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愚
9. 回到原点
春节过后，因为要参加研究生考试，我提前回到学校。我报考的是外校的研究生，考试期间在那个大学住了三天。那个学校宿舍老旧，冬天的校园显得萧瑟灰暗，食堂的饭菜很难吃。本来我就根本不喜欢报考的专业，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三年，我倍感沉重压抑。
考试结束那天是元宵节，我回学校，却总等不到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去。走在寒冷的北京大街上，又冷又饿。轰隆隆的公共汽车驶过，还有骑自行的人，耳边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两边是点点灯光…… 我仿佛间又回到高中时代，薄暮时分，走在回家的路上，仿佛独自踟蹰在无人的荒漠。而这次，命运会将我投掷何方？
新学期开始了，这是大学最后一学期。对考上研究生,我几乎不报希望，这也意味着我留不了北京。自从寒假火车站送别后，我与汪飞的交往又一次“戛然而止”，我们很自然地在彼此的视野里消失了。这次我很理性，没有任何感触，寒假的考研攻读彻底清除了我心中的一切的情愫，心变得一片空白，既没有迷茫，也没有忧伤。现实就是如此，寒假时在校园打雪仗，在宿舍煮方便面，都成为遥远飘渺的过去；而过去，是我，自以为是，自作多情。
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分两部分:前两个月有三门短期的选修课，后三个月是毕业设计。此时，我似乎把学习的力气都用完了，再没劲学习了。三门选修课，如信号测量，都是本领域的专家讲授，很有意思，也很实用。依照我以前的努力勤奋，肯定会三门课全选。但这学期，我变了：既然是选修课，我一门课也不选！当别人去上课时，我就在宿舍里读小说，那时我正特别迷恋三毛的书。好友艾静和安琪都很诧异，很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变得如此消级懈怠。
一个月以后，研究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不出所料，我名落孙山。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一阵轻松。如果要考上了，那才真叫可怕！我曾经认真努力过，对父母，对自己也算有所交代了。现在没考上，母亲也无话可说了。
但是，此时还有另一件事困扰着我，那就是入党的问题。整个寒假，我一直在思考着：我该怎么办？我到底有没有这个信仰？直到寒假结束，我也没想清楚。开学后不久，辅导员老师主持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开会。这是入党前的最后一步，需要申请者重申自己的意愿。此时，我必须做出抉择。
开会那天，每个同学轮流发言，先是党员发言，然后是积极分子。高岩发言时，照例说了些为祖国为人民贡献青春，愿意接受党组织考验之类的话。这种套话大家以前也都说过，但那天我却突然生出异样的感觉：高岩在胡说！为了不献血，那天早晨，他喝了糖水。当时，他对自己的小聪明得意洋洋；如今，他却大言不惭，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我再看周围其它几位，话说得那么动听，即使是汪飞，他是诚实地履行了“接受考验”的誓言，但共产主义真是他的信仰吗？我自己呢？因为害怕落后，要跟上大家的进步，当自己根本没有确定信仰，甚至不知道信仰为何物时,却写了入党申请书；还有所谓的“转念一想，只是表示愿意进步”。我的行为诚实吗？难道不是一种算计，审时度势吗？我不应该感到脸红吗？怪不得陈晶，对我们这些“积极分子”，不屑一顾地轻蔑，他是聪明人，早就看透了我们！
如果入了党，我当然要遵守自己的诺言。但我觉悟并没有那么高，常常患得患失，我如何能做到高风亮节地为他人牺牲自己呢？在那一刻，我决定：我不能欺骗别人，也不能欺骗自己。
高岩口才不错，还在夸夸其谈，我心里嘲讽，脸上不禁流露出不屑。辅导员老师捕捉到我的表情，很惊讶，也很严厉地瞪我一眼。我的脸红了，不敢看老师。当所有的同学都发言后，辅导员老师向我张望，期待着我的发言，其他同学也在等待。我脸发烧，紧张得心砰砰乱跳，但我目视前方，假装没看见，一言不发。好不容易等到老师宣布散会，我匆匆溜出教室。
