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五年，我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可谓“茁壮成长”的少年时代。有那么多美好快乐的时光，但我的回忆似乎总有点沉重。为什么,我记忆最深的不是拂面的春风，明朗的秋月, 少年时的快乐时光，而是孤独寂寞，一滴滴的泪水？

实际，我的少年时代比许多同龄人幸运许多：在家里，文理科都可以得到父母的指教，有自己的小屋，自己的书桌，衣食无忧。在学校，我得到老师的宠爱，参加过夏令营，从没有物质上的烦恼。中学的学习当然必须刻苦的，但为了高考谁学习不刻苦呢？而且，比起现在衡水中学的那些孩子，我们那时实在人道很多。

我经常问那时的同学: 中学时，你快乐吗？几乎每个同学的回答都是：快乐呀，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们的回答令我嫉妒又羡慕。而他们也都羡慕我: 学习好，受老师宠爱，难道会不快乐吗? 我, 听话，刻苦，循规蹈矩，几乎算是一个”好学生标本”。但上高中后，我成为了一个”缺失的少年” — 缺失少年的色彩，少年的稚气，少年的幻想，少年的清澈, 甚至少年的叛逆。

写这段中学回忆，我只能用“少年”这个中性词，因为我并不曾有过一个少女时代。在我成长的环境，那些清高的知识分子们鄙视爱穿着打扮的人。已经是八十年代了，父亲系里一个叔叔因为爱跳舞，经常把头发梳得精光，皮鞋擦得锃亮，在背后受到同事的议论和嘲笑。包括口若悬河谈安娜卡列尼娜的中文系阿姨，也穿着朴素灰暗。倒是图书管理员，实验员们，甚至食堂的女工穿着时髦得多。

我被灌输“爱打扮、讲漂亮“的女孩是没出息的，会影响学习。我的好成绩很少能得到赞赏，母亲常常向外人夸奖我的“不讲究、不打扮”。其实，我哪敢讲究、哪敢打扮呢？母亲是学教育的，她明白孩子是会向老师和家长赞扬的方向去发展。渐渐地，我真的不注意自己的外表，丧失对美的意识。那是蓓蕾初开的日子，本该是最美的少女花季，我却从来没有少女的意识。

八月底，到了离家上大学的日子，家里给我准备大学生“该有的装束”。因为买不到平跟的皮鞋，只好买了一双半高跟的皮鞋。离家的前一天下午，母亲带我来到一个鞋匠小摊前，对新皮鞋进行“消跟”改造。母亲指示操着宁波口音的小鞋匠去掉高跟，换上橡胶底。小鞋匠拿出两三种橡胶底，好心地提醒：因为鞋型是半高跟的，应该选稍厚的橡胶底。不到十分钟，一双原本秀气的新皮鞋被去掉了跟，成为母亲认可的“女大学生该穿的样式”。

那天，我奇怪自己对新皮鞋的改造没有表示出一点不满或抗议，是习惯“驯服”的天性？还是对美完全没有意识？我都有些佩服自己是一个多么听话驯服的孩子啊！八月底，下午的阳光依旧刺眼，但已经没有那么热了，路上人不多，我心里掠过一丝寂寞。我要离开了。

吃晚饭前，天有些暗了，箱子已经整理好，旁边摆着改造好的样式古怪的新皮鞋。箱子里只有一件新做的蓝色条绒衣服，样式陈旧，做工粗糙，其它都是旧衣服。相对于家里的条件，我的衣物真的太简陋了。母亲看着箱子里的衣物，伤心地哭了。我残忍地想：母亲是感觉愧疚吗？但，这难道不是您想要的结果吗？这不正是您平时引以为傲的“不讲究、不打扮”吗？

晚上，对于第二天的离别，母亲非常伤心。我模糊记得那时父母关系仍不太好，对我的离开，母亲很伤感。我很漠然，即没有对家的特别依恋，也没有对新生活的特别向往。我的心早就飘在空中，飘在在没有安适的地方，即使到外面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我应该依恋父母？或对自己没有依恋而愧疚？

第二天早晨起床，嗓子疼，头疼，我不敢告诉父母。送我去火车站时，母亲一直在流泪。即使头很晕，我仍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告别父母，告别了我的少年时代。告别时，一向爱哭的我并没有流下泪水。

2024.3.1 初稿
2024.12.30- 2025.1.7 修改

高考完，我很平静，开始向往已久的“不受约束的读书”。真奇怪，真正不受约束时，读书的愿望反而不那么热切。我开始读《战争与和平》，只读到安德烈在战场受伤，仰望星空，思考生死，就读不下去了。

那时，整个家属院风声鹤唳，妹妹的同学，一个平时挺安静的小男孩，在初中升高中考试的前三天，因为压力太大，从五楼平台跳下，小男孩没死，却是全身骨折。母亲告诫我：“你可不许做傻事，你爸爸现在出差在外，出什么事，我可负不了责任。”我暗笑母亲多虑。

高考成绩快出来的前几天，大概为避免万一落榜的难堪，我被送到城里母亲的同学家。我每天去游泳，晒得很黑，没多想高考的事。一天下午，母亲来了，满脸放光，带着从未有的兴奋和喜悦，告诉我：你的高考成绩非常好！不会有暴风骤雨，我的心踏实了一些。但我并没太高兴，分数比我自己预估的低了一点,而且高考这一年，我的状态并不好。另外，我仍不服气：“自己是跳远选手，却参加跳高比赛。”

母亲很奇怪我为什么不高兴，她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笑嘻嘻地质问：“你这个坏家伙，是不是你早就心里有数，知道会考成这样。竟然还隐瞒，让我担心！” 我忘不了那天母亲在我肩上轻轻地一拍，母亲的举动让我突然有点想哭。我记不得上一次母亲的亲昵是什么时候了。自从上中学，母亲总是那么严厉。

高考成绩传得飞快，那些落榜的可怜的孩子，此时都蛰伏在家，闭门不出。如果我没考好，那该会是怎样的“惊天动地”，一定也会被“隔离”。但那天，是我，也是母亲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大院，孩子学习好是父母最大的骄傲。我和母亲走在回家路上，不断得到熟人的祝贺，和路人投来的羡慕目光。

遇到一位母亲的同事，这位阿姨偶尔来我家时，会眉飞色舞地吹嘘自己如何有魅力如何能干，夸赞自己的儿女如何优秀。那天，她用夸张的甜蜜笑容，发嗲地说：“哎呀，我亲爱的小愚，你考得可真好啊。” 确实，我的分数比她的孩子高出很多。她亲热地搂住我，一边却在我的胳膊上又掐又扭，我疼得差点喊出声来，赶快挣脱出她的拥抱。

她依旧满面笑容地赞扬我，恭维我的母亲。我既惊讶，又有点糊涂：这是我的想象吗？那种又掐又扭可真疼啊，似乎带着恨意。我曾告诉母亲这件事，“当时那个阿姨掐得我好疼啊。”母亲反而批评我:“你怎么能把人想得那么坏呢？那是大人对孩子表示亲热。而且事情都过去，你还记着，真是小心眼。” 但那种又掐又扭，我真的感觉不到一点大人对孩子的“亲热”。我无话可说，只觉得人心叵测。

高光时刻过去，新的烦恼又来了。我的大学目标一直锁定在同济大学的建筑系，而我同班的一个男生，他的目标也是同济的建筑系，他也参加绘画小组，而且画画比我好。平时我们成绩差不多，但高考时他却比我高了十分。同济的建筑系只有一个名额，这个男生如愿以偿，我败下阵来。

当时也有其他大学的建筑系，但我都不满意。现在，该怎么办？我化学没考好，肯定不能学化学；我害怕死人，所以不能学医；看周围的叔叔阿姨那么辛苦地备课，我也不想当老师。母亲年轻时读了很多苏联小说，深受影响。“为祖国去建大坝，成为水电站的英姿飒爽的女工程师！”母亲建议：“去清华，学水利，去修水电站！” 父母带我拜访了水利局，一位清华水利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很诚恳地说：“女孩子还是不要学这个专业吧。”

一天，父亲在家属院大门口遇到过去的一位同事，如今他是某单位的局长。“让你女儿去学无线电吧，毕业后就去我们单位，工作很轻松。” 我的命运就由这次偶然的相遇决定了。我遵从了父母的建议，为了将来轻松的工作，我选择学电子通信，这也是当时的热门专业，并且选择了一个将来毕业分配不错的学校。一位曾辅导过我的叔叔对我的选择很不以为然：只为一份轻松的工作，我的选择“太轻”了。

刚十七岁的我,怎么知道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人生选择呢？楼下的张叔叔，家门上总贴着“正在工作，请勿打扰”的纸条；每天晚上，学习空隙，我去阳台透气时，总能看见住在平房的高阿姨在灯下备课。后来，张叔叔和高阿姨都因为工作认真努力，贡献杰出，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那时的我，害怕过这种刻苦攻读的生活。高考这一年已经让我受够了！我实在不想过这种“不轻松”的生活。我要下班以后可以随便看电视，看电影，读自己喜欢的书，甚至用业余时间写写东西，去实现“文学少年”的梦想。这就是我当时的幼稚想法。

后来证明，我选择的专业是自己完全不擅长的，简直是灾难！但那时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也因此渡过痛苦的大学四年。

父母作为知识分子，从我平时的言行，从我“用斧头砍煤”的举动，为什么竟然看不出我的实际动手能力极差的弱点呢？而我自己, 为什么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地不自知呢? 父亲动手能力极强，能自己组装电视，但我完全没有遗传父亲这方面的基因。我即使选择理科专业也会好得多。然而，偏偏选择了工程专业，让我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展示我最弱的最不知所措的技能。

路遥的小说《人生》扉页上有着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学了文科; 如果高考前我少看几场世界杯球赛，考上同济的建筑系；如果我选择了理科专业，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呢？

对于我，人生就从高考报错志愿开始了。

2024.2.27 初稿
2024.12.29 – 2025.1.7 修改

高二，是我高中的最后一年，也是高考冲刺的一年。这一整年，每天机械地上课，做作业，复习，考试…… 我成了“学习机器”, 感觉非常烦闷。

我所在的高一三班被拆散，成为文科班。因为参加夏令营，我没有照分班留影。我被分到了高二一班，新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某老师，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但其他老师对我都不错。在新班级，我颇有“庶子”之感，与同学关系也很一般，甚至不知道很多同学的名字。

