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愚
5. 考验来临
国庆后，参加游行的同学们热烈亢奋的情绪还久久不能平复，他们传递着十一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跳舞时的照片，兴奋地谈论着当时激动人心的场景，天安门节日夜晚璀璨的烟花，手牵手跳的朝鲜舞…… 班里还表彰了参加游行的同学，我却似乎和大家拉开了距离, 成了落单的局外人。
不久班里里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女班长和团支书入党了。我很吃惊，在心中掀起一阵涟漪。在中学，我可是积极上进的三好学生，如“入团”这类“进步”，总会有老师适时地“告知、指导”我去做。而现在，忽然别人都入党了？竟然没有人“通知”我。环顾四周，似乎别的同学都“进步”，只有自己糊里糊涂，孤孤单单地被遗忘了。
我感受到孤单，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 别人都“积极进步”了，竟没人来邀请我“积极进步”。我像阿Q没被邀请“参加革命”的诚惶诚恐。即使对好友艾静和安琪，我也无法言说这种不安；对家里，也很难启齿。我胆怯惶恐，无所适从：当别人在大太阳下练习走方阵，自己却躲在小教室争分夺秒地转专业，当然被抛在“大潮”的之外。
我不想落单，不想落后！想跟上同学们的进步，我担心这关系到我未来的前途。犹豫再三，我小心翼翼地写了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到：看完国庆35周年激动人心的游行，深受震撼，为祖国的建设成就而骄傲。我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共产党这个优秀集体的向往，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贡献，并愿意接受一切考验。申请书不长，申请书中所说的话还算诚恳。
把申请书交给辅导员老师时，我红着脸，心怦怦乱跳。因为我真的没想好，自己是否真有这个信念和信仰。但转念一想：党员应该是很优秀的，很多人申请了几十年都没被接收。我不是班干部，平时也无积极表现，学习成绩平平，人家也不一定会接收我。我只是表示自己愿意进步而已。然而，这一投机行为，为以后带来了咎由自取的尴尬和烦恼。
交出入党申请书不久，迎接我的“考验”就来到了，如此迅速，如此及时，如此恰如其分。金色的秋天刚刚过去，进入初冬，学校开始发动同学自愿献血活动。我自然报名参加，因为一个月前自己刚写过申请书，表示愿意接受“一切考验”。但完全出乎我意外，与积极参加国庆游行相反，这次，同学们都很“低调”；除了我，没有其它女生参加献血，而且大家都有充足的理由。突然间，我又“落单”了。班里最终报名参加献血只有我和另外三个男生：团支书，副班长秦松，还有汪飞。
献血的前一天晚上，我照例去上晚自习。教室里冷冷清清，因为献血活动，第二天所有的课都取消了。大家乐得可以轻松一下，好友艾静和安琪进城逛街去了。辅导员秦老师来到教室，走到我的书桌前，很亲切地问我感觉怎么样。本来我并没什么想法，但面对老师那种亲切的态度，不知为什么，我说不出话，眼泪却滴在课本上，我使劲忍着。在不远处看书的林薇薇过来，手轻轻扶着我的肩，安慰我。但正是她懂事的，亲切的安慰，更令我泪水夺眶而出，竟轻声啜泣起来。老师和周围的同学都有点吃惊，我赶快收拾好书包，跑出教室。
在初冬的校园里，走在昏暗灯光下，我的泪水簌簌地流着，感觉不到一点夜晚的寒冷。在教室里，在老师同学面前，我那哭哭啼啼的样子多么胆怯，多么可怜、可笑，多么丢人！刚才，林薇薇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她的同情还那么真诚，温柔，更对比出我的胆怯、可怜。然而，她亲切的安慰，多像在安慰一只被祭献的可怜羔羊，难道所有女生中只有我健康得毫无瑕疵？而别人多聪明啊，只有我是一个大傻瓜！
