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重读 – 民为贵
行者翰松
2020年初夏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孟子的一段名言，代表了他的政治思想，是他评判各种政权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依据。
一，政权的传递与变更
在孟子所看到的历史中，各个朝代、各个国家的政权经历过平稳的传递，也经历过剧烈的变更。平稳传递的途径有两条，传贤和传子。所谓传贤，就是政权从一位天子或君主传到他所选择的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贤者，此人既有道德又有智慧。孟子以古代的尧传舜，舜传禹为例。所谓传子，则是政权从一位统治者传到他的儿子或其他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夏商周三朝，即孟子之前的一二千年中，各朝实行的都是传子。
政权的剧烈变更是通过武力实现的。对此，孟子也举了若干例子。这类变动可以由下往上，比如商汤起兵推翻夏桀，建立商朝；武王起兵推翻殷纣，建立周朝。也可以从上到下，比如汤王建立商朝后征伐诸侯十一次，武王建立周朝后灭诸侯五十国。还可以在诸侯国之间平行发生，包括孟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屡见不鲜的诸侯国吞并诸侯国。
孟子所能看到的各种政权变动，都是从一个君主到另一个君主。受此局限，孟子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君主制，也没有超出天子之下有诸侯的分封制。
二， 政权的正当性
通过不同途径所产生的政权，在孟子看来，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平稳传递不一定正当，武力变更不一定不正当。
传贤所产生的政权，只有那个被先帝选出的继位者得到上天和民众的接受，才具有正当性。孟子对弟子万章说，尧选择了舜，但他并不能把天下给与舜，只能把舜推荐给天。是天接受了尧的推荐，把天下给了舜。天不会说话，但能通过所发生的事来显示其意志。由舜所主持的祭祀，各路神灵都满意地享用，那是天接受舜的显示。由舜治理天下各种事务，百姓安居乐业，那是民众对舜的接受，也是天对舜接受的显示。孟子没有说明如何知道各路神灵对祭祀满意，但进一步说明了民众对舜的执政满意的情况：舜为尧守丧三年后移居黄河南岸，避开尧的儿子，各诸侯国的朝觐者不去见尧的儿子，而去见舜；百姓诉讼纠纷，不去找尧的儿子，而去找舜；他们歌颂的对象不是尧的儿子，而是舜。于是，顺应天意，舜登上天子之位。同样，舜选择了禹，禹在舜死后守丧三年，接着移居阳城，避开舜的儿子。天下民众跟随禹而不跟随舜的儿子，就像以前大家跟随舜而不跟随尧的儿子，之后，禹才登位。禹也像舜一样，选择了继位者，名益。禹死后，益也服丧三年，也移居别处避开禹的儿子启。但是，朝觐者和诉讼者不去找益而去找启，民众不歌颂益而歌颂启。益没有得到民众的接受，未能继位。启得到民众的拥护，子承父位。
传子可以是正当的，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取决于君主的儿子是否贤明。如孟子对万章所说，尧的儿子能力不足，得不到民众的拥护，未能继位；舜的儿子也能力不足，没得到民众的拥护，未能继位；而禹的儿子启，贤明能干，能够诚心敬意地实行禹的治国之道，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继承了禹。
推翻暴君，即使是由下到上，并使用武力，所产生的政权仍是正当的。齐宣王问孟子，商汤起兵打败夏桀建立商朝，武王起兵打败殷纣建立周朝，是否说明臣子可以诛杀君王？孟子说，摧残仁义者应该被称为贼，摧残道义者应该被称为残，既贼又残者应该被称为一夫，我只听说处死了一夫殷纣，没听说诛杀君王。
天子征伐百姓所憎恨的诸侯，将其废除，是正当的。孟子仍以商朝的开国君主汤王为例，他征伐诸侯从滥杀无辜的葛伯开始，为百姓复仇。之后，汤王挥军东征，西面的百姓不满；南征，北面的百姓不满，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四方的百姓盼望汤王，就像大旱望雨。在汤王的军队到达时，集市照常营业，农夫照样耕田，暴君得到惩罚，民众得到安抚，就像天上降下及时雨。
但是，一个诸侯国，没有天子的授命，擅自灭除另一个诸侯国，是不正当的。比如，燕国内乱，齐国趁机发兵占领燕国。其它诸侯国要联合进攻齐国营救燕国。齐宣王向孟子求教。孟子告诫他，绝对不能伤害燕国百姓，毁坏其宗庙，搬走其国宝，相反，应该和燕国民众商议拥立新的国君，然后退出，因为只有天子才可以征伐诸侯。没有天子授命，诸侯国出兵诸侯国都是不义之战。
臣弑君，子弑父，都是篡位，不具有正当性。孟子对篡位的定义不限于此。汤王死后，长子尚未继位便去世，其他两个儿子先后继位后不久去世，轮到长孙太甲。但是，太甲破坏了汤王所制订的法典。开国重臣伊尹没让他继位，把他流放到桐。伊尹的做法得到民众的支持。太甲悔过自责，端正了自己的行为，并听从伊尹的教诲。三年后，伊尹把他接回来继位，又得到民众的支持。弟子公孙丑问孟子，伊尹是臣，太甲是君，贤臣是否可以流放不贤之君？孟子说，伊尹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为了民众。如果换一个人，不是为了民众，这样做是篡位。在另一次与万章的对话中，孟子说，如果舜为尧服丧三年后，没有避居他处，让百姓在他和尧的儿子之间作出选择，而去占据尧的宫殿，逼走尧的儿子，那就是篡位，而不是按天意继位了。
孟子引用的所有例子中，尧传舜，舜传禹的故事最完美，它们发生在距离孟子遥远的古代，具有传说的成分，被他用来反映自己的理想政治。为什么从禹传子开始，夏商周三朝，这么长的年代里，各朝天子都是传子，再也没有出现过传贤？万章对此提出疑问。孟子回答说，普通人要继承天下，必须有舜和禹那样的品德，同时得到天子的推荐，即使德高如孔子，没有天子的推荐，还是不能继承天下；血统继承人被废除，必须如桀和纣那样恶贯满盈，夏商周三朝其他的天子和血统继承人都没那么坏，所以他们之间的传位不能改变。总之，传贤很难，改变血统继承人也很难，不是人所能决定的，是天决定的。对万章的追根究底，孟子不得不借助于天来给予回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可以看出他的固执。