刚上中学时，我是坐在第一排的小个子，体育课的“垫底学生”。经过五年的刻苦锻炼，做早操时的一丝不苟, 中学最后一年，我已经成为“健硕偏高”的女生了，甚至在全校运动会取得名次。“名次取得”很偶然：开运动会，因为害怕摔跤,没有女生愿意参加百米跨栏比赛。我一向是听话的学生，老师拿我去“凑数”。七八个女生参加该项比赛, 我既没有摔跤，也没有踢倒跨栏，“勇敢”地, 糊里糊涂地取得比赛的第三名，奖品是一个小本子。我于是成为在运动会上拿到名次的”选手”，虽然只有一次。

说到”勇敢”, 我应该感谢刘叔叔，他是母亲的师大同学,一位烈士的后代，带着《青春万岁》中“班干部杨蔷云”的色彩。刘叔叔家有三个孩子, 年龄与我和妹妹差不多。暑假，刘叔叔经常带着两家的五个孩子“到大自然去”。我们在河沟渠里扑腾,学习游泳，每个孩子的手腕都绑着绳子，以防被河水冲走；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带上一天的干粮，骑着自行车，上山“远征”。一个夏天，在回来的路上，遇到暴雨，在电闪雷鸣中，我们一边飞快地骑行，一边大叫大喊，把自己当成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海燕……

某天，在我课桌上，出现了不知道谁递来的“小纸条”。纸条中，我被称为“附中红姑娘”。当时我经常穿一件红色外套，而其它方面，我也算很“红”的学生。后来有老师告诉我，班里有几位男同学对我印象很不错。可惜，我都不记得与他们说过话,那时我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学习机器”。

在学习上，我有学校子弟的优势，参加了两个补习“小灶”：物理和政治，每周各补习一次。但在新班级，有两个同学的成绩是我望尘莫及的。一位是男生夏天，他是那年的全省高考状元；另一位是女生韩晓，她比夏天更聪慧，是全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可惜她得过小儿麻痹，腿是瘸的。高二第一学期结束，学校公布了年级排名，我位于理科前几名。老师向我祝贺，但我并不高兴，有点“不服气”：自己是跳远选手，却在参加跳高比赛。如果让我学文科，也许就能考年级第一了。起码,我的数学比所有文科生都强！

反思中学的学习，我也许存在一个失误。母亲和其它女老师常议论自己的学生，她们常常更欣赏男生，认为男生学得更灵活，有所谓“后劲”；而对女生的评价，常常是：学习比较死板，只会死记硬背。只有特别优秀的女生才能引起她们由衷的赞赏。潜移默化中，我很不屑成为“只会死记硬背，学习死板”的女生。因此我从来没有下功夫去“死记硬背”，没有训练出较强的记忆能力，影响了以后的学习提升。现在，我则认为：在某些阶段，对某些科目，死记硬背是必须的，有助于理解内容。死记硬背并不等同于学习死板。

中学最后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我遭遇到中学时代最差的老师，也是一生中最差的老师：一位化学老师。上高一时，班主任孙老师教化学，她教学非常认真。虽然做化学实验时，我的裙子被硫酸烧出窟窿；但化学考试时，我总能考很高的分,感觉化学并不难。期末帮老师登记年级化学成绩时，我注意到另外一个老师教化学的班级，分数普遍偏低。即使学习很好的学生，有些并不很难的题，他们竟然都答错了，我感觉很奇怪。

上高二后，因为分班，那位长着大河马脸的老师也开始教我化学。这时我才知道：这位河马老师上课时有一大半的时间在胡扯八道！她吹嘘自己，吹嘘她过去的学生。有时都快下课了，她才想起来还没开始教正式的内容，于是匆匆讲几句，而且教的都是最简单的内容。上她的课，我着急得想哭。高考前，她还故意称病不来上课，学生家长求她，她才回来上课。回来时，一副小人得志的得意洋洋。我至今痛恨并且不能原谅这种少见的不负责的老师，她影响了多少学生的前程！高考时，我的化学成绩比其他科目低了几乎二三十分。毕业后，每当谈起那位化学老师,同学对她都充满厌恶。低年级同学聚会时，我见过这位老师，她笑容可掬，道貌岸然地讲话，摆出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难道她自己不清楚有多少学生厌恶她！

高二这年，在学校，我能做到专心听讲；但回到家，却不能专心学习，总想找些“零食” – 偷读小说。我搜寻书架，只有父亲的物理学和母亲的马卡连柯的《教育学》课本。仅有一本小说《欧阳海之歌》，我在初中时已经读过一次。在烦闷中，又拾来重读，但小说语言陈旧，情节拖沓，更令我感到烦闷。

终于有一天，在一堆物理学和教育学课本中，我竟发现了两本破旧的《中国文学史》（原来应该有三册），前面有母亲的签名，为1963年9月购置。我像突然发现了瑰宝，爱不释手。这两本破旧的书开启了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我舍不得一次读完，每当复习烦闷时，随意翻开一页，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我特别喜爱第二册的唐代文学：《春江花月夜》的“被自然美所激发的渺远而缠绵的情怀”；杜甫的“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杜牧的“清丽俊逸的格调”…… 烦闷中，中国的古代诗词向我展开一个瑰丽渺远缠绵俊逸的文学世界，带给我心灵的尉藉。仿佛在沙漠中跋涉，吸吮到清泉；在苦味的生活中，品尝到一枚甘果…… 我向往着，期盼着，咬牙坚持着：只要熬过高考，只要上了大学，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读这样的书了！

六月以后，大家回家复习，迎接七月的高考。这年六月，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这大概也是中国第一次转播世界杯，报纸上都是马拉多纳的消息。我实在烦闷极了，只要父母不在家，我就偷偷打开电视看世界杯。有时我和妹妹在外面轮流站岗，听到楼下有脚步声，赶快关电视，用报纸扇电视的后座去散热。在这之后，我从没有如此热衷看世界杯了。

7月7日到7月9日，连续三天的高考终于到了。我在家里有了特殊的地位，父母跟我说话时屏声细气，连妹妹也得让着我。母亲精心安排伙食和各种水果；父亲是学物理的，特别崇拜德国人，他特意买了一大包巧克力让我吃，据说二战时，德国飞行员可以几天不下战场，就因为吃高热量的巧克力。

高考前一天，父亲的单位派了一辆大车，载着一群考生和家长去“踩点”。以后三天，这辆大轿车每天负责接送。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被指示早早上床睡觉。半夜，父亲进来侦察一番后，向母亲报告：“她睡得很好。”

第一门考的是语文，是我的强项，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感觉不错。然后是数学，也是我的强项，我做出最后的加分题 – 双曲线函数题。高一暑假补课时教了这部分，当时我正在夏令营。回来后，我自己看书，补做老师布置的习题，竟然在高考中碰上了。每天考完后，我向父母如实汇报战情。

中学最后一年，虽然状态不佳，但中学五年已经把我训练成一架颇为精巧的考试机器，我最大的本领就是会考试。

2024.2.25 初稿
2024.12.29 – 2025.1.7 修改

1980年秋天，我上高中。全年级有四个班，三分之一的同学是从外校考进来的。班主任孙老师是一位教学非常认真的化学老师，其它各科师资都很强。糟糕的是我们班的纪律很差，班里有几个体育特招生，上课时不好好听讲，老师根本管不住这些捣蛋鬼。

人的记忆很奇怪，有时模糊，有时清晰。上高中后，我的记忆就有些模糊，每天似乎只是机械地上课，做作业，复习，考试…… 没有朋友，没有欢笑，没有色彩，没有书籍，没有音乐。仅仅过去三年，我似乎再也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生活的清新。

上高中后，我自觉地开始了准备高考的学习模式，尽量做到令母亲“无可挑剔”，母亲对我的犀利语言少了很多，开始对妹妹比较严厉。这时，我家搬到楼房，家里条件改善了许多，不用再去公共厕所。但这样，我也不方便去邻居或同学家，同学也不敢来找我玩，我几乎没有了朋友。

在新班级，我仍然担任学习委员。母亲本不希望我担任班干部，怕影响学习，但孙老师认为担任学习委员可以督促我更好地学习。我的成绩仍在前列，但我知道有同学比我更聪明，其中有一个叫慧芬的女同学，她从农场中学考进来。就像长跑比赛，我非常努力地跑在前面，不敢松懈，而慧芬却有说有笑，很轻松地跟在不远处。这时我也尝到嫉妒的滋味。

高一这年, 教语文的胡老师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教学认真严谨，她与我母亲关系很好。受胡老师的启发，从那时起，我开始偷偷写日记，并将这个习惯坚持了十年。之所以“偷偷”，是因为母亲坚决反对写日记，在文革中，她看到太多日记书信所带来的灾祸。即便是“偷偷写”，在日记中我也不太敢记录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总担心母亲会发现我的日记。

此时的我不再盲从地相信课本,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学《沁园春-雪》时，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课本解释：风流人物，是指当今的人民大众。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太牵强，这明明是作者的“自矜”，将自己与历代的“风流人物”一较高下。我问老师如何看这个问题，胡老师显得有点为难，最后只好说：如果考试中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是应该回答：“风流人物”是人民大众。

这一年，由于奶奶的到来，家中又一次爆发危机，父母关系再次紧张。一天放学后，看到楼下散落摔碎的杯盘，我的心怦怦跳，赶快跑回家，拿来扫帚收拾残局。那时，上午最后一节课，我就开始紧张焦虑，父母今天会怎么样？家里又会发生什么？

经过上次危机，我学到了教训：父母发生争吵，我坚决保持中立，绝对不选边站，绝对不得罪任何一方。我对奶奶既不敢太亲近，也不敢太疏远，左右为难。我的“中立”令母亲有些伤心，对我的“圆滑”有些不屑。妹妹还是像上次那样站在母亲一边, 但上次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只能如此。妹妹无论做什么，父母都会原谅她。而我是“懂事”的大孩子，境况就不一样了。幸亏这次家中的危机比较短暂,不久就结束了。奶奶离开时，除了我，对家中每个成员都很不满。而我，把自己缩起来，包起来，不给自己找麻烦，漠然置身家庭旋涡之外，成了“好人”。家里的气氛让我感到压抑，而我却不能像初中时那样去同学家逃避，只能躲在自己的小屋里。