在黑暗的校园路上，我突然看清自己是多么可笑，可悲！自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永远是那个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吗？小小翼翼，循规蹈矩，不但“被驯服”，还有更可悲的“自我驯服”。那一刻，在冰冷的黑暗里，我为自己感到屈辱！如同牛虻发现自己身世的那一夜，那天晚上，在冰冷的校园中，我开始怀疑自己被灌输的教育，在心中，某些东西开始坍塌了！
在高中和大学，我有两次不服从母亲，曾使母亲痛心疾首，甚至伤心流泪。我感觉很委屈，在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常常自我怀疑：“一个女孩，让母亲伤心流泪，你这样是好孩子吗？” 我常心虚地想，同学里有谁像你呢？在心理上，我总有点自卑，似乎自己曾做过“不光彩的事”，怕同学知道。我自责自己的不懂事、不听话，令母亲痛心疾首，伤心落泪。在这个夜晚，我需要将此事有个了结 — 难道我驯服得懂事得还不够吗？
在清冷的校园，我边哭边走。后来找到一个大教室，坐在大教室的角落，我心绪杂乱，流着泪，给父母写了一封“忏悔信”。信中并没提起献血的事，而是请求母亲原谅我过去“不懂事”，令母亲伤心。写完了忏悔信，脸上的泪痕干了，我自嘲地想：这是你真心的忏悔吗? 难道不是一种言不由衷，貌似忏悔的高姿态，而且是对自己的母亲。那封信更像是宣告，与过去自己的诀别：从那时起，对母亲，我不再感到任何的自责；对比同学，我不再感到任何的自卑。我相信自己并没有比其他孩子更差；其他同学，也不一定比我更优秀。
那一夜，我突然地变了，眼中的世界是那么虚伪、灰暗！一切是虚幻！人的交往，甚至父母亲情都让我感觉是那么飘渺虚幻，是有代价的。从那时起，我表面依旧温顺，但内心却开始叛逆，开始怀疑一切权威，对老师家长不再敬畏，与过去的幼稚单纯诀别。我从自卑，转为对人情世故的不屑。我仿佛有了一副“火眼金睛”，能一目了然看清人世中的自私算计，虚伪媚言，自负，言不由衷，虚情假意，驯服他人，驯服自己…… 而且有些人还把别人都当傻子，以为别人不知道，更是可笑。从此，对人情世故，我常会心一笑，变成了母亲所批评的“太过消极，太过悲观”。
当把写好的“忏悔信”投进邮筒，我似乎卸下重负，心中感到从未体验的轻松宁静，剩下的是一丝悲凉：在这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了！一轮清冷的月挂在天空，我心静如水。
走进宿舍时，我脸上没有了泪痕。第二天没课，宿舍里洋溢着轻松愉快，我投入其中，和同学一起笑语欢歌，真正地，而不是假装。没有人知道那晚校园里，我的哭泣。
我在教室流泪时，老师和同学都以为我太胆小了，其实真不是那样。我并不是胆小的人，也根本不介意献血，这本来就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即使我没有写那份申请书，大概也会报名参加献血。后来，没人动员，我也曾无偿献血。有很多人自发定期献血，这本来就是高尚的令人敬佩的行为。但那次的献血，却是难以言说的“变了味道”。
第二天，朝阳照进宿舍，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的心很平静安然，没有了昨晚的愤世嫉俗，也没有昨晚的心境灰暗。世界并不如我想像的那么美好，身边的同学并如看上去的那么真诚，父母和老师也并不如我所预期的那么令人敬佩，那有怎么样呢？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过去是自己太天真，太无知了。从此后，即使看人性、人世是悲观的，我仍敬佩人性中表现出高尚、勇敢、良知；在心里，我也并没有失去对这个世界的温柔，对人的情意、宽容和同情。