从此我成为了“逃兵”，从此不参加任何“积极分子”的活动。我的变化令秦老师困惑不解，她让一个班干部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谈谈自己的真实想法。老师自己也找我谈话，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坚持说自己不够格，没有做准备。秦老师本来对我很欣赏，如今对我的变化很失望。我也感觉对不起老师，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在心里，我认真地想：虽然自己不加入党组织，但还是热爱祖国的。以后，自己一定会做一个好公民，同样为国家做贡献。
一个月以后，班里公布了新党员的名单：高岩，汪飞和李薇薇。知道自己没在名单之列，如同研究生考试名落孙山，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两个重担都没了。
好友艾静为我可惜，打抱不平，“真不公平，你那点比他们差啊？！”也有同学笑我，“还小组长呢，瞎积极半天，最终也没被选中。” 我宁愿同学们这样想。那天傍晚，新党员入党仪式在大阶梯教室举行，几乎所有同学都去参加新党员的入党仪式。快要毕业分配了，大家参加此类活动比以前积极多了。
我独自走在去教室的路上，有点落寞，有点孤独，也有点叛逆的自豪，能如此决绝是需要点勇气胆识的。在心中，也不禁自嘲：当初自己“瞎抖机灵”，折腾了一通。结果呢？叶公好龙，白忙一场！
小教室里只有陈晶和另一个同学，见我进来，他很得意，像是早已料到这样的结果，幸灾乐祸，“还行啊，现在和我们一伙了。” 我嘴硬：“你这反动分子，我才不和你一伙呢。”
陈晶依旧一脸坏笑，却带点佩服：“真没想到，到最后，你还真行啊！没有愚昧到底。” 见我有点尴尬，他挺认真地安慰我，“你其实这样挺好，一个小姑娘家，干嘛去掺和那种事呢？” 那一刻，我突然生出一点感慨：我从未向陈晶提起过我的犹豫，但他却似乎能看透我的想法和改变。
最后一学期，我即没有考上研究生，也没有被党组织吸纳，卸下了两副重担，我又回到了原点。
10. “组座”
四月初，开始做毕业设计。大部分同学去外地，地点包括重庆南京。我很希望能去南方。我在北方出生长大，从来没去过南方呢。
老师宣布，我和陈晶分在一个小组，在学校做信号制式转换。有同学在笑，这二位可是处于数轴分布的两端，我是陈晶最经常讽刺挖苦的对象，这下可有好戏可看。我也在想：老师为什么把我和陈晶分在一组？是对我的惩罚吗？去年夏天，当我是“积极分子”，实习被分配与团支书和汪飞在一个小组；而这次，因为我当了“逃兵”，就把我与陈晶划一拨，成为“落后分子”一类？
如果在一个学期前，我肯定不满意老师的安排。而现在，我根本无所谓，随便。老师肯定没有料到，其实，我早已经被陈晶“和平演变”了，上学期他还帮特制了一副羽毛球拍。我觉得桀骜不驯，说话刻薄的陈晶其实更真实，更不虚伪。
老师刚宣布毕业设计安排，陈晶就改变了对我的称谓，恭顺有加地称呼我为“组座”，就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军队下级称呼上级为军座、师座。我哭笑不得，旁边的男生也瞎起哄，要我这个“组座”好好管教组员；我也发出狠话，要施展出“组座”的厉害！
我去火车站为去外地做毕业设计的同学送行，那天恰是4月5日。送走了朝夕相处的朋友，我忽然想到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整整十年过去了。我独自去天安门广场，不禁想起十年前的光景：当年我还是小学生，学校春游，玩的游戏就是抓“反革命”。老师把写有“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分子”的小纸条压在石头下，藏在树洞里，找到一个小纸条，就算抓到一个“反革命分子”。那天，我们在山间嬉戏，玩得多快乐啊。十年，时光流转，当年的“反革命分子”都成为天安门英雄；当年的小学生，如今大学都快毕业了。我此刻漫步天安门广场，再过十年，会身处何处呢？
那天阴天，刮西北风，天安门广场人不多，纪念碑旁边人影绰绰。因为刮风，我最终没有走近纪念碑，而是去了故宫。当时故宫的游客很少，我看了故宫春季晒画的珍品，第一次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古代艺术的精美。
留在学校的同学分为四五个小组，分布在实验楼的三个实验室。我和陈晶，杨林共用东面一个实验室, 实验室有两个办公桌和两个试验台。我和陈晶的设计任务是信号制式转换，从当时苏联的通信信号转化为中国可以接收的信号。