我常常感到说不清的孤独 — 像一叶孤独的小舟在水上漂泊，没有方向；心，在没有安适的地方：宇宙是那么浩瀚，而自己却是那么的渺小孤独。周六傍晚，在班级打扫完卫生，走在回家的路上，暮色苍茫，路旁的房屋射出温暖的灯光。即使知道不远处就有自己的家，父母在那里，还有电视的声音，我却像独自走在荒野中，天地苍凉，不知自己走向何方。即使在家里，在父母身边，电视声音很大，那种孤独之感依旧挥之不去。那时，我特别羡慕那些电影明星，我想，那些大明星们那么有名，那么多人喜欢她们，她们一定不会感到孤独。

在自己的小屋里，做习题时，面对沉沉的夜，我常常会胡思乱想：想家里突遭变故，想自己在世界上孤苦无依，上不了大学…… 有时那些像真的发生了，我默默流泪。胡思乱想时，我常用圆规在书桌面扎出密密麻麻的小点。

我曾吞吞吐吐告诉母亲：有时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受。母亲认为我的这种情绪很不健康，要我专心学习。我也寄希望于考上大学，这种“心里的难受”就都会过去。家里有一本《儿童唐宋诗选》，我开始背唐诗，让自己不胡思乱想。我读冰心的《繁星》有一节: “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生活优越的冰心，她会有怎样的“心中的风雨”呢？也是孤独吗？

这一年，我有过一次“叛逆”。平时，母亲最爱“夸耀”我的容貌，那仿佛是母亲的骄傲：“从产妇推出来，脑袋就像个大角瓜，我想那千万不要是我的孩子啊，可偏偏推我面前。” “小愚，你的眼睛不好看，像我。” 这种津津乐道地“夸耀”，我从小听多了，也无所谓 — 照照镜子，镜中的自己，美滋滋的。

一天，母亲又在“夸耀”，从不顶撞母亲的我，开始“反抗”：“妈妈，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里别人都说小老鼠不好看，小老鼠说：‘你们说我不好看，但我妈妈说我好看！’ 您看，小老鼠的妈妈都能这样，您为什么总要这样说我呢？” 说到最后，我的声音开始哽咽颤抖。母亲很不自在，“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得开玩笑啊？” 这之后，母亲再也不“夸耀”我了。那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一次“叛逆反抗”。

高一这年,也有快乐的时光：中秋之夜，全家在阳台赏月，品尝美食；家里的伙食更好了，有了冰箱和彩色电视；看电视球赛转播，看中国乒乓选手获世锦赛全部冠军…… 我特别记得，1981年春天，一场激动人心的中国男排与南朝鲜队在香港的比赛。非周末时间，这种球赛转播一般是不允许我和妹妹看的。但那天，我和妹妹借着喝水的机会，赖在电视前。比赛太激烈了，父母索性也不赶我们走了。中国男排先是0比2落后，后来奋起直追。比赛快结束时，电视转播突然中断。听广播，才获知男排以3比2获胜。第二天，从新闻里得知，北大学生因为这场比赛，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那时，我和妹妹都成了汪嘉伟的球迷。我在初中，就从《中国青年报》的人物专栏读到过汪嘉伟的背飞。

既然不能学文科，上高中后，我将大学目标锁定在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因为建筑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我从小就喜欢绘画，父亲也非常鼓励我和妹妹绘画，认为绘画有助于开发儿童智力。因为学建筑需要有些绘画基础，我参加了小秦老师组织的绘画小组，每周两次，下课后去画室对着石膏像画素描。那时我画的大卫头像的素描，还是挺有模有样。高二，面临高考，我没有坚持下去，秦老师很遗憾。现在回想，自己也很遗憾。

高一将结束时，学校通知：我们的学制又从三年制变成两年制，高二将是高中最后一年，因此大家都要参加暑期补习。这时，我却意外地收获了短暂的快乐时光，我参加了全国青少年地质夏令营。此类夏令营只有我们这届，前后几届都没有举办过。夏令营实际是每个省分别活动，为期两三周，有三十名来自不同学校的高一学生，由地质局的工程师带领，还有电视台的记者跟随报道。我们住在一个部队的教导营，早晚和战士一起用餐，晚上和战士们一起看电影，因此也见识了军营的生活。看电影前，不同连队要互相“拉歌”，年轻战士们都是直着嗓子“吼唱”，非常有气势。

每天早晨，我们背着地质包和水壶出发，唱着刚学会的《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参观黄河上的水电站和建在大山中的地震观测站；在矿山，用地质锤敲开岩石，看到亿万年前植物的印痕；我们穿过黄沙漫漫的戈壁沙漠，在山峦间观察不同的地质结构；我们住帐篷，围着篝火跳舞、唱歌…… 此时，我的同学正在学校补习数学语文。

在夏令营，晚饭后，我常和一个男同学去打羽毛球，他是一个体育健将。不知不觉，我开始暗暗喜欢这个俊朗的少年，喜欢他开怀大笑的样子，我是多羡慕他的快乐无忧啊。但我也只能在心里“暗暗喜欢”，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更不敢去表达。夏令营后,我们再没联系。初中时，在电视看儿童剧院演出的《白雪公主》，当许亚军扮演的王子出现时，我不禁叹道：“王子真好看！” 母亲瞪我一眼：“女孩子，说这种话，丢人！不自重！” 我不敢想象，如果母亲知道我暗暗喜欢一个男孩，那该是多么“丢人”的事，而且母亲最看不起不自重的女孩。

夏令营是我高中时最快乐的时光：每天充满阳光，充满少年的朝气,每天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时时刻刻有同学的歌声和欢笑。只可惜欢乐的时光太短暂了，夏令营只有两周，临别时很多同学都留下依依惜别的泪水。后来我还参加了记录夏令营活动的征文比赛，获得三等奖。从夏令营回来后，各校同学互相拜访，这令母亲很反感：“已经允许你参加夏令营了，够可以了。从现在开始，必须认真准备高考了!”从此，我再也不敢与夏令营的同学接触了。

高一这年，有夏令营充满歌声的欢乐时光；也有少年的我初次品尝到的孤独。

2024.2.17初稿
2024.12.29-2025.1.7 修改

由于母亲的影响，我比同龄人更早受到文化启蒙。八九岁时，听《黄河怨》、《黄河协奏曲》，母亲启发我感受音乐的意境，黄河的气魄；当电视播出黄山时，母亲讲解如何欣赏黄山雄奇的气势，云海的奇幻。从小我就偷读母亲的书籍，跟随母亲看电视里播放的名著经典。因为母亲的熏陶，我热爱文学。母亲认真敬业、正直善良，令我永远敬佩，也影响着我一生的作人准则。

当外人羡慕我有这样的母亲时，我的感觉却很复杂。在“文艺少年”的最后，我写到：“对于母亲，我知道是不可以反抗的，只有默默地接受。” 直到此刻，我仍犹豫、矛盾，我该如何写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我很爱我的母亲，母亲也很爱我。但成年后，我的内心并没有向母亲真正地敞开，甚至有些刻意的疏离，这使晚年的母亲有些伤感，大概也与妹妹提过。

上小学时，我经常生病，妈妈背着我，或牵着我的小手去医务室打针。十岁时，因怀疑我得肺结核，母亲伤心落泪，偷偷地給我买威化巧克力，吃到那么高级的糖果，让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快要死了？那时，我感受到母亲的温暖爱护。但自从上中学以后，我很少生病，不记得有过母亲的亲昵或爱抚，我也从来不会向母亲撒娇。记忆中只有母亲的严厉，母亲毫不留情的训斥。当然，母亲也有怨言：父亲不管我和妹妹，是“好人”；而母亲最辛苦，做的事、管的事最多，反而成了“坏人”。

在外人眼中，我是一个别人家长羡慕的好孩子，好学生。在学校，我积极进步，认真学习；在家里，我是听话、有礼貌。然而，无论我如何努力，似乎永远达不到母亲的期望，永远是改不掉的毛病和缺点。爸爸是老好人，不管我，我也不怕父亲。但对于母亲，我怕！ 唯唯诺诺地怕。母亲的目光，母亲犀利的语言令我胆颤心惊。从母亲口中，我极少能得到正面的评价，而有时只是一点小错，比如做作业的时在书本上画画，就会招致母亲暴风骤雨般的训斥。

初二数学期中考试，我看错一道小题，感觉很懊悔，回家后向父母如实汇报。当时家里还有客人，母亲就开始毫不留情地训斥：“没出息！永远改不了粗心的毛病！” 我默默地流着泪，“还有脸哭！” 母亲更生气了，训斥得更厉害，邻居赵阿姨也只好很尴尬地离开。这位阿姨平时对她女儿小威姐也很严厉，小威姐唯唯诺诺，成了她名字的反义词，但母亲比赵阿姨更厉害。也怪我自己吓自己，那次数学我考了98分，母亲仍在追究：“为什么丢那2分！” “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母亲年纪大以后，性情柔和许多，也检讨自己当年对学生太严厉，有时不近人情。我也适时发发自己的“牢骚”：“亲爱的母亲啊，您的学生忍几年就毕业了。我可是在您的严厉之下过了一辈子。” 母亲轻轻拍我，又厉害起来：“要不是我管着，能有你的今天！” 有时，我也想：自己确实不是那种特别勤奋、特别管得住自己的孩子，或许真的需要母亲的严厉？

但母亲的严厉，如母亲自己所说“有时不近人情”，让我难以理解。有一次我将自己满意的一篇作文请母亲过目。母亲读后, 要我修改，可我并不认同母亲的修改意见，唯唯诺诺地抗辩。母亲生气了，把我的作文本推到一边，很平静地说：“好吧，从今以后，你别再找我，我也不管你了。” 我愣在桌边不知所措，直到母亲离开，才把作文本检起来。

母亲说到做到。随后的一周，在家里，母亲对我视而不见，即使对面走过，就像我是空气。我也不声不响，一切照旧, 默默地不驯服。一天，父亲发现了异常，批评我：“你怎么不跟妈妈说话！？” “是妈妈不理我！” 我哽咽着为自己申辩。在心里，我告诫自己：长大后，我不能像母亲这样。

后来，一切归于正常。但我心里却笼罩着一丝阴云，我一直骄傲自己是个好孩子，此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我伤了母亲的心，我这样，还是一个好孩子吗？”我感觉很委屈：那是我的作文，我有权保留自己的想法，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出格事呀？