早晨，参加献血的同学没吃早餐，保持空腹，学校派大轿车送我们到了北京血液中心。秦松早晨偷偷喝了一碗糖水，在车上，他得意洋洋，悄悄地将他的小花招告诉了我。这家伙也太没心机，这种事还好意思说出来，他还是副班长呢。一天前，我也许会大惊小怪，但如今，我没感到一点意外：某些人，也就如此。
在血液中心，我们先进行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真正采血要等到下午。体检报告出来了，不出意料，秦松体检不合格，他得意的小把戏得逞了。班里最后献血的只剩下团支书李城，汪飞和我。我们坐在采血室外的长凳上等待着，慢慢向前挪动。在进采血室之前，李城、汪飞很郑重地要我在他俩的中间，有点要保护我的意思。可我一点不害怕，看这两位男生如此紧张，我既感觉有点好笑，也有点感动。这件事被秦老师看在眼里，后来在班里，表扬我很勇敢，又特别提到那天两位男生的表现。本来忠厚稳重的团支书就受到老师的青睐，通过这次献血活动，老师也开始欣赏汪飞和我了。
那个周末，我去大姨家。听说我献血，当医生的姨夫大吃一惊：“你这孩子，为什么不跟家里说一声？你年龄那么小，怎么能献血呢！” 面对长辈，我又“火眼金睛”一番：“大姨夫还是老革命呢，思想觉悟也不过如此。”
学校对献血的同学非常优待，有三十元的营养补贴，食堂有专设的打饭窗口，体育课八百米免试。而我献血后，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相反，体质和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我变得脸色红润，似乎连个头都蹿高了一点，体育课上，很轻松地跑完八百米。脑子也似乎变得好使了，学习不费劲了，期末各科成绩高歌猛进。那学期，秦老师的电子线路期末考试非常难，再加上数字电路课，许多同学都需要补考，而我的几门课考试都上了八十分。
那次献血，我不但通过了“考验”，而且真正地脱胎换骨了。
6． “愚昧同学”
大学三年级的春季开始了，我继续上学期的学习态势，感觉课程并不太难，实验课也能蒙混过关了，特别我的英语口语在班里名列前茅了。学习成绩好了，人也开始自信，与同学相处也比较开朗了，同学也喜欢和我开玩笑。课间，我帮班里取信、取报纸，因此可以第一时间读体育报，当时我特别着迷体育新闻。
大学的前两年，班里男女同学交往不多，很多同学几乎没说过话。大学三年级，转到小教室上专业课，男女同学才开始交往，互相熟悉。随着春天的到来，年轻的心似乎也开始荡漾萌动，同学们自发组织了文学小组和英语小组。我参加的是英语小组，秦松是小组长，每天下午练习英语对话。开始挺好玩，但只坚持了几个星期，不了了之。
最热闹的是文学小组，有十几个同学参加，每周活动一次。参加文学小组的同学都郑重其事地给自己起了笔名，诸如“铸剑”，“砂砺”，用笔名传递朗读自己的“作品”。此时，同学们才发现班里竟然暗藏着两位“诗人”。
我只敢专心学习，没有参加文学小组，但参加了一次文学小组的演讲比赛。在小教室，每个演讲的同学都准备了讲演稿，照本宣科，但讲出的多是一些套话；有的同学则讲得干干巴巴，很不自然，虎头蛇尾。那天，我原本只是来看“热闹”，但看到大家的水平不过如此，我“爱显摆”的本性发作了，在作业本上潦草地写了大纲，在心里打了草稿，跟旁边的林薇薇大概地说了一下自己想法。
我紧张得心怦怦跳，迟疑不决。演讲快结束了，林薇薇推着我上台，她举手告诉小组长：“某愚同学也准备演讲呢。”在讲台上，我开始很紧张，后来比较从容了。我从陆文夫的小说《围墙》谈起，小说由重修一堵倒塌的围墙开始，对新墙的高度、样式、材料，现代派、古典派、乡土派等各派人士夸夸其谈，争论得喋喋不休。当“行动派”建好围墙后，各流派又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仍“讨论得喋喋不休”。最后，我以同学为例，对现实中的“夸夸其谈、喋喋不休”自我调侃了一番，博得同学的一阵欢笑。