此时，我已经脱离了开学初萎靡不振的状态，又成为一名勤奋用功的好学生，每天早晨八点到实验室。指导老师不太管我们，只是指示我们找资料。可当时关于苏联信号制式的资料很少，如何做，一点头绪都没有。陈晶却不着急，一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我很不满意陈晶的态度，可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没有进展，只能干着急。系里给每个小组都有一点经费，于是我就外出去买元器件，用“花钱”排解焦虑，顺便逛逛街。我去过两次酒仙桥，当时北京的电子元件集散地，买回来一堆电阻电容，“自我感觉”在做事，有进展。
电路还没设计好，就去买元器件，这种做法十分愚蠢。那些为我排解焦虑而购置回来的原组件，几乎都没用上，都浪费了。据说在实验室里，老师最怕那种用功而，而又没有天赋的学生，因为他们即浪费实验室材料，又出不了科研成果。幸亏我不是在生物实验室，否则小白鼠可遭殃了。
陈晶几乎都是快到中午才到实验室，还没说几句话呢，就该吃午饭了，有时一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开始我还不介意，可慢慢地，我开始有怨言。虽然他总是笑嘻嘻地称呼我为“组座”，恭顺有加，可这有什么用？我可不想被人剥削！毕业设计近一个月了，还是没有任何头绪。我越来越着急，总在报怨陈晶，快为成祥林嫂了，似乎就是因为他，才没有进展。
由于我广泛散播“焦虑”，终于有一天，峰回路转。一天下午，同学晓光走进我们的实验室，手里拿着一本《无线电》杂志，指给我看一篇信号制式转换的电路图。天啊，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晓光是去年夏天一起去实习的“老乡”，交情不错。在关键时刻，“老乡”出手帮忙，我对晓光感激不尽！
那天，当陈晶来到实验室，我压抑住心里的火气，他已经两天没出现在实验实了。对陈晶，我已经彻底失望，是不能指望这家伙了。好在最基本的电路图已经有了，我可以自己独自完成任务。看我有些不高兴，陈晶先不好意思地道歉：他这几天病了，所以没来实验室。得知他这样，我到嘴边的责备的话也没法说了。我也在心里打定主意，不再说任何抱怨的话，随便他了。陈晶似乎也看透我的心思，之后，他确实变了，上午下午都来实验室。
自从得到那张电路图，有了基本的方向，剩下的就容易了，按部就班做就是了。
《无线电》上的电路图基本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有点着急，主张直接用那个电路图，不用重新设计电路板，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交差完事。陈晶则认为应该重新设计电路板，否则电路太乱了。但看我主意已定，他并没有坚持。后来，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时间已不允许我们重做了。
后来，陈晶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当初，真应该重新设计电路板，其实也不太费事，时间够。”虽然陈晶轻描淡写，一点没责怪我，但我却有点脸红，内心颇有些触动：自己还自诩认真努力呢，可实际做事时，却不如人家陈晶。幸亏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项目，否则像我这样承担重任，会有什么样的错误后果啊？我真有点泄气，甚至在想：或许，学工科的女生，无论如何努力，就是不如学工科的男生？
渐渐地，我开始对这位组员刮目相看，真没想到表面散漫的陈晶，真正做起事来竟然非常细致，制作电路板时，画的电路板很整洁，他的焊点比我的焊点漂亮多了。当讨论问题时，陈晶发现有些普通的问题我也会搞错时，就会讽刺挖苦，“你不是学的挺好吗？怎么这种问题还会搞错？”弄得我脸红。有时我能解决问题，并且又能讲清楚时，他又会说：“行啊，你还是真挺行的嘛！”弄得又是我脸红，谦虚不好，不谦虚也不好。
这时，我看出陈晶其实很聪明。如果他能像我那么用功刻苦，学得肯定比我好，而且他的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这种人与人的差距，我心里当然清楚。陈晶对这点也看得明白，他居高临下，怜悯、同情我这位“好学生”：“你们这些女生怎么这么好强呢！？明明学着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今后也不一定用得上，还这么用功，像吃了兴奋剂，争着得高分儿，何必呢？”讥讽嘲笑中，他还有点佩服：“唉，竟然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学得那么认真，学得像回事，还能考高分。”他摇着头嘲笑，既不可思议，又有点佩服。我心虚地不好反驳，他说的是实情。