母亲大概对我很失望。那时我初中快毕业，一天在饭桌上，母亲笑着说：“小愚初中毕业，去读个技校其实也挺不错的，可以马上出来挣钱。” 爸爸和妹妹都笑了，我也跟着一起笑。读技校的都是学习差家里穷的同学，我学习好，家里也不穷，怎么可能去读技校呢？

过了两天，下午上自习课时，班主任魏老师把我叫到楼道拐角的水池旁，她开导劝慰我：“你不要听你妈妈胡说，上什么技校！那简直是胡闹，是异想天开!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安心学习，不要受影响！” 这位母亲的朋友也觉得不可思议：“你妈妈简直是胡闹！”

天啊，原来那天饭桌上母亲并不是在开玩笑，母亲一定在与我的班主任商量，真的考虑让我去读技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想些什么，也不知该说什么。我使劲忍住，泪水还是一滴滴地落在水池边。回家后，我不敢问母亲，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不久，学校公布保送上高中的十名同学，我列于其中。此后，母亲没有再提读技校的事，我也情愿相信那只是母亲的玩笑话。

被保送上高中，不用参加考试，我本来可以轻松点。但母亲却不希望我松懈，要求我去参加考试，去体验“大考”的感觉。考试那天，监考的老师向母亲解释，我既没有准考证，也没有我的位置。同学看见我也很奇怪：不是保送上高中，为什么还来参加考试？我站在考场外非常尴尬。

那时期，母亲正担任低年级的一个尖子班的班主任，班里集中了全区的最好学生。那个“尖子”班是母亲终身的骄傲，到了晚年，母亲也总是津津乐道她的那个尖子班，谈起她的那些“尖子”学生，仍是两眼放光。我则一如既往地酸溜溜，“妈妈，您的学生那么好，他们是博士吗？”

平心而论，我并不觉得母亲的学生比我优秀多少。如果同班竞争，我并不一定比他们差。但是他们却能得到母亲由衷的欣赏；而对于我，母亲看到的总是我的缺点。无论我取得怎样的成绩，从来没有得到母亲的赞赏，似乎总是她的学生比我优秀。我就是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得到母亲的欣赏？我比他们差吗? 为什么母亲从没有看见我的“闪光”呢?

作为语文老师，母亲自然很骄傲她的学生的作文，常常由衷赞叹某些学生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有才气；称赞他们用词老道，文章有气魄；甚至评价某学生文笔俊逸潇洒，有三十年代作家的风范。母亲经常回家批作业，因此我常常去读母亲学生的作文，并暗暗做比较。自从那次冲突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没有请母亲读过我的作文。但在心里，我依旧渴望能得到母亲的欣赏，母亲的肯定。

一天，我读了一篇母亲学生写的议论文，感觉很一般。而这位学生是母亲班里的作文尖子，曾被选派去参加全市的中学生作文比赛。那天，“小心眼的我”和“爱逞能的我”没睡午觉，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反驳文章。我觉得自己写得酣畅淋漓，在论点、论据、逻辑、气势上都技高一筹，彻底打败母亲的那位作文尖子。

我太兴奋了，父母刚睡醒午觉，我就迫不及待地走进父母房间，要朗读自己的作文。我既激动又紧张，心砰砰地跳，我想像着：“这次母亲终于也将看见我的“闪光才华”，也会像欣赏她的学生那样欣赏我啦！” 我的声音都在发抖。“你激动什么？” 母亲莫名其妙。

我紧张地读完了自以为是的大作，因为太紧张，效果并不如预期。我满怀期望地等待母亲的评价，母亲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与父亲谈起了别的事情，对我的“大作”不置一词。我悻悻然，像一条小狗，自感无趣，红着脸灰溜溜地逃走了。

成年之后，我写点东西，当然是自己的爱好。但潜意识里，我仍是“不服气”，仍想向母亲证明：忽略我的“闪光才华”是多么的错误！我曾郑重其事，满心期待地将自己写的《我看到的俄罗斯绘画》献给热爱俄罗斯艺术的母亲，献给母亲的生日。
“这些真的都是你写的吗？” 母亲问,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没有文学鉴赏力的父亲认为我的文笔很好。

那一刻，我不禁哑然失笑。几十年过去，我没变，母亲也没变。

2024.2.17初稿；
2024.12.15 – 2025.1.5 修改

中学的第一年给我留下那么清晰清新的回忆，然而我的中学初三是怎么渡过的？有些事，我记得很清楚，有些，我的印象却很模糊。

大概是初三的秋季，奶奶从老家来，父亲并没与母亲商量，带来了堂弟，母亲非常生气。奶奶个性很强，与母亲发生争执，后来父亲与母发生争吵，家中的气氛每天都很紧张。母亲出生于大士绅家庭，养成既自尊又要强的性格。经过解放后种种运动，即使经过文革的洗礼，即使母亲外表很朴素能吃苦，骨子里仍保留“没落家族”的倨傲，知识分子的清高，在家中有着不可动摇的主宰地位。父亲是典型的理工科人士，经常呆在实验室，爱好打桥牌，不太顾家。因为家务琐事，父母不时争吵闹矛盾。

这次的家中“危机”严重到父母开始闹离婚。母亲流着泪，很严肃地要我和妹妹保证，如果法院询问我们的意愿，一定要说：我们愿意跟着妈妈。我和妹妹流着泪答应了母亲，那时我14岁，妹妹12岁。我们每天忧心忡忡，心惊胆颤，不知道明天家中会发生什么？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幸亏在最终走上法院前，还有单位和亲友的调解。最终调解那一天，家里来了一屋子的人，有父母的领导和母亲的同学，有些叔叔阿姨是从城里赶来的，每个人都面色凝重。我在自己昏暗的小屋里，临摹着毛笔字，听着外面的声音：大人时而的劝解，母亲时而的哭诉，父亲时而的争辩…… 我心惊胆颤，等待命运的裁决：是父母的复合？还是家庭的分离？如果父母离婚，我不再有自己的小屋，我和妹妹会搬到哪里？想到这些，似乎那些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滴落在刚写好的墨迹上……

谢天谢地，调解成功，家中的“危机”终于过去。奶奶回老家，家里渐渐恢复了平静。但我仍然感觉很伤心，不敢面对父亲的目光。当初我和妹妹坚决站在妈妈一方，使父亲很受伤。“孩子都不和我说话了!” 那天在小屋里听爸爸这样说时，我泪如泉涌。这是我最最伤心的地方，我感觉对不起父亲，自己也很委屈。当面对母亲凄楚的泪水，我和妹妹怎么能不同情母亲，怎能不站在母亲一方呢？幸亏父亲心大，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当时和后来，我都曾想过：父母这样的婚姻算是幸福吗？但父母毕竟风风雨雨几十年走下来了，个中滋味，冷暖自知。上年纪以后，父母关系改善很多。晚年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自己的一生过得不错、挺满足。

为了逃避家里的不愉快，我和妹妹经常去小宁家或同学家。小宁的父亲熊叔叔和我父亲既是同事也是四川老乡，两家关系很好，经常串门。熊叔叔家有两个淘气的男孩，因此叔叔和阿姨特别宠爱我和妹妹，一见我们姐妹俩，立刻笑逐颜开。熊叔叔很欣赏我，不止一次对我父母讲：“小愚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做教授。” 说这话时，熊叔叔笑眯眯的，就像看到了我的未来。在叔叔阿姨慈爱的目光中，我感觉比在自己家舒畅多了。即使我胡说八道，也能得到叔叔阿姨笑眯眯的赞赏；而小宁一开口，叔叔阿姨常常皱眉头。阿姨后来常说，我就是他们的女儿。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叔叔阿姨对于我和妹妹的宠爱是多么地珍贵；我和妹妹其实是抢占了小宁兄弟该得到的爱。小宁后来说：“小时候，我恨小愚！” 但他也很大度地表示，其实他也挺高兴我常去他家。因为一见到我们姐妹，他父母心情就好了，对他们兄弟俩的态度也会好点。几年前，在给小宁父母的一张贺年卡上，我写到：“亲爱的叔叔阿姨，因为您们，我的童年有了更多的温暖和色彩。谢谢您们。”

那一年，对学校的记忆很模糊，也许是因为家中的“危机”使我有点惶惶然。在班里，同学之间开始有了竞争的意识。我的成绩仍处于前列，但此时的我不再像初一时那样热心地去帮助同学。女同学之间似乎开始攀比，拉帮结伙，看谁能“拔得头筹”的意思。对同学关系，我懵懵懂懂，置身事外，心不在焉。即使这样，我也经历了一点风波。

三天的学校运动会结束后，老师指示全班分小组评议运动会“表现好”和“表现不好”的同学。所谓表现好的同学都是运动健将，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为班级争光的同学；表现不好的同学是那些不参加运动会，不来学校的同学。

评选结束后，在黑板上，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表现不好的同学名单中。看见自己的名字竟与平时的捣蛋鬼列在一起，我即惊讶又迷惑，脸都红了。我一向遵守纪律，运动会期间，每天都按时来学校，积极为同学加油，我怎么就成了“表现不好的同学”？ 天啊，这是什么回事？我强装镇定，甚至故意面带微笑，但嘴角却在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还笑？！” 一个男生洋洋得意地冲着我喊。
我继续佯装镇定，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轻蔑地冷笑，“就是这些坏家伙在捣鬼！我才不在乎呢。”但我也在想，“平时，我并没有得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并没将这件事告诉家里，不久就把这件事忘了。直到我考上大学之后，才知道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上大学后，我与几个自认为关系不错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女同学通信。信中，我介绍了大学的生活，并很真诚地鼓励她们认真复习，来年再考。如果需要复习资料，我可以尽量帮助她们。我的真诚令其中一位女同学受到感动，她回信向我道歉：那次初中运动会，就是她和另外几个女同学评选我为“表现不好的同学”, 而指使她们这样做的是班长周萍。

知道事情真相，我有点意外。周萍个子高，人也漂亮，英姿飒爽。那次运动会，我一直在为她的跳高加油呢。她成熟懂事，班里很多同学都是她的朋友，平时我们并没有交集。当时的周萍，在整个年级都算是“风云人物”，她指使同学评选我为“表现不好的同学”，只是因为我的学习稍好一点而已。那时，我们只是初中生啊。