同学两年多了，大家突然发现：某愚同学不但有点文采，竟然还有点幽默感。因为演讲，我在班里“一鸣惊人”，被推举代表班集参加系里的演讲评比，进而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为了准备学校的比赛，系里安排了系团支部书记辅导我。这位团支书是位刚留校的小老师，典型的工科女生。按照她的意思，我改了两三次演讲稿，她仍然认为：“气势不够激昂，语言不够亮丽，缺乏激励人心的力量。” 而我则认为那只是一些“华丽的口号”，我当初的演讲之所以受到同学的欢迎，是因为用平常朴素的语言讲出真实的生活感受，并带点幽默，我不知道如何继续修改。系里最终看出，我演讲不出“高亢的音调，豪迈的气派”，只好选派他人参加学校比赛。没有把握住可能出名的机会，但我并不遗憾，如果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不是自己的想法，让我如何“演讲”呢？
此时，辅导员秦老师也把“积极进步”的同学召集起来，成立了“政治学习小组”，任命我为小组长。大概我献血时表现勇敢，学习显著进步，又在系里参加演讲。小组每两三周活动一次，学习政治。
对于我的“积极进步”，我开始受到来自班里的某些“落后分子”的讽刺挖苦，其中讽刺最甚者就是陈晶。大学前两年，我与陈晶从没说过话，他很少参加班里的活动。上大课时，我们用功的女生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前排；而散漫的男同学，总是踏着铃声走进教室，坐在教室的最后排，陈晶就属于那批学生。
上三年级，在小教室上专业课后，男女同学有了交往，大家才发现陈晶说话很有意思。他机智幽默，很尖刻，但对人不客气，爱讽刺挖苦，大家都有点怕他。据说陈晶的父亲是某文化人，但他对文学小组不屑一顾，统称同学的诗作为“酸文”，最反感同学里的“女诗人”。学习最好是女生林清，被他称为“蓝袜子”，表面是很有学问的意思，实际讽刺林清是“女学究”。
系书记是一位干瘦的“马列主义小老太太”，大家对她都毕恭毕敬。然而，陈晶应付她的态度，令我愕然。那次，“小老太太” 假模假式地摆出一副对后进学生嘘寒问暖的样子。陈晶也装出一本正经，顺着她的话，虚心接受教育。那诚恳的样子像极了傻乎乎的好兵帅克, 令干巴巴的书记，无言以对, 只好悻悻离开。她刚走，陈晶得意洋洋，对离开的书记轻蔑不屑。
那次，我感触颇深：对我们所谓追求进步的同学，这位系书记，一脸威严正义；可面对陈晶，对她的说教不屑一顾，系书记束手无力，无言以对。当然，陈晶没有上进的要求，也许，他家里早帮他规划好未来。
对我们这些所谓积极分子，陈晶更是毫不掩饰的不屑。我因为是小组长，自然成为他的攻击目标。看积极分子在教室开会，他总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当着我的面，陈晶直截了当，直言不讳：“愚昧啊，愚昧！” 接着，他还假惺惺，格外关心地加上一句：“某愚同学，我可是真正关心你哦。你这样下去，小心会嫁不出去！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哦！”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哦”字故意带着台湾腔，逗得旁边的同学哈哈大笑。
“反动分子！不理你！” 我又好气又好笑。
旁边的男生跟着起哄，敲边鼓：“天天面对女政委，谁受得了啊！”
渐渐，我的“愚昧”称呼在班里流行。开始，我以为是“愚妹”，还挺亲切的。但我被正式告知：“你别自以为是，是愚昧无知的愚昧！” 我哭笑不得，无所谓，随便！
毕业时，在毕业留言册上，大部分同学称我为“愚妹”；只有几个没文化的楞小子，仍称我为“愚昧”。
7. 我们长大了