三， 政权正当性的依据
孟子评判政权正当性的依据有三条：天意，程序和民心。其中第一条，天意需要通过发生的事情来显示，以传贤或传子为例，民众对继位者是否接受是天意的显示。第二条，政权传递有既定的程序，如先帝的选择或血统的顺序，但符合程序的继承人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接受，还是不能继位。第三条，民心，即民众的接受和拥护，失去民心的暴君可以被推翻和取代。三条依据，民心不仅仅是其中之一，而是全部依据的中心。
孟子用夏桀和殷纣作为反面例子来说明政权对民心的依赖。他说，桀与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众；之所以失去民众，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民众的拥护，便能得到天下。获得民众拥护的方法是获得民心，而获得民心的方法是聚集民众想要的东西，不把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他们。民众归心于这样的仁政，就像水往低处流，野兽奔向旷野。
孟子提醒邹穆公失去民心的后果。他说，正因为你在灾年没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助饿死和逃难的百姓，百姓们今天才不愿在战场上效命，任他们的长官被打死。引用曾子的话，“要不得，要不得，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回过来对你”，孟子告诉邹穆公，你对百姓没什么可抱怨的，只要改行仁政，同样这些百姓会敬爱他们的长官和你，不惜战死。
孟子对梁惠王说，只要不违农时，避免过分捕捉和砍伐，就能使民众有足够的粮食，鱼鳖和木材，以养活生者，为死者办好丧事，那是为王的开始。所谓为王，就是深得民心。如果长者能穿上暖和的丝帛，吃上肉食，平民百姓家人人不饥不寒，乡村里有学校，给大家讲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头发斑白的老人背着重东西在路上就有人来帮助，如此情形之下君主还不能为王，那是不可能的。
孟子告诫齐宣王，不可野心勃勃，征服天下的妄想将把自己带入灾难，不如从治国之本做起，使平民百姓有恒久的产业和安居乐业的恒心。他把告诉梁惠王的那番道理对齐宣王也讲了一遍，并说，如果你为民众的快乐而快乐，民众就会为你的快乐而快乐；你为民众的忧愁而忧愁，民众会为你的忧愁而忧愁。与天下同快乐共忧愁，还不能为王，那是不可能的。
总之，一个君主能否深得民心，取决于他能否为百姓驱除暴政，能否聚集民众所需要的东西，能否在灾荒时救助民众，能否在治理好民生的同时办好教育，维持好民风道德，能否使百姓有恒产恒心，能否与百姓同欢乐共忧愁。孟子的那段名言概括了他的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民众最重要，社稷其次，君主相比之下不重要。得到平民百姓的拥护才能成为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成为诸侯，得到诸侯的欣赏才能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可以更换。社稷不起作用，也可以变换。
孟子的政治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行为的准则，为被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衡量统治者的标准，与那些驭民愚民的帝王之术是完全不同的。其“民为贵”的观念既受时代的局限，又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任何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权应该能够得到民众的接受，符合民心；一个得不到民众接受，失去民心的政权则不具有正当性，应该被取代。现代国家，无论属于哪种政治制度，翻开其宪法，大概在不同程度上都会体现如此观念，至少在字面上。
孟子的传贤理想，在他的那个时代，近乎空想。然而，时至今日，政权的平稳传递，从一个既有道德又有智慧的执政者过渡到另一个既有道德又有智慧的执政者，仍是人们所希望的，无论过程如何。政权的剧烈变动，诉诸武力，除非在暴政之下和水深火热之中，是人民不希望看到的。而道德低下、智慧欠缺者当政，则为人们所厌恶，无论是怎样产生的。
孟子没有见到过民主制，没有想到过民众对统治者的选择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但是，他想到了民众的选择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在行动中表现出对统治者接受或不接受，信任或不信任，颂扬或不颂扬，拥护或不拥护。不仅如此，他还想到了另一方面，即政权继承者和执掌者应该给民众提供选择的机会，将自己置于被选择的地位，让民众的选择得到表达，以取得正当性。否则，其政权则不具有正当性。
当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近代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对“德先生”比“赛先生”可能更熟悉。他们不知道万有引力，元素周期，遗传进化，但知道“民为贵”，知道政权的作用应该是为了百姓的需要，也知道执政者应该得到民众的选择和接受。他们所陌生的只是选举制度。孟老先生和“德先生”年纪相差很大，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但两者之间有不少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