，妓女等。还需要大量的仆人，包括佣人，保姆，奶妈，理发师，面包师，厨师等。另有演员和舞娘提供表演，有人专门从事音乐，诗歌，舞蹈的创作和指导。城里除了住人，还要容纳很多家畜，由专人饲养。奢华的生活带来更多对医生的需要。基本生活之外的需求是非自然的，使得城市膨胀，造成领土的不足和扩张的需要。如果邻国同样不满足基本的生活，也会遇到领土不足的问题，也需要扩张，战争的恶魔由此而来。国家需要军队，为了防御，也为了进攻。作战同样是一门专业，战士也需要专门的技能和长期的训练。军队使国家进一步膨胀。
柏拉图不仅展示了古希腊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而且提供了一套关于社会分工的理论。一方面，专业化保证了工作的专注和技能的熟练，能够增加产出，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丰富其种类，并且为顾客提供便利，使他们的需要得到及时的满足。另一方面，专业化能够给不同的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发挥其特长，避免其不足。比如，体力较弱的可以在集市从事零售，体格强壮的可以在农田里耕种，喜爱财富的可以从事贸易，追求荣誉的可以当战士。
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不仅具有经济的思考，而且具有哲学的思考。在他看来，社会分工赋予了专业工作者权力。医生是病人的统治者，船长是水手的统治者；医生和船长是强者，病人和水手是弱者。医生因为治病才成其为医生，船长因为掌舵才长成其为船长。医生在配药时考虑的是如何治好疾病，船长在掌舵时考虑的是如何安全航行。如果统治者不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强者不仅统治弱者，而且为弱者服务。统治者得到报酬的形式有三种，金钱，荣誉和“拒绝的惩罚”（penalty of refusing）。最好的统治者会担心，如果自己拒绝行使统治，代替的人可能不如自己，被那样的人统治是一种惩罚。担心受到“拒绝的惩罚”，统治者迫使自己承担统治的责任。与金钱和荣誉相比，“拒绝的惩罚”可能对统治者更有作用。
在这套社会分工理论之下，国家的治理毫无例外，是一项专门的职业，需要由专业的统治者担任，最好是担心受到“拒绝的惩罚”的那种。与农夫，工匠等各种专业相比，国家统治者人数少，责任大，更需要专注的精力和专门的知识。他们所处理的不是个别的产品或服务，而是国家的整体事务。他们是国家的监护者，需要完全投身于自己的职业，不允许任何分心。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不是种田或制鞋的知识，而是如何维持国家内部和平与如何战胜外部敌人的知识。
国家的监护者必须由天资最优秀的人担任。他们从小喜爱学习，对各种知识有强烈的欲望，均衡全面，而且记忆力强，思路敏捷，与真理快乐相处。他们在幼年时就受到挑选，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灵魂得到音乐的熏陶，体格在锻炼中成长，品德为文学和良好的榜样所引导。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得到全面的数学，科学和哲学的教育，能够通过思维和推理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要经历恐惧和安逸的双重考验，犹如黄金经过火炼。他们不应拥有财产，不穿金戴银，甚至不触摸金子银子，收入不超过生活的开支，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命运受到国家兴衰的直接影响。他们以国家利益为自己生活的准则，内心最强的渴望是为国家做有益的事，最深的厌恶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所追求是永恒的真理，不是权宜之计，是事物真实的本质，不是虚假的现象，是完全的智慧，不是局部的知识。他们具有睿智，勇气，热情和自律，是统治国家的哲学家，哲学家统治者。
苏格拉底要朋友们记住：“在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统治者具备哲学家的精神和力量之前，换句话说，在政治上的雄才伟略与智慧相遇，世俗力量之间的角逐和排斥被迫让路之前，据我所信，我们的城市，以至于人类，将永远被恶魔纠缠。只有我们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生存，成为世间的一片光明之地。”
二，正义
什么是正义（justice）？这个问题在《理想国》中的对话开始不久就被苏格拉底提出。一位朋友说正义是归还所欠的东西。苏格拉底问，如果有人把武器存在你这里，后来神经失常，你把武器还给他，他可能会用来伤人，那是正义吗？另一位朋友说正义是爱护朋友伤害敌人，苏格拉底问，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是坏人，敌人是好人，他爱护朋友就是爱护坏人，伤害敌人就是伤害好人，那是正义吗？还有一位朋友说，正义无非是强者的利益，他们统治国家，制定的法律都有利于自己，把遵守法律称为正义，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苏格拉底说，统治者可能会出错，制定出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执行那样的法律，不是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吗？对话中，正义一次又一次被定义，一次又一次被质疑，被否定。在此情况下，苏格拉底建议把话题从个人的正义（justice of an individual）转为国家的正义（justice of a state），因为国家大于个人，大的正义比小的正义应该更容易看清。他的建议立刻得到赞成。
书中对国家形成过程的讨论正是由国家正义的问题所引起的。随着对社会分工的认识逐步加深，一个理想的国家开始展现在眼前。它规模适度，彻底实行一人一事的原则，鞋匠就是鞋匠，不是水手；农夫就是农夫，不是铁匠；战士就是战士，不是商人，每个人都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因为人人各尽其职，国家成为一个整体，不存在穷人和富人对立的两部分。没人太穷，以至于无法维持好他的工具和设施，做好他的工作，并教好他的后代或学徒掌握手艺；也没人太富，以至于对工作漫不经心，荒疏了技艺。每个人所得到的幸福都与他的身份相配，农夫不会穿戴华丽的服装和黄金的头冠，工匠们不会在壁炉前奢华的宴席中举杯豪饮，国家的监护者不会有钱挥霍在情妇身上。不是一部分人幸福，而是所有人都幸福，人人恰如其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同意由谁行使统治，谁接受统治。智慧，权力和财富都受到自律的驾驭。强与弱，天资优越与天资不足被置于和谐（harmony）之中。