大学三年级的暑假，全班被分成几个小组去外地实习两周。我和团支书、汪飞等五名同学被分在一组，去山西。
临离开北京的那天下午，宿舍里只剩下李岚和我。李岚很漂亮，爱打扮会生活，她知道自己的优势；可惜，她学习有些吃力。那天，她神色不安地坐在床头，像是刚哭过。“你怎么了？”她声音颤抖，“刚才，我差点做了傻事，我在河边呆了一下午，但那水实在太脏了，我实在下不去。”天啊，李岚竟然想要自杀！这时，我才知道她的电子线路II没及格。（每科成绩是不公开的，每个同学只知道自己的分数。）我赶紧劝她千万不要想不开，千万别做傻事。想到自己曾经的挣扎，心有戚戚：表面上，我们女生似乎个个积极向上，可实际每个人背负着怎样的重担啊。对于一个女生，考试不及格，那可是奇耻大辱。
在火车上，谈起李岚，汪飞很认真地说，“她肯定小时候没吃够肉，脑子没长好，才成现在这样。学习好，必须得多吃肉，而且得吃肥肉。” 听着这个理论，我哭笑不得。自从上次一起献血后，我和汪飞开始接近。汪飞学习踏实，为人稳重，他的情况大致与我相似：前两年也并不突出，献血后成为老师喜爱的“积极分子”，他也是在三年级学习成绩上升很快。与汪飞的谈话常常围绕着学习和分数，他非常在乎自己的成绩排名。在火车上，他唉声叹气，“唉，我这次总分肯定高不了。我们男生体育课，这学期是足球，最后的成绩主要看两次射门。我第一脚就射偏了，这一脚下去就丢多少分啊。” 他非常懊脑地说。我心里暗笑：这位对分数，比我更斤斤计较。
我们实习很轻松，上午去实习单位“值班”，下午基本没事。实习单位旁边是当地的文化宫，里面有游泳池。大家兴冲冲地去了一次，但游泳池水太脏了，只有我和汪飞继续每天下午去游泳。文化宫的游泳池里挤满了中小学生，池水脏得发绿，我呛过一次水，发现味道竟然发甜。
一天下午，从文化宫出来，我和汪飞走在林荫道上，看见大街上有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在炽热的阳光下，赤背拉着沉重的板车对面走过。我很感慨，汪飞也说：“唉，我估计吧，他是小时候没好好学习，才成了现在这样。只有好好把握自己，以后才不至于像他这样。”我不禁转头看了汪飞一眼，他很认真，就像在说“学习好，必须得吃肉”一样，我却感觉有点异样。
实习结束后，我去西安，与在那里出差的母亲一起游玩了几天。晚上，同榻而眠，母亲特别询问了我的“恋爱问题”，警告我这是个重大问题。我依旧是那个听话的孩子，支支吾吾地向母亲汇报：实习时，我经常和一个北京男生去游泳，那个男同学学习很好。母亲很想打探更多的情况,可我真没有更多的“情况”可汇报。母亲强调，同学最好，因为互相了解，并希望我能在大学期间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那年夏天，我在学校过暑假，汪飞常回学校，他在女生楼下等我，我俩一起去游泳。在心里，我自然对这种交往有所期待。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仍是一般的同学。
暑假结束了，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在食堂，我碰见了刚返校的陈晶，他停下来问我：“哎，你怎么没有来呀？我一直等着你来呢。”我的脸一下红了。上学期末，我父亲在某地出差，我确实曾计划暑假去看望父亲，会路过陈晶家，告诉他可能会去拜访。但后来父亲提前结束工作，我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经常和汪飞在一起，早把自己随口说的事忘了。
看陈晶挺认真的样子，我有点诧异：陈晶那样讽刺挖苦我，嘲笑我的“愚昧”，他那种漫不经心的人，会把我随口说的事认真对待吗？而且我当时确实也没有说定，陈晶会不会在逗着玩，瞎“贫“？看我脸红，他又该得意了。但陈晶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挺认真的样子，我有点疑惑了，感觉对不起，脸更红了。