新转学来的林虹, 穿着时髦，很会打扮，很会讲故事，自然地就成为班里的中心人物，女同学都愿意围着她。林虹已略懂风情，会评价某某男生很潇洒。我和林虹也是朋友，常去她家看《大众电影》。那次运动会休息时，女同学聚在房檐下，林虹坐在中间，绘声绘色地讲小学时遇到的唐山大地震，砸死了一个同学。我拎着马扎走过去，因为来晚了，很自然地坐在靠边的位置。林虹看见，不容置疑地说：“小愚，你干嘛坐旁边？过来，你坐这儿。” 她拔开周围同学，让我坐到她的旁边，然后继续讲地震中死去的小学同学的故事。

那天，这一系列的小小举动却在我记忆中留下非常清晰的印记。我像是在不远处，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自己：林虹，很有“有气度地”叫我过去；旁边的女同学，“很识趣地”，一个女生甚至“有点讨好地”挪让出位置；而我，则是“顺从地服从”。

后来，一个老师对我当时“表现不够突出”很遗憾：“你当时什么都不差，为什么没有像人家林虹那样的气势呢？” 我不禁想起了运动会上那小小的一幕，只好笑笑。这就是人的本性，一条鱼怎么会爬树呢？对于我，在靠边的不突出的位置，更自然，更自在。

中学时的大部分同学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我始终记得一个叫姜云阁的女同学。云阁坐在我的后排，她有着笑眯眯的眼睛，虽然家里很穷，但衣着总是干干净净。平时我俩挺要好，课间经常一起说笑。一天，她很骄傲地向我显摆一把小刀，是由她的邻居在工厂车间磨制的。她拿着那把小刀晃来晃去，我推开一次，她笑嘻嘻地又来晃动显摆。我急了，夺过她的小刀，折成了两半。云阁楞了一下，趴在桌子上哭了。

我也楞了，有点懊悔自己的行为，但又给自己找理由：“是她先招惹我呀。就是一把小刀，她干嘛这么显摆？反正我陪钱就是了。” 下午我带来了陪小刀的一毛钱，但云阁根本不理我。那毕竟是她心爱的一把小刀，并不是普通一毛钱所能买来的。

从此，我俩再也没说过话。我装作不在意，但心里却始终有些失落、愧疚：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始终没有勇气向云阁道歉，但这件事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我自认为是性格温和的孩子，很懊恼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我真以为只要花一毛钱，就能换回云阁的原谅？

这一年，生活，不再永远阳光灿烂。我脱离了“儿童的天真”，不再毫无顾忌地去小张老师和小秦老师那里去读UFO和美术杂志。成长，一种无形的束缚走近了。

2024.2.10初稿
2024.12.23 – 2025.1.5 修改

1978年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老态龙钟的诗人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的春天》：“‘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那个时期的中国，不仅是科学的春天，更是文艺的春天。文革前的老电影被恢复上映，文艺作品被恢复重版；还有许多引起广泛争议的新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都是人们当时谈论的话题。我读《伤痕》，感觉心里沉甸甸的。邻居赵阿姨教政治，很有政治敏感，她认为这部作品是为彭德怀翻案的先声。

那年，我家在家属院里最早有了电视机，是一台父亲买来元件，自己组装的14寸黑白电视。电视画面经常歪歪扭扭，有时需要被拍打几下，画面才稳定。即便如此，有半年时间，我家成了家属院里电影院。每天傍晚，都有小朋友搬着小板凳在我家小院外等候着，等我家吃完晚饭，开门放人进来。一瞬间，我家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有些小观众得由我父母抱着。

父亲一直骄傲地宣称：因为家里很早有电视，我跟着学了陈琳吴青的电视英语，才有了我后来的出国。我则认为：在求知欲最强的年龄，因为电视，我和妹妹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经典作品，得到艺术的熏陶。

当电视台播出经典电影时，母亲会邀请她的同学好友来家里一起观看。我记忆中看过的经典电影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家》、《桃花扇》、《乡村女教师》、《牛虻》、越剧《红楼梦》等。看《家》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时，我哭得泪流满面；看完《红楼梦》，一个叔叔给我们讲黛玉和宝钗有什么不同，最后宝玉为什么出家；因为思想格调“不健康”，电影《红与黑》是不允许孩子看的……

我特别记得一个冬日的星期天下午，电视里播出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家里来了好几位母亲的师大同学。看完电影，阿姨们脸上放着光，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岁月。她们深情地回忆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情景，就是受这部电影的影响，她们选择教师为职业，向往到祖国的边陲，成为瓦尔瓦拉那样的园丁。

母亲的专业是教育学，但很喜爱文学，尤其喜爱俄罗斯文学，她经常谈起年轻时读的书看的电影。《复活》中的玛斯洛娃，《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娜塔莎，《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对这些拗口的外国名字，我耳熟能详。我从小就很喜欢听大人们的高谈阔论：她们谈论《流浪者》中拉兹原谅了父亲，但《复活》中玛斯洛娃并没有直接原谅聂赫留朵夫；谈论为什么卡列宁那么讨厌，安娜卡列尼娜穿着天鹅绒的紫色礼服是多么美…… 那是七十年代末，当母亲的同学们津津有味地谈论遥远的俄罗斯贵族时，此时我家里的屋角摆着冬天的咸菜缸，窗台上晾着的土豆大白菜，屋中间摆着烤火的炉子……

那时，电视台常播出话剧。经典话剧有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我甚至记得几句经典台词，《茶馆》中的“我爱这个国啊，可是谁爱我啊？！” 《北京人》中愫方说：“除非天塌了”；后来曾文清归来，“天真的塌了！”新编话剧有苏叔阳编剧的《丹心谱》，辽宁人艺李默然出演的《报春花》，另外上海一个业余作者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也非常轰动。电视台播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前，播出一段对曹禺的访谈，访谈间曹禺信手在书架间翻出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母亲看到此时，啧啧称羡。

家庭环境如此，我自然受到影响。上小学时，我就经常去父亲单位的图书馆借书。上中学后，我不能随便看小说，只有偷偷读书。一次，我借到一本书页泛黄的《牛虻》，在自己的小屋里，偷偷读着，心惊胆颤地怕被抓获，因为我的小屋是没锁的。因为术是繁体字，好多字要靠猜。当母亲喊我去切菜时，我还沉浸在小说之中，粗心大意之下，切破了手指。母亲即心疼，又训斥我做事不专心。包扎好伤口，我理所当然地被解除了劳动。回到自己的小屋，虽然手指一跳一跳地疼，但可以不被打扰地读《牛虻》，我甚至有点沾沾自喜。

上中学后，我开始读报纸杂志。家里有父亲读的《参考消息》，母亲读的《光明日报》，我和妹妹读的《少年文艺》和《中国青年报》。在《少年文艺》，我读到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印象很深，那时她还是儿童作家。后来我很喜欢她的《雨，沙沙沙》和《本次列车终点》。

那时，我还常常偷读母亲借来的《当代》《十月》《收获》杂志。一次过年前，母亲布置我擦窗户。我一边擦，一边读从母亲床头偷来的杂志，一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迅速把杂志藏好，装出认真劳动的样子。那天我偷读的是个中篇小说，讲一个女革命者去乡村发动群众，与一位青年相爱，后来因战争失散。多年后，俩人在文革中不期相遇，女主人公成为阶下囚，而男主人公则是她的审判者。那天，母亲出出进进地置办年货，我只好断断续续地读，最终也没读到小说的结局。

因为偷读，我练就了“速读”的本领：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一部中篇，甚至一部长篇小说。我读个开头，读个结尾，再翻翻中间，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故事情节。一次，我一目十行地读完《青年报》上刊登的一篇长文，母亲不相信我能那么快读完。当我说出文章的大概要点时，母亲也很惊奇，只说我不求甚解。

上初中的我也开始读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常有争鸣和与某某同志商榷之类的文章。根据这些争鸣和商榷，我按图索骥，有意识地去读当时有争议的作品。记得由一篇对北岛朦胧诗的商榷，我第一次读朦胧诗《迷途》：“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上一颗迷途的蒲公英……”我感觉到迷茫。

我的同学蕾和艺，她们的家长都在中文系教当代文学，我常常与她们大言不惭地讨论当时的文艺作品。我真羡慕她们的家里摆满各种杂志书籍，家长也不太限制她们，感觉就像老鼠进了谷仓。在蕾家，我读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 当读到平时冷漠的刘毛妹牺牲时“正了正军帽”，我感觉心沉甸甸的，为刘毛妹最终没有得到爱情感到惋惜。

当时有所谓伤痕文学，大墙文学，还有一批回归文坛的右派作家：丛维曦、邓友梅、李国文、王蒙等人，我很喜欢邓友梅的京味小说《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王蒙在这批“重放的鲜花”中最有名，我总觉得王蒙有点过于“聪明”，尤其当他穿起西装，玩意识流之后，他的作品缺少打动人心的真挚。我以为对于文学，只有真挚的情感才是感人的，而且这种情感是装不出来的。我也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喜欢陈建功的京味幽默，而反感张抗抗的一本正经的“团支书”腔调。读张抗抗及刘心武后来的作品，总会败坏我对文学的兴致，一有机会我总要说些他们的“坏话”。后来，“一本正经”的张抗抗写出露骨低俗的地摊文学《情爱画廊》，令人诧异感叹。

在所有作家中，我最喜爱最崇拜的是女作家张洁。她的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让我感受到文字的优美、文学的诗意。据说王安忆就是因为读了张洁的小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张洁的文字也开启我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我开始了朦胧的文学少年之梦。

我曾吞吞吐吐地探寻是否可以学文科，学文科的母亲被文革吓坏了，斩钉截铁地反对，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再三宣布：“下一代，绝对不能学文科！”。我的好友蕾也偏好文科，想学新闻。蕾的母亲是中文系教授，回答也斩钉截铁：“不行，你会被枪毙！” 后来我和蕾哀哀叹：如果我们不生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也许就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了。

当母亲发现我对文科文学的偏好时，她首先请我的第一位班主任劝阻，但余老师不善于说教；后来又希望我的第二位班主任魏老师对我施加影响和管教，但魏老师认为我母亲多虑，并例举出某位科学家“文学栓不住”的成长经历。

上高中前，我还不死心，小心翼翼地问母亲：“我可以学文科吗？”
母亲的回答简短且斩钉截铁，“不行，想都别想！”
对于母亲，我知道是不可以反抗的，只有默默地接受。

2024.2.10 初稿
2024.12.16 – 2025.1.4 修改

1978年秋天，我上初二。原来初一年级的八个班分成了四个快班和四个慢班。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换了：原来的班主任余老师考上了研究生，离开了中学，数学张老师去教慢班，语文孙老师随她的军人丈夫调回南方，英语程老师教下一年级。我对这些变化，对与老师的离别毫无所感。直至人到中年，我对敬爱老师的回忆才渐渐浮上心头。