电路板终于画好后，我们都很高兴完成了第一步，只要需要经过六个小时的强酸腐蚀，就可以看到第一步的成果了。晚上，我们很轻松地去看羽毛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那晚，回到宿舍，快熄灯时，我才突然想起来，天啊，正在腐蚀的电路板还没有取出来，我们两个星期的心血就要白费了！我急匆匆地跑回实验楼里，幸亏陈晶和几个男生还在看羽毛球比赛。我慌慌张张地大声叫喊：“陈晶，你快出来！我们的电路板！”陈晶跑出来，看球的男生一阵哄笑。
陈晶没有慌乱，手脚很麻利，很小心地从强酸中夹出电路板，去冲洗。我跟在后面，突然像是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人。虽然电路板有点过度腐蚀，但还能用，我们都舒了口气。
11. 窗外的晚霞
毕业设计仍在继续。相比别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有点文艺气质。我把自己的小收音机和录音机都带到实验室，平时总放着音乐或电台的广播。办公桌上还放着我从图书馆借来的两本诗集，《外国爱情诗选》和《中国现代诗选》，每位来访的同学都会翻看那两本诗集。有些男生还喜欢怪声怪调，故意夸张地朗诵几句，“在夜色沉沉的树林里你可曾听见，一个歌者在歌唱苦闷和爱情？”同实验室的杨林，没有“组座”管着，有一半时间不在实验室。他晚上踢球回来，常常捧起诗集朗诵道，“我是一个地主的儿子……” 铿锵有力，像是行为艺术。
制作好电路版，开始安装电路。因为不需动脑子，我和陈晶常常一边焊电路板，一边闲聊天。一次，聊到为什么有些同学总是那么快乐，“像刘勤，真的每天都那么高兴，不会是装的吧？”我不禁想自己初入学时，如惶恐的小老鼠，看周围的同学都高高兴兴，也曾这样想过。我叹口气，“还真不是装的，人家真的就是那么高兴。” 陈晶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带着一丝嘲讽和羡慕，“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人。”我忽然想，陈晶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他会有什么烦恼呢？我们似乎都叹了口气，因为我们似乎都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交谈多了，我发现陈晶读书很多，且品味不俗。比如，读米兰昆德拉的书，比社会上流行早两三年。对班里的文学小组，他统称他们写的都是“酸文”；他尤其反感班里的女诗人，其实人家根本没招惹他。然而，愤世嫉俗的他，却似乎挺喜欢《我们的田野》这种有些理想色彩的作品。也许，陈晶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什么都不在乎？
同学王志宏生病住院了，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好去医院看望，秦老师也去。我们买了一小兜橘子，约订傍晚在学校大门口集合。在门口时，看见陈晶，我有点意外，因为他很少参加集体活动。而且陈晶曾嘲笑志宏容易神经紧张，“王志宏玩拱猪，要是他拿到了猪，他肯定得点根烟，点烟的时候手都在抖。”我确实见过拱猪时志宏手抖的样子。
初夏的傍晚，过了高峰时间，公共汽车很空。其他同学和老师坐在后排，陈晶本来就是“异类”，此时我也是老师眼中的“逃兵”，我们都很自觉地不靠近老师，坐在前面。初夏的傍晚，道路上是不紧不慢骑着自行车的人，街边是溜溜达达的路人，街边槐树似乎刚刚开花，槐花的清香透过车窗吹进来，沁人心脾，北京的傍晚安适，恬静。
我抱着那一小兜橘子，橘子散发出清甜的味道，我故意气旁边的陈晶，“瞧，生病好吧？有橘子吃。你现在馋了吧？可惜没有你的份！”“那我先闻闻味儿总行吧。”他装着可怜的样子，我被他机灵的回答逗笑了。一回头，老师正投来疑惑的目光。自从我当了逃兵，老师已经对我彻底放弃。在病房，大家安慰愁眉苦脸的志宏，陈晶挺会调解气氛：“瞧，生病多好，有漂亮的护士小姐，还有女同学送橘子。我都特想生病了。”旁边的一个小护士都被逗乐了。