汪飞正好走过来，陈晶又恢复到平时的漫不经心，开始讽刺挖苦：“你们带着这样一位小糊涂出去，还没弄丢，挺有本事嘛。” “还行吧，看紧点呗。” 汪飞回答得挺有风度。这两位男生平时几乎没有交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刚开学，食堂里人不多，空气里弥漫着馒头的味道，一束西斜的阳光射进来。听着两位男生的调侃，旁边是穿梭的同学，我的脸发热，心里不禁升出一丝感慨：“我们，真的长大了。”
8. 迷茫
1985年，秋季开学，我上大学四年级，大学的最后一年。
这学期，我的成绩进一步提高。微波原理的期中考试，公布成绩时只有学号和分数，旁边一起查看的同学嚷嚷着：“这是谁呀，还考了92分。” 平时，他的成绩是靠前的。我心里虽然很得意，但也不好意思公布自己就是那个考了92分的，竟然考了全班第一。
当我终于适应了大学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学习不再懵懂时，却已经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同时，我也感到人生的迷茫失落，这自然与情感有关。暑假时，我和汪飞经常一起去游泳，我以为这样的交往有着某种含义。但新学期开始后，我们的“交往”戛然而止，即使一起上课，也很少接触。见到汪飞，我常会脸红；而汪飞，一如既往的沉稳，无任何情绪流露，大谈学习。我感觉失落，心中常萦绕着各种复杂的情绪：期待、困惑、无奈…… 我应该明白：毕业分配是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同学，与外地同学交往，当然会很谨慎，有所顾虑。而且细想一下：暑假中，我和汪飞确实也只是同学间的普通交往，也许是我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是，自作多情。
初冬，母亲来北京开会学习，与我谈到将来的毕业去向，问我的想法。我告诉母亲自己也不知道。我像一只小舟刚刚渡过激流险滩，还没喘匀气息，却又要考虑新的旅程。再次临命运的抉择，我的心更乱了，感觉更沉重。北京是母亲成长的地方，这里有不少亲戚。母亲自然很希望我能留在北京。但根据前几届的情况，我们学校毕业分配的基本原则都是回到本省，除非考上研究生或留校，否则几乎不可能留在北京。
母亲拜访了辅导员老师，据理力争：“我们这代是自愿去支援边疆的，难道也要我们的第二代驻守边疆吗？”我在旁边有点尴尬地想：“这种事辅导员老师也做不了主啊。”面对母亲，我感觉愧疚。母亲那么高傲的人，为了我的前途，却不得不拜访辅导员，即使于事无补。其实，对于我，回本省也挺好。我报大学志愿时，就是因为新建的电信大楼离家不远，那个局长叔叔都答应了，毕业后去那里上班。
母亲又问起我和那个北京男生的交往。我的脸红了，羞愧得支支吾吾，后悔夏天时自己多嘴。秋季开学后，我和汪飞几乎没有单独交往。偶而相遇，他还挺亲切的，谈的又是学习和考试，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情况”。虽然母亲询问，但我心中的苦涩却无法向家人言说。我当然对汪飞有所期待，但毕业前途未知，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我能做什么呢？
一个星期天，我随母亲去拜访母亲的同学，女主人是母亲的中学同学，丈夫是母亲的大学同学，他们是经母亲介绍认识的。女主人身体虚弱，丈夫忙前忙后照料着。室内的家具和电器都很简陋，但看得出，这一对朴实的夫妻很恩爱。那位叔叔一再感谢母亲的牵线搭桥。他出身不好，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因为妻子的安慰，他才挺过了文革。