我的新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魏老师。魏老师有点偏爱她原来班里的学生，但对我却非常好，因为她是母亲的好友。同班同学也换了，那个“愿做一只小羊”的女生和“像猫一样听我讲解因式分解”的男生都被分到慢班。命运很残酷，这些同学的命运被过早地裁决。分在慢班的同学，几乎都没有考上本校高中，上大学的几率就更低了。而我在那个年龄，从来没有留意分在慢班同学的感受，也根本没有想过这种命运的残酷。我们在同一操场做早操，却已经注定将有不同的命运。

初一的数学竞赛获奖使我有点飘飘然，自以为有数学天赋。当时报纸上经常报道一些自学成才的青年，甚至是身残志坚的青年。于是，我也开始实施一个计划 ：自学数学！我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数学部分有代数和平面几何。

我从平面几何开始自学，可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书中有一道计算多边形角度题，我会，自己也没多想，就去问父亲。父亲一看，就急了：“怎么搞的？这样简单的题都不会？！” 我不好意思告诉父亲，我是在自学。父亲讲了一遍，我似懂非懂；父亲只好再讲一遍，因为紧张，我更不明白了。父亲气得大叫起来：“怎么这么笨！” 这时母亲也参与进来，“她肯定是没看懂题目，让她读题！” 我开始读题，因为紧张，连句子也读不顺了，惹得母亲也开始生气。“再读一遍！” 我唯唯诺诺又读了一遍，此时我完全糊涂了。“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那天我哆哆嗦嗦地读了三四遍，完全读不懂题目的意思。父母终于放弃，两人唉声叹气：“唉，怎么这么笨啊！” “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笨的人！” 我含着眼泪，委委屈屈地从父母房间退出去，从此放弃“自学计划”，我的数学家之梦也随之黯淡。后来在学校，我的几何学得不错。我也奇怪，当时为什么就是读不懂那道题呢？

后来，我笨得变本加厉。那时家里冬天生炉子，父亲让我把大块煤砸成小块，我力气小，用锤子根本砸不开。父亲急了：“你用旁边的斧子砸啊！” 我当然知道父亲的意思，用斧头没刃的重头去砸。我试了两下，还是没砸开。父亲更急了，我一紧张，竟使用有刃的斧面去砍煤。父亲夺过斧子，查看斧刃，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你你，怎么这么笨呀！！” 那天，父亲一直在追问：“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能这么笨？！” 那时，每次家中来客人，我“用斧头砍煤”的事迹总会被父母“炫耀”一番。对于父母，如果孩子笨到极致，笨到不可思议，也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

初二的学习没有初一轻松，我学习也更用功了，但仍偷偷读小说，幸亏我在家中的笨没有传染到学校。在学校，我仍像小学生，有点“傻乎乎的天真”。课堂老师提问时，我总第一时间举手，成为班里发言最多的同学，有时一堂课发言五六次。开始我还挺得意，后来自己也奇怪：“那么简单的问题，怎么没有其他同学举手呢？” 渐渐我明白了：不是别人不知道答案，只是人家不像我那样爱显摆，不屑举手罢了。明白这点后，我也不好意思每次都举手了。

这时期，我有了“上课爱说话”的坏毛病 ，除了举手发言，不举手也爱发言。初一时，我坐第一排，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总坐得端端正正。初二, 我个子长高了，坐在三四排的位置。当老师刚刚说了上句话，我就猜老师要说的下句话；有时老师还没有提完问题，我就把猜测的答案说出来，而且常常猜对。于是我就更忍不住要表现，把自己当成了老师的代言人，得意忘形地向前后左右的同学“显摆”。对我的行为，老师哭笑不得，有的老师还挺欣赏，而其他老师也不好意思对我太严厉，毕竟她们都是我母亲的同事。

直到有一天，英语程老师在一个大教室举办英语讲座。程老师在台上讲，我坐在七八排的位置，“爱显摆”的毛病又发作了，嘀嘀咕咕地“帮助”旁边的同学理解老师的意思。突然，程老师很严厉地说：“某些同学，不许讲话!” 虽然老师没有点名，但我感觉到程老师的目光非常严厉地射向我，我的脸一下红了，赶快闭嘴，心里却有些不满：“别的同学讲话声音更大，而且我正在给旁边的同学解释呢。”

过了两天，我在楼梯口遇到程老师。老师问我：“那天讲话的是你吗？我没太看清楚，如果是你的话，这样可不好。” 我不知如何回答，惭愧得红了脸。从此，我再也不敢随便讲话，改掉了上课说话的坏毛病。

初一，我的体育很差。学期快结束时，为了评选“三好学生”，体育委员盛亮拿着一个秒表，天天下午课后陪我去练百米冲刺。盛亮还郑重其事地帮我制定了百米冲刺的“战略战术”，告诉我何时提速，何时冲刺。最后，我体育成绩勉强达标，成为“三好学生”。在初二，我终于脱离了“体育差生”行列，这首先归功于体育老师的严厉。

初二开学，上第一堂体育课，小张老师带着大家跑了两圈，完成了一些热身动作，就去指导男生的活动。我和几个女同学误以为第一天的体育课结束了，就回教室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急匆匆跑回教室，大喊：“老师叫你们回操场！” 我们几个女同学慌慌张张地跑回操场，大家都知道张老师很厉害，听说他还踢人呢。

我们重新列队，小张老师面色阴沉，大声训斥：“谁叫你们回去的？我说下课了吗？” 站在队列中，我感觉丢脸极了，忍不住哭了起来，泣不成声。看我哭成那样，小张老师有点想笑，口气也不那么严厉了，“我就说了两句，你哭什么呀？！”

从此后，上体育课我非常认真自觉。体育上我没有天资，但我却很努力认真，不娇气，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初二的体育课，有一个项目是骑在单杠上，前倾做个大回环。最初，全班女生只有一个同学可以完全那个动作。那时一下课，女同学们都争着跑向单杠，单杠上常常同时挂两个人。我因为家离学校近，几乎天天早来晚归地挂在单杠上，手上都摩出茧子。终于有一天早晨，我栽下去，凭着惯性，又可以稳稳地骑回到单杠上。那天，我太高兴了，兴奋了一整天！期末，经过刻苦练习，一大半的女同学都完成了这个动作。

我在体育课上的刻苦认真，课后主动帮助老师整理分发体育器材，我也渐渐成为体育老师的好学生。课后我常去老师那里读《飞碟》《UFO》杂志，读百慕大三角神秘的故事，我发现张老师根本没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张老师的隔壁是教美术的秦老师，他们都是刚从师专毕业的小老师。我因为喜爱美术，开始经常去秦老师那儿看美术杂志。秦老师画画很好，对同学随和热情，没有架子，他的身边经常围着一堆学生。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秦老师讲解世界名画《美杜莎之筏》《自由引导人民》；秦老师充满热情地谈论当时的青年美展，以及震撼人心的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

初二这一年，在家里，我是一个笨孩子。但在学校，我继续茁壮成长。

2024.2.10初稿
2024.12.20 – 2025.1.4修改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多少重大的变故啊。年初，周总理去世，我上小学四年级，学会用白毛线做致哀的绒花，跟着大人们一起忧思国家的未来；清明节，爆发天安门广场事件；夏天，唐山大地震，我和家人在北京旅游，在睡梦中惊醒；九月，我刚上小学五年级，在广播里听到最高领袖的去世；十月，“四人帮”被打倒…… 那是个金色的秋天，中国终于从噩梦中挣脱了！

1977年，那时的中国是穷困的，但人们满怀着希望，国家充满着希望，每个家庭个人也充满着希望，十年的动乱，十年的浩劫终于结束了！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父母涨工资了，家里每天有肉吃了…… 这一年，恢复高考，下乡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始日以继夜准备高考，父母再不用为孩子会上山下乡担心忧虑了。父亲是大学物理老师，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不断有准备高考的学生来请教学习上的问题。社会气氛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陡然间提升。

1977初秋，我12岁，将上中学。学校就是一墙之隔的大学附中。附中后院紧邻着大学的家属院，八九岁前我家就住在那里，我熟悉校园的一草一木，很多附中老师就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叔叔阿姨。如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别了，快乐的童年！从此，我不能再像小时候，没有课后作业，尽情玩耍：放学后在花园里摘花，在刚结薄冰的湖上滑冰，和小伙伴在沙滩嬉戏，看天空中像棉花似的白云，傍晚在昏暗的路灯下捉迷藏…… 还有，对于我最重要的，不可以随意地看书了。

四十余年过去，我依旧清晰记得中学入学报到的那天：晴朗的初秋，天高云淡，校园中的白杨树在阳光下闪烁着飒飒银色。那天，我见到了的班主任余永梓老师。余老师大约三十多岁，穿着不合季节的破旧的短袖衬衫，带着和蔼的微笑，面对报到的同学，他反而显得有点拘谨。这位中学班主任在我心目永远有着特殊的位置 — 余永梓老师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他谦逊朴实的行为真切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年少时就明白：朴实真诚才是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有学识的人根本不需要装腔作势，而那些装腔作势盛气凌人的人很可能是在掩饰自己的腹中空空。我曾写过《余永梓老师》一文，回忆老师的言行。我写到：“正是在人生观最初形成之时，我有幸遇到余永梓老师。老师的正直宽容，朴实谦和，富于同情心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开学后不久，我被指定为班级的学习委员。在小学，我担任过小组长，孜孜不倦地督促小组同学背课文。现在突然被提升为“班干部”，有点忐忑不安，不知自己能否胜任这样的重要职位。而且学习委员应该在全班学习最好，而那时，还没有过一次小测验呢。也许“学习委员”的光环给我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幸运，之后的小考大考，我的成绩都不错，学习很轻松。而小学时威风凛凛的大班长们，学习反而一般。

当忐忑不安消失，我开始自觉认真地承担起学习委员的责任：帮助学习吃力的同学。我年龄小，个子也小，坐在最前排。每当能帮助后排的“大”同学时，我很有成就感。记得我教一个男同学因式分解，他高过我一头，平时很凶。那天我教了他一堂自习课，教得口干舌燥，那个大同学眼睛也不敢抬，默默盯着作业本。就像对着一只猫讲解数学公式，猫也只能默默无语地忍着，当自习课结束时，那个男同学终于舒了一口气。