那段时间，除了白天在实验室干活，吃完晚饭后，我和陈晶常常会在实验室的楼道里打羽毛球，用的是上学期他帮我特制的那副羽毛球拍，然后再回到实验室。一天傍晚，打完球，回到实验室，我们各自做着手上的活。我提起当时读的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曲》，书的语言，叙事方式，以及那种迷茫，孤独，尖刻，甚至虚空荒凉，都让我很着迷。我忽然说，“哎，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就有点像小说里的那个人，无精打采，缺少点追求。对，有点像那种‘多余的人’。”
那晚，我有点大言不惭，“如果社会就是灰暗的，存在着不合理，或人生就是灰暗的，但作为一个人，就有理由，不去追求吗？”我低着头，手里摆弄着电阻，吞吞吐吐地继续，“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所追求，来到世间一次不容易，我觉得应该尽量去实现一点“自我价值”，也对社会有点贡献。” 说着那些话时，我自己也脸红。但那确实也是我当时的想法。过去都是陈晶讽刺嘲笑我的“愚昧”，此时，我也对他进行了一番评判。平时，陈晶对此类“大话”不屑一顾，但那天，伶牙俐齿的他并没有反击。那次谈话显得有点严肃，大家都有点尴尬，幸亏杨林踢球回来了。
一天，大礼堂放映电影《星球大战》，我看了十分钟，觉得这种科幻电影实在没意思，回到实验室。半小时后，陈晶也回来了，他有点佩服我，甚至能比他更早离开。
我们焊着电路板，收音机正播放电影录音《简爱》，“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你跟我都无法选择。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我们仿佛都被电影中的对话和音乐深深吸引住了，都有些沉思不语。沉默了很久，陈晶才说了一句，“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事，值得好好安排。”他说这种话时很认真，完全没有平时的尖刻嘲讽，漫不经心。我也很有感触，望向窗外，窗外正有一抹淡去的晚霞。
离毕业设计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现在我和陈晶的合作比较默契了。电路安装焊接大部分是陈晶完成的，他的手很巧，焊点很漂亮。我在旁边依照电路图，找到该用的三极管和电阻电容，检查焊点。
一天晚上，离开实验室，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忽然感到一丝惆怅，就像上学期结束时，陈晶要我去火车站送行，我却拒绝的那个晚上。对那间小小的实验室，我似乎有一丝依依不舍，从这里可以看到窗外的晚霞。这两个多月是我大学四年中最轻松，最愉快的日子。
一天，我和陈晶都在低头调试电路，谈到李薇薇，他感叹道：“如果遇到乱世，李薇薇这样的人能成大事，能成为女英雄。”听陈晶夸赞另一位女同学，我忽然有点酸溜溜。在回宿舍路上，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年龄，这种环境，男女同学朝夕相处两三个月，是不是都会产生这种的情绪呢？如果当时老师分配我和杨林一个小组，此时，我会不会也如此惆怅呢？但，我们马上就要毕业，即将各奔东西。
毕业设计结束，我得了优，陈晶得了中，也许就因为我去实验室的时间就比他长？我们是一个小组，老师这样打分，我觉得不公平。陈晶对分数嗤之以鼻，他无所谓。
毕业设计结束后，从外地回来的男同学当着陈晶的面故意问我：
“听说，你把陈晶管得挺不错的。”
“是啊，这家伙都进步了。” 我回答的引得同学一阵哄笑。
12. 毕业分别
在外地做毕业设计的同学陆续归校,生活又回到了从前。女生们再次畅漾散步在校园里，男生们又凑在一起打牌看电视，大家都等待着毕业分配。分别在即，同学之间即使以前有不愉快，此时也都烟消云散。
那些日子，大家心中都笼罩着依依惜别的同学情。傍晚，我和女伴并肩在校园散步，走过实验楼，我的思绪不禁回到过去的两个月：在楼道打球，抢救腐蚀的电路板，调试测试电路，实验室窗外黯然消逝的晚霞…… 那样的时光不会再有了，我感觉有点怅然失落。上学期，陈晶要我去火车站送行，我不但拒绝，还不近情理地宣称：“因为，你不是个好同学！” 陈晶警告我：“某愚同学，你可要想好了。以后，别后悔！” 此时，那警告应验了，我后悔那次没去送行。
大家印了彩色的照片，互相赠送。还买了毕业纪念册，前面是李白的诗：“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在纪念册中，大家写下美好的回忆，深情款款的祝福。汪飞被分配到去外地做毕业设计，他在我的纪念册写下：“永远难忘在校园一起打雪仗的美好时光。”陈晶没买纪念册，同学请他留言时，他大笔一挥，只写下联系方式，没有任何惜别的话语。