大人在谈话，我去旁边的小屋休息。像是在睡梦中，想着自己的心事：叔叔阿姨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两个人心心相印。这世界这样大，人海茫茫，如何能遇见那个心心相印的人？即使遇到一个人，怎么知道就是“那个人”呢？然而，生命只有一次，我能遇到“那个人”吗？机会是多么渺茫…… 当母亲进小屋叫醒我吃饭时，在半梦半醒之中，不知身处何处，我竟像一个孩子，嘤嘤地哭了起来。
母亲看我哭得那么伤心，母亲也流了泪，很惊讶地问我怎么了？问我是不是做了可怕的噩梦？我支吾着…… 外面天已经黑了，我赶快擦干眼泪，突然感觉特别孤独。此时的母亲很温柔，然而我早已习惯了母亲的严厉，不严厉的母亲，反而让我感觉陌生。对母亲我能说什么呢？有些事情，谁能帮得了呢？
那天晚上，从叔叔阿姨家出来，走在有路灯的街道上，我突然想：在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起？又有多少人并不心心相印，而只是生活在一起呢？当初妈妈为什么没选择这位叔叔？母亲似乎也看透了我的心思，无头无尾地来了一句：“年轻时，这个叔叔少点知识分子的气质。”
那学期，我最终决定报考研究生，继续不喜欢的专业，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虽然很不情愿，但为了能留在北京。
这学期“坏分子”陈晶经常和我开玩笑，看我脸红，他哈哈大笑。开始我只有招架之功，后来我也可以伶牙俐齿地反击了。一天下午，我去小教室学习，照例坐在最前排。陈晶很少见地来了，坐在最后排。整个下午，只有几个同学来一下就走了，只有我和陈晶，位于教室的大对角线，隔着最远的距离。这家伙说话幽默机敏，特别犀利，我笑得前仰后合, 索性不看书了。
汪飞推门进来，看到我和陈晶聊得这么热闹，楞了一下，转身离开，连礼貌的招呼也没有。我脸有点红，心里也有些不自在。外面天有点暗了，我们才意识到了吃饭的时间，陈晶自嘲：竟然和这样“愚昧”的同学聊了一下午。
那个学期，全班同学都热衷于打羽毛球。一般的羽毛球拍的网是塑料的，有一种网是肠衣的，打起来特别带劲儿。陈晶特制了一个羽毛球拍，又主动提出帮我特制一个。他进城去买了那种肠衣羽毛球线，告诉我球拍正在制作中。
临近放寒假，自习前，在教室明亮的灯光下，同学们谈笑着，快回家过年了，大家心情愉快。陈晶穿着军大衣进教室，掏出那把特制的羽毛球拍。羽毛球拍网线经纬均匀，线也结得很漂亮。我用手试了一试力度，感觉真不错，真没想到这家伙的手这样灵巧。我喜滋滋地谢谢陈晶。
大家都在笑陈晶，他也嘻嘻哈哈，当着大家的面，告诉我他离开的车次和时间，要我去火车站为他送行。旁边的同学笑得更起劲儿了。我们班的传统一般是男生送女生，从没有女生送男生的这种事情。我没想到陈晶突然要我为他送行，以为他又是开玩笑，成心让我难堪。我红着脸，找出各种不能去送他的借口。陈晶摆出一本正经，殷勤教育同学的口气：“某愚同学，你这么积极进步的好学生，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学啊？你好好想想吧。”
虽然红着脸，那一刻，我的反击非常机敏：“因为，你不是一个好同学啊！” 周围的同学哄堂大笑。我很得意，平时我总是被陈晶讽刺挖苦，这次我也终于大义凌然地回击一次。平时伶牙俐齿的陈晶被我的“大义凌然”的回答噎住了，有点难堪。我也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如此不通情理：十分钟前才喜滋滋地接收别人制作的球拍，十分钟后就“翻脸不认人了”。
那天，陈晶临离开教室的时候，又对着我吆喝威胁了一番：“某愚，你可要想好了。以后，你可别后悔，我可是过时不候！” 教室里又是一阵笑声。
那天晚上，我不能安心学习时，被一种难言的怅然笼罩着。这个寒假过后，再过一个学期，同学们就要各奔东西。明年此时，再没有教室明亮的灯光，再没有同学间的欢笑。