坐在最后排的一个女同学，在班里年龄最大，她看我帮助男同学时，常常露出别有意味的讪笑。我也很热心想帮助她，但她根本不在乎。她的铅笔盒里贴着歌词：“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我回家告诉父母：一个女同学的铅笔盒写着，她要变成一只小羊，还要被鞭子打，那多疼啊！父母听得哈哈大笑。

入中学不久，1977年9月，广播报纸连篇累牍发布《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那时，几乎每间教室的黑板报上都书写着叶剑英元帅的《攻关》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社会气氛似乎在鼓动每位同学都要立雄心壮志，攀登科学高峰。

初一课程中只有数学与科学有关，数学课就成为我们“攀登科学高峰”的战场。带领同学们向前冲锋的是数学张老师。张老师不到30岁，短发，英姿飒爽，手握教鞭和三角板，像电影中手握驳壳枪的女游击队长。每堂数学课就像一次战斗, 张老师大步流星走进教室，下达命令：同学们，今天的冲锋目标是一元一次方程！在课堂有时一道题解不开了，她咚咚跑出去请教别的老师，过一会又咚咚地跑回来，非常有活力。我是张老师的得力小帮手，收作业、发作业，用蜡纸油印习题，在黑板上布置习题，做完老师布置的习题，就去帮助不懂的同学，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傍晚，天黑了，我和张老师仍在办公室油印数学习题。张老师突然停下来，“你听，有孩子哭？” 随即她摇摇头，自己也笑起来。她的孩子才两岁，不在学校，哪会有孩子的哭声呢？那次张老师的举动，令我印象很深：平时风风火火、像女游击队长的老师，也有年轻母亲对孩子的柔情挂念。当时的老师们真是很努力勤勉，尽心尽力，不计报酬地教书育人。那时有个电影《园丁之歌》，老师们就像电影里的辛勤园丁。

1978年初，报刊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各种报刊都在转载陈景润的事迹，另外两位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的事迹也广为传播。在那种社会环境下，每个学校都在轰轰烈烈地举办数学竞赛。我们学校分年级举行百题数学竞赛。这种竞赛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做完一百道数学题，最关键要反映快，做得快。那次百题竞赛，我得到年级前五名的成绩，奖品是三本书，有一本《达尔文进化论简介》。那大概是我一生中智力开发最快的时期。经过那次数学竞赛，我在全年级也有了点小小的名气，也因此有点飘飘然 — 自以为有数学天赋，甚至在心中暗下决心：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

一天，母亲的同学钟阿姨来我家，她与我的班主任余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钟阿姨笑嘻嘻地向我母亲“通风报信”：今天一位家长来拜访余老师，这位家长将参加医疗队，赴非洲贝宁执行援外任务，他希望余老师能关照他儿子的学习。那位家长说，在班里，他的孩子最佩服我，我是他“学习追赶的目标”。

我知道那个叫希文的男生，他在全班年龄最小，有好听的童音，唱歌非常好听。一天，余老师宣布下周调换希文成为我的同桌。我回头看，那个小男生正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也很期待这位新同桌。等到周一，希文正式成为我的同桌。整个早自习课，他兴奋得把铅笔盒打开又关上，与旁边的同学转圈地说笑。然而，乐极生悲，一位数学教研组长来查早自习，他向余老师建议：不应该把两个学习好的同学放在一起。我们俩还没高兴二十分钟，还没说一句话呢，就被分开了。那个小男孩眼见地就“蔫”了，我也很失落。有时，我会想起那位“二十分钟的小同桌” — 他最初的得意忘形，还有瞬间变蔫的样子。过了一年多，他父亲从非州回来，他家就调走了。

除了数学课，我也喜欢其它课程。教地理的胡老师把亚洲国家名称编成顺口溜，我们就跟着老师扯着嗓子大声念，即有趣，又学习了知识。图画课，我们学会用打格子的方法画雷锋的画像…… 初一的英语课也很有趣，矮矮的程老师是上海人，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来改教英语。程老师教学特别认真，上课前就在黑板上画好了方格，对每个字母的书写，要求都特别严格。学习元音辅音时，我们摸着自己的喉咙，转动着小舌头，模仿着程老师的发音。我从小就认识程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她的两个儿子都有残疾。她的大儿子只有一条腿一只眼，却很活泼开朗。小时候，他给小朋友表演单腿扫荡，还把假眼睛挖出来给小伙伴们看。在苦难面前，程老师从没有消沉，上课时始终情绪饱满，精力充沛；课后她很热心组织同学的课外活动，教同学们唱《音乐之声》中的歌曲和圣诞歌曲《铃儿响叮当》。

我也很喜欢语文课。教语文的孙老师对我很亲切，像阿姨，在楼道里会摸摸我的小脑袋，她有一个女儿，和我同岁。孙老师是随军家属，她的军人丈夫长期闲赋。课间时，我们趴在窗口，常看见一个穿军装的中年人，手提菜篮穿过校园，身影孤单落寞，他就是孙老师的丈夫，据说是手风琴演奏员。

我尤其喜爱作文课。春天来了，老师要求写一篇《春天的校园》。我“突发奇想”，没有罗列地写校园的景色，而是以春风为“视角”：春风吹到操场上，看到同学们生龙活虎的身影，春风吹拂着同学的面庞；春风来到小湖边，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春风吹到老师的办公室，吹动书本…… 孙老师在全班朗读了我的作文，认为我的写法很“新颖”。我在下面听老师朗读自己的作文，脸都红了，但心里却非常得意，因为这个“新颖的写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老师还要求同学们写一篇《我的祖国》。我问母亲，这样的作文怎么写呢？母亲正在洗衣服，手臂上都是肥皂沫，她停下来，让我想象一下。母亲讲到祖国广阔的山川，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你是不是应该感到自豪骄傲？作为祖国的未来，现在应该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母亲讲得很动情，我小小的心灵也被深深地感染，在心中油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我把母亲教导的话都写在作文里：“我的祖国有广阔的山川，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感到自豪骄傲。” 那年我12岁，祖国，这神圣的字眼深深地植入我的心中。

当我读到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爱国》一篇：“我爱意大利，因为我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为我的血管里留着意大利人的血，因为意大利这块土地安葬着我的母亲和父亲所悼念和敬重的人……” 我又想起少年时母亲的话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你是不是应该感到自豪骄傲？”

多年以后，我和母亲一起看电视里播放的《英雄儿女》。当音乐响起：“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鲜血开鲜花……”看着黑白画面中的滚滚硝烟，手持爆破筒的王成，我被深深打动，泪水簌簌流下。
母亲递给我纸巾，有点惊讶地说：“我都不这样了，你怎么还这样呢？”
“可是，妈妈，我就是这样被您教育出来的呀。”

中学第一年，那时的国家正在扬帆起航，我也扬起少年之帆。那是我学习最快乐的时期，每个科目我都非常喜欢，学得轻松愉快；中学第一年，非常幸运，我遇到勤勉正直的老师。我像刚露出新芽的小树，热烈地吸吮着雨露阳光。老师的言行、家长的教诲塑造了我最初的人生观，留下终身的印记。

有一支歌《少年的我》，“春天的花是多么地香，秋天的月是多么地亮，少年的我是多么地快乐……” 中学第一年，少年的我是多么地快乐。

2024.1.21初稿
2024.12.23 – 2025.1.1修改

1．

我九岁,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突然知道：人是会死的。死了，就回不来了。而且，这也包括我自己！
像突然飘来一朵巨大的乌云，天空不再明媚。在我的儿童世界，这片乌云是这样巨大沉重，使我产生深深的忧虑和压迫感。可看看周围，小朋友们还在傻乎乎地跳啊唱啊，无忧无虑；大人们似乎也熟视无睹。他们就不想想，没有抬头看见那“沉重的乌云”吗？

我的心沉甸甸的，此时总想与人讨论一番关于生死的问题。
我首先向小伙伴小宁说出我的忧虑: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生命！人死了，生命就没有了。”
就像打扑克时，这个小男孩一定要用K压住我：“不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空气！没有空气，什么都没有。动物，植物都不能够活了。”
“而且太阳更重要！没太阳，我们也不能活。” 在那时，他就是纯粹理科生的思维。
看我俩个小人儿争论得那么认真激烈，小宁的爸爸熊叔叔笑眯眯地告诉我们：“太阳也是有生命的，也会有熄灭的一天。还有地球也是有生命的，也有终结的一天。”
“那地球上的人怎么办？都会死吗？”我着急地问。
“那将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时人类可以移居到其它的星球。”

虽然熊叔叔的话还带点光明的尾巴，但想到即使是太阳地球也有熄灭的一天，这更加增添了我的忧虑，感到更深的压迫。在大礼堂看电影时，即使旁边挤着人，我仍感到小小心灵的沉重和孤独。一天晚上，我暗下决心：不行，我一定要找出不死的办法！第二天清晨，不用父母叫，我自己起床，去外面跑步，锻炼身体。那段时间，我母亲经常向客人夸耀：“我们家小瑜，因为怕死，现在每天早晨跑步。”

2.
从那时起，我开始对生与死的“上下求索”。那一时期也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哲学思考气质的时期，小脑子常常“旋转”着：如何能活得长，如何能不死。

我家前排住着中文系的刘叔叔和郭阿姨。即使是在文革灰暗的年代，这对夫妇依旧很浪漫文艺。郭阿姨口中常蹦出西方小说里人物，如安娜·卡列尼娜，达吉雅娜。 刘叔叔有着浑厚的嗓音，在院子喊孩子回家吃饭，先深深地运一口气，然后像在舞台中央呼唤：“小石头，小石头，回家吃饭了。”

一天傍晚，我偶尔送东西，正碰上他们的家庭朗诵会。刘叔叔正在朗诵：
“ ‘我们走吧！’丹柯嚷着，高高地举起他那颗燃烧的心，给人们照亮道路，自己领头向前奔去。
他们都让燃烧的心的奇异景象吸引住了。现在也有人死亡，不过死的时候没有抱怨，也没有眼泪。可是丹柯一直在前面走，他的心也一直在燃烧，燃烧！
……黄昏来了，河上映着落日的霞光，显得鲜红，跟那股从丹柯的撕开的胸膛淌出来的热血是一样的颜色。
骄傲的勇士丹柯望着横在自己面前的广大的草原，——他快乐地望着这自由的土地，骄傲地笑起来。随后他倒下去——死了。”
我被那情景迷住了：“这种死似乎并不那么可怕。”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是高尔基的《丹柯的故事》。但是丹柯扒开自己的胸膛，高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用燃烧的心当火把，他不会马上死吗?