面对自己所描绘的这幅理想国家的图画，苏格拉底恍然大悟，惊喜地对朋友说，我们简直太傻了，正义就在我们跟前，我们没有看见她；就在我们手中，我们还去远处寻找她；就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没有认出她。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每人只做一件事情，一件他的天资最适合的事情；就是人人只做自己的工作，不去干涉别人。什么是非正义？非正义就是本来适于经商的人强行去做战士，适于做战士的强行去做统治者，或一人身兼数职，既是商人，又是立法者，又是战士。三个阶级，国家的监护者，战士和工农商人，他们之间的相互干涉或变换是对国家造成最大伤害的恶行。反之，三者各尽其职就是正义。苏格拉底对国家正义的定义立刻得到了朋友们的同意。
找到国家的正义之后，苏格拉底回过来探讨个人的正义。他把国家中三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印射到个人内心世界中的三种意念：欲望，理智和精神（desire, reason and spirit）。欲望来自本能。理智是反本能的推理。精神则是本能与理智之外的第三者，或称为热情（passion）。三种意念形成了真实的内心世界和自我感受，它们同样遵循分工的原则，各做一件事情，或统治他者，或被他者统治。个人的正义，对一位富有智慧且善于自律的人来说，其欲望和精神接受理智的统治，三者犹如乐谱中的高音，中音和低音，和谐地形成一体，无论是涉及个人的事务，还是涉及工作或政治。个人的非正义则是三种意念之间互相冲突和干涉，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被统治者反叛统治者。与国家的正义相同，个人的正义也是和谐。
三，理想与现实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他称为精英政治（aristocracy），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他把现实中的政治制度，即希腊各城邦及周围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归纳为四种：军权政治（timocracy），金权政治（oligarchy），民主政治（democracy），独裁暴政（tyranny）。其不正义程度顺次上升，独裁暴政最甚，民主政治其次。
柏拉图对民主政治具有切身的体验，因为他和苏格拉底的祖国雅典所实行的是民主政治。雅典的执政官是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产生的。雅典的政策和法律，包括战争与和约，都经过公民大会投票的程序。除了妇女，未成年人和奴隶，所有男性成年市民都可以参加广场上的公民大会，行使投票的权力，把白色或黑色的石子投入陶罐里，白色表示赞成，黑色表示反对，多数方取胜。柏拉图所说的三个阶级互相干涉和变换，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对他亲眼目睹的政治运作过程的一种概括。
公元前六世纪末开始，雅典在民主制度下迅速崛起，两次奇迹般地击溃了庞大的波斯帝国的入侵，在五六十年内，成为希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组成了包括绝大部分希腊城邦的德连联盟（Delian League），自为盟主和保护者，得到各城邦缴纳的保护金，海军拥有数百艘战舰，其港口比雷埃斯（Port of Piraeus）成为包括希腊各城邦及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贸易中心。建筑和雕塑艺术出现了帕特农神庙（Parthenon）这样辉煌的代表作。
为了实现其帝国之梦，雅典对没有加入德连联盟的邻国斯巴达（Sparta）发动了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404）。斯巴达所实行的是军权政治，军力和财力不及雅典。但是，完全出乎预料，这场战争竟延续了二十七年，并以雅典的战败告终。作为媾和的条件，雅典人屈辱地拆除了城墙，焚毁舰队，解除了武装，所幸没有沦为斯巴达武夫的奴隶。柏拉图的青少年时代，恰恰经历了祖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他对民主制度的批判，所谓三个阶级互相干涉是祸国的恶行，世俗力量之间的角逐和排斥应该让路等，不仅仅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哲学思考，而且包含了自己生活经历中所取得的沉痛教训。
柏拉图把民主政治列为仅次于专制暴政的非正义政治，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即苏格拉底之死。战败后的雅典民心低落，大概有些人难以继续容忍苏格拉底追根究底的提问，将他告上法庭。罪名有两条：诋毁雅典的神，毒化青年人思想。法庭设在集市，审判团由五百多名市民组成，投票判决的结果为“有罪”。在决定处罚之前，庭长问苏格拉底自己认为该受何种处罚。苏格拉底说，雅典应该给我终身免费晚餐，因为我五十年来持之以恒地提出问题，督促大家思考，像一只忙碌的飞虻，不时叮一下雅典这匹大马，不让它偷懒。参加法庭的市民们对苏格拉底的“恶劣”态度报以死刑的处罚，投票死刑的人数居然超过投票有罪的人数，也就是说，部分判他“无罪”的人判了他死刑。在朋友们的环绕中，苏格拉底平静地喝下狱吏拿来的毒草汁而死。《理想国》中反复提问：什么是正义？书中的苏格拉底反复回答：正义是智慧，不是无知；正义是善，不是恶；正义是真实，不是虚假；正义是勇敢，不是怯懦；正义是卓越的灵魂，不是缺损的灵魂。柏拉图写下这些对话时，脑子里所出现的可能就是那个法庭，一边是他的老师，另一边是那些市民。
雅典被斯巴达打败后，再也没能复兴，数十年后被君主制的马其顿（Macedonia）灭亡。但它约百年的辉煌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榜样，普通农夫，工匠，商人，士兵可以通过民主制度治理国家，以投票的方式参与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这个榜样经过漫漫中世纪后复活，成为近代人反抗专制君主的灯塔，帕特农神庙就是这个灯塔之所在。当我们仰望神庙，感叹雅典民主制度的辉煌成就时，不能不记得雅典为人类文明留下的另一份遗产，哲学思想。神庙的断壁残垣中既闪耀着民主政治的曙光，也回荡着先哲的幽灵：什么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