也许陈晶真是想让我去送送他？我早已不介意他的嘲讽，反而觉得陈晶真实、不虚伪。明年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彼此在什么地方，这种送行大概是永远不会再有了。我感到一种黯然的惆怅，有些想去送送陈晶。可在教室，我已经拒绝了他，怎么好再改口呢？而且有人会怎么看呢？那一晚，我纠结着，思量着。
我纠结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为了和解，我特意找陈晶借了一盘《张小梅歌曲集》，那时我很喜欢那种有些嘶哑狂野的摇滚歌曲。陈晶没有再提送行的事。我没有给陈晶送行。但两天后，却莫名其妙地给好朋友艾静的老乡的同学去送行，那是一个东北女生，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她行李确实太多了，开始我还在想她们班的男生为什么不帮她呢？后来看到女生一路强悍的表现，我大概知道原因了。
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我累坏了。在路上，想着自己的可笑愚笨，不禁嘲笑自己：如果为陈晶送行，我肯定不用拎这么重的包，还能留下同学一场送别的纪念；而今天提那么重的行李，这位女生以后一定不会记得。陈晶是对的，我可真够“愚昧”！同时，我又嘲笑自己的“小心眼“和患得患失，既然帮助了别人，却又斤斤计较。
寒假开始了，我在学校多呆了几天。似乎很自然，汪飞和我又开始交往，在校园里，我们一起打雪仗，在宿舍煮方便面，关系又变得很熟络了。但我们在一起时，旁边总有一个他的好友刘新。只有一次，汪飞约我一起看录像，特意嘱咐我给他占个位置。那天我是先到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莫名其妙，突然决定不给汪飞占位置 —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为什么要给你占位置？我偏不！那天，汪飞来了，看到我没给他占位，不解疑惑地看我，有点苦笑。回想汪飞当时的苦笑，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确实莫名其妙。
最后，是汪飞和刘新一起去火车站为我送行。三人在站台上，火车似乎总不来。当火车终于开动后，我一直躲在大衣后面，想着过去这几天发生的事，在校园里打雪仗，在宿舍煮方便面，我的脸发热发烧，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回到家里，那时妹妹也考上大学，家里有两个大学生了，在全家属院都很风光，父母非常高兴。父亲告诉我，学校向父亲的单位发了“家庭调查表”，应该是审查入党的步骤。父母对入党的事从未过问，但知道我在学校表现良好，这令他们挺高兴。
整个寒假，我一直在考虑着入党的事。当初写申请书时，我并没有真正想清楚，只是表明自己希望进步。现在真的要进入组织了，我却犹豫了。我问自己：“我真的有这个信仰吗？其他同学入党，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仰，还是因为有个人的追求目标。这当然也无可厚非，这是他们想要的。我呢？在这个组织里，我会是什么角色？就像那次献血，我也并不介意奉献，但我经常有点小自私，患得患失，思想觉悟并没有高到总愿意“自我牺牲”。我没与父母谈起我的犹豫，因为我自己也没想清楚。
寒假每天，我都去父亲的实验室准备研究生的考试。为留着北京，在冰冷杂乱的实验室里，我孤单烦闷，不得不继续攻读自己不喜爱的专业。每天，孤单和烦闷蚕蚀着我，在归来的火车上，遮掩在大衣后面，那曾经燃烧发热的心，一天天地冷却。张小梅狂野嘶哑的歌声陪伴我渡过迷茫的寒假时光。
2024.5 初稿
2025.2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