我趁机请教郭阿姨我当时最关切的“上下求索”的问题：“这世界上有不死的人吗？” 郭阿姨眉飞色舞地回答：“在古代埃及有一种人，他们从来不干活，需要别人奉养，这种人可以活到一千岁。因为他们不干活，大家都很讨厌他们！” 而且阿姨的态度还非常认真，我不知道阿姨是在教育我，不要成为不干活的，让别人讨厌的人呢？还是真的在世界上有活到一千岁的人？” 当时郭阿姨说得绘声绘色太像真的了。

3．
我们小学课本的第一页是毛主席画像，下面的话是：毛主席万岁。一天，我做作业，又看到画像下方的“毛主席万岁”。我突然明白了经常喊的这五个字的意思：毛主席能活到一万岁！我的小脑袋继续旋转：那过了一万年，毛主席也会死吗？而且，人真能活到一万岁吗？上次郭阿姨不是说，不干活的人才能活到一千岁？

我跑到厨房，母亲正在做饭。“妈，毛主席能活到一万岁吗？那过了一万年，毛主席也会死吗？” 母亲被我问得莫名其妙，又急又气，严厉地喝斥到：“小孩子，不许胡说八道！”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说我胡说八道，而且那么严厉？！要不是她正忙着腾不出手，说不定我会挨打呢。后来，有一天，在大礼堂看电影，新闻简报是毛主席接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夫人。看到毛主席老人家颤颤巍巍衰老的样子，我满怀深情地叹息了一声：“毛主席真老呀。” 旁边的母亲狠狠地捏了一下我的胳膊，我赶快闭嘴。但心里却感觉有些委屈：我热爱毛主席，但毛主席真很老呀。然后，我仍在想：毛主席真的不会死吗？

我上小学五年级。初秋，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在操场跳绳，远处的大喇叭不断播放着什么通知，我们还是又蹦又跳。一个同学跑过来，对我们喊着：“毛主席都逝世了，你们还在玩！” 乍听到消息，我们都有些吃惊。毛主席去世了？那我们以前喊的万岁的口号，还有我满怀深情地叹息了一声“毛主席真老呀。” 旁边的母亲就狠狠地捏我，这些都是怎么回事？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大人们都在骗人！现在我倒要看看大人现在会有什么反应。我忽然笑得停不住，只好把脸背着同学。

小学没电视，学校组织我们去我父亲的单位收看毛主席追悼会的电视转播。那天大礼堂挤满了人，我东张西望，看谁哭的最厉害。我偷听过大人们在背后议论“伟大领袖”，并不都是敬重。现在，在大礼堂却又看到大人们的“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我感觉真是有意思。谁知道呢，那些大人是不是又在骗人呢？父亲后来说，那天他真紧张，说我东张西望，竟然还在笑！但那天大人们都专注于自己的表演，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小孩子在观察他们。

一天，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时，无意中，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大操场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人。我又想到那个问题：这些人也将会死吗？我突然发现原来在生死路上有这么人，大家一起，我顿时觉得释然很多，死亡的压迫也减轻了很多。似乎从那时起，我对死不再那么忧心忡忡了。一方面大概是过了考量生死的年龄；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再伟大的人物都会死，不必“上下求索”了。

4.
上中学和大学， 死亡几乎从来在没有拂过脑海，我几乎忘了生活中还有死亡。工作后，我在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的单位工作，但确实也见过两次死亡。

第一次是莫名其妙地参加当地一位市领导的追悼会。每个单位派一位代表，因为我想买一个打字机，随单位的车去另外一个城市。领导的追悼会很快结束，我只稍微地停顿了一下，会场顿时空了，就像潮水瞬间退去，甚至逝者亲属也不见了。我看见工人把遗体推向冒出熊熊火焰的火化炉。离开会场，两个同事陪我去买打字机，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我心里暗想：大概其它单位的代表们也没人悲伤吧？麻烦大家大老远来一趟，何必呢。但那天，那熊熊的火焰，在心里留下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久久难忘。

另一位是一个小圈子里的朋友。平时自负的范砺，爱上大他三岁的一位姐姐，但人家已经结婚，只把他当作弟弟。范砺服毒自杀，才24岁。追悼会那天，我到了集合地点，见到一帮朋友，拿着鲜花，穿着黑色的礼服，更像是去参加一场重大的社交活动。我有点不怀好意地想：他们真的悲哀吗？我突然改变主意，在大家的诧异中，从车上下来。我不想见到范砺死亡的样子，也许那都不是真的，也许某一天在街上的某个角落，我还能遇到年轻自负的他？后来，我真的“遇到”范砺。两三个月后，我读当地报纸，介绍某优秀企业家，这位企业家爱惜人才，在他的关心帮助下，新毕业的大学生范砺在工作上取得很大进步。读着这篇报道，令我哭笑不得。

5.
对于某些人，在某个时刻，死忘大概是有诱惑力的，也是痛苦人生的安慰。多年前，我曾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那年乘作小飞机，一路颠簸得很厉害，险象丛生，但我却感觉很平静。像在无边的黑暗中，突然感受到一缕光亮：“啊，死亡！死亡！” “是啊，死亡。无论如何这一天总是会来到的！它会终结一切，包括痛苦。”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四五十岁的人。能活到四五十岁不出意外，那是多么幸运。两个学生的突然故去，年轻生命的突然终结令人痛惜，也让我见识了生命的脆弱。
一个是女学生，当时她大概30岁，因失去工作，重新回到学校。年初在我的办公室，她告诉我未来的计划打算。到了夏天，收到学校的一个电子邮件：女学生因为癌症去世。开学后，一位老师告诉我：这位女学生四月份发现得了癌症，那个学期没有上完，就住院了。她曾与住院的学生通电话，女学生哭着说癌症到了晚期，到了七月人就没了。

阿里的死更令我痛心不已。他是一个来自北非的学生, 带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期中考试不久，他还因为两分跟我争辩。那天下午他刚注册好下学期的课程, 笑嘻嘻地对我挥手：“再见，周末愉快。”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一个报社记者的电子邮件：昨晚上有一名叫阿里的男性，被枪杀而死。记者询问他是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去查新闻，被枪杀的男子3０岁，我稍微安心了一点，学生阿里至多25岁。但再查学生的记录，我心一沉：杜里真是3０岁。那个周末我一直希望着，希望一切不是真的。

星期一，我问上数学课的学生：“今天阿里来上课了吗？”回答：“没有。而且今天有测验，阿里是从来不迟到的。”第二天，阿里上我的课的时间，我一直盯着门口，希望奇迹发生：阿里带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充满活力地走进来，走到他平常的座位。等到下课，阿里终于没有出现。周四，我仍希望奇迹发生，但我终于没有再见到阿里。我联系到阿里的表哥，他告诉我，那周阿里的尸体被运回北非他的故乡，安葬按照他们的习俗，要尽快入土为安。阿里的母亲早逝，他的父亲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阿里19岁来到美国，从来没有回去过。那年他刚安定下来，准备回去看望父亲, 却身殒异乡。

6.
童话《小鹿斑比》有一章是两片树叶的对话：
草地边缘那棵高大的橡树上，叶子开始飘落下来。橡树上，有一根粗大的树枝高高在上，一直向外伸展到草地，最靠外面的树梢上，并排坐着两片树叶。
“今天夜里，我们又有那么多的伙伴离开了……我俩差不多已是这根树枝上仅存的两片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等我们离开后，我们的位置上就会有其他的叶子来到，然后他们又离开，再来新的叶子，就一直这么周而复始……”
“真令人伤心。”第一片叶子接着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第一片叶子自言自语：“为什么我们必须离开?……”
第二片叶子问道：“我们离开树枝时会怎么样?”
“我们向下坠落……”
“下面是什么?”
第二片叶子问：“我们落到下面以后，还会有感觉吗?还知道一些关于自己的情况吗?”
第一片叶子回答：“这个谁说得出来？飘落到下面的叶子中，还没有谁重新回到枝头，来告诉大家发生的一切。”
“如今黑夜太可怕了，”第二片叶子悲叹，“而且长得没有尽头。”
于是两片叶子默默无语。几个小时过去，一阵潮湿的大风冷酷无情地掠过树顶。
“啊……现在……”第二片叶子开口，“……我……”声音断了。他轻轻地离开了位置，向下飘落。

读到这段时，我有些诧异，却也总也忘不了这段对话。为什么给儿童读的书，会有这样一段？

那些飘零的落叶总也让我想到生命的飘逝。一个盛夏的黄昏，一颗高大挺拔的树，树冠浓郁葱茸，却有一片绿叶静静地飘落在我面前。我拾起那片飘落的树叶，绿色，带着生命的温润，我感觉诧异。每当听说英年早逝的朋友，我总想起那片在盛夏飘零的绿叶…… 去年某天，我接到多年没联系的老友的电子邮件。从邮件中得知，C已经在五年前离世。C与我曾有数年生命的交集。虽然早已分开，但听到他的死讯，我仍惊愕伤感：他比我还小一岁呢。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我还曾担心突然相见的尴尬；在人群中看到面貌很像的人，我的心还会猛跳。孰不知，那时已是“明月外，短松冈”了。

7.
在母亲生病的时候，我在医院看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每一天死亡都在那么平常地发生。夜晚，一个生命消失；早晨，床位换了新的病人。一切如常，人们嘈杂地洗漱，品味着豆浆油条……

对于死亡，我早已没有儿童时的忧虑。如今，有时梦醒时分还会想到这个问题。想到人死后，这个世界还会存在，宇宙这么大，我们的人生却是如此的渺小。在我们永远的静静的坟墓旁，别人依旧在唱歌跳舞，喝酒弹琴，谈情说爱，而在墓穴下的人就永远永远的长眠…… 想到这些，仍免不了有些惆怅。读《鲁拜集》，心常戚戚焉：

我们像流水不由自主地来到宇宙，
不知何来， 也不知何由；
象荒漠之风不由自主地飘去，
不知何往， 也不能停留。

当你和我通过帷幕之后，
这世界还将存在很久很久，
它不会留意我们的来去，
就像大海中投一块小小石头。

202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