我自以为与陈晶“交情”不错，拿着纪念册找到他，请他写几句话。陈晶即认真，又像在嘲讽：“难道你也要这么俗吗？你如果真要让我写，那我就写。”我被噎得脸红，“不写就不写！”大家又在哄笑。
在忙乱的准备离别的日子，我的心起了涟漪。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我坚持让陈晶写，他会写些什么呢？他还觉得我“愚昧”吗？对毕业设计的那些日子，他是否也有点的留恋呢？虽然我们就像处于数轴的两端：我循规蹈矩，陈晶判逆不羁；我刻苦认真，他自由散漫；我对同学友善谦和，他则讽刺挖苦。但我似乎觉得，比班里其他同学，他似乎更“懂”我。也许，我也曾稍稍“看透”过他？
辅导员老师找每位同学谈话，给每个同学看大学四年的评语，这份评语将装入档案，伴随我们的一生。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勤奋努力，认真刻苦。对老师的评语，我心不在蔫。
离校的那一周，学校邀请著名演说家曲啸来给毕业生做报告。那天上午刚发完发毕业证，下午几乎一半同学都没来参加报告会，小礼堂里显得稀稀拉拉。我依旧是那个“听话守规矩”的学生，被老师安排坐在第一批。
曲啸讲诉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不久我开始走神，渐渐忘了台上的演讲。昨天，在宿舍，全班成绩最优秀的陈青阴沉地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她既像是告诉自己，又像是向大家宣告。陈青可是被直接保送上研究生啊，前途无量。高傲无比的她都是如此悲观，我呢？初进大学时的孤独惶恐；学业不顺的自卑压抑；做实验时，编造数据，被老师训斥时的羞惭；在冰冷的大阶梯，听着凄厉的风声，读着似懂非懂的课本，玻璃窗中反射出憔悴疲倦的面容；还有献血前的夜晚，在初冬的校园里踯躅哭泣；面对前途未卜的迷茫无奈…… 而快乐的时光却是那么短暂。而且，我是不是真的错过什么呢?
大学时光本该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无忧无虑，如果最该快乐的日子都是如此，那么今后漫漫的人生又该如何呢？我越想越伤心，开始流泪，那天，我没有带手绢，只好用手背一遍遍地擦着不断涌出的眼泪。此刻，老师看见我流泪的样子，准会以为我被曲啸的报告感动得“泪如泉涌”。
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宿舍里乱糟糟，大家都在整理行李。辅导员秦老师来宿舍探望大家。秦老师之前对我不错，虽然我后来令她很失望，此时，我还是保持着对师长的礼貌尊敬。令我诧异的是，那些老师的宠儿们，此时反而表现得很没礼貌，甚至没有站起来迎接老师。
外面有人敲门，几天没有露面的陈晶和一个男同学站在门外。这个男生下午刚刚帮我们女生托运完行李，他笑着声明是陪同来的。那天陈晶对老师同学很礼貌客气，因为明天即将分别，大家谈话都挺感慨。我坐在最里面，不知为什么，脸一直发热，又怕同学看出来，几乎不敢说话。
两位男生停留的时间不长，老师也将去其它宿舍看望同学，大家告别。刚走出门，陈晶突然又折回来，把一个小物件放在桌上，“留着用吧。” 大家都在送别，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陈晶的举动，也没有人注意到桌上的小物件，或许大家只是假装没看到？这个小礼物是给谁的呢? 这东西也不能平分。第二天，宿舍的同学都离开了，那个小物件仍摆在桌上无人问津。离开宿舍的最后一刻，我悄悄将小物件收起来，有点心虚地想，“这该不会是陈晶送给别人的礼物吧？”
有些同学非常重情义。一个男生把自己的车票订在最后一天，他要为每位同学送行。而陈晶则是最早一批离开的同学，所以为他送行的同学最多，站台上几乎聚集了全班同学。我想起寒假时，陈晶曾让我去火车站为他送行，如今我终于来送行了，却似乎只是一种形式。陈晶没有表现出一点依依惜别的意思，而有的女生却哭了。几天前，我已经在曲啸的报告会上泪如泉涌，再也没有了眼泪。列车渐渐消失在远方，只留下空空荡荡的铁轨。铁轨平行，伸向远方。
那年，我的红色的大学毕业证里面写着，年龄：20岁。如报考大学时所愿，我分配到 一份轻松舒适的工作。
2024年6月初稿
2025年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