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瑜
1978年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老态龙钟的诗人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的春天》：“‘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那个时期的中国，不仅是科学的春天，更是文艺的春天。文革前的老电影被恢复上映，文艺作品被恢复重版；还有许多引起广泛争议的新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都是人们当时谈论的话题。我读《伤痕》，感觉心里沉甸甸的。邻居赵阿姨教政治，很有政治敏感，她认为这部作品是为彭德怀翻案的先声。
那年，我家在家属院里最早有了电视机，是一台父亲买来元件，自己组装的14寸黑白电视。电视画面经常歪歪扭扭，有时需要被拍打几下，画面才稳定。即便如此，有半年时间，我家成了家属院里电影院。每天傍晚，都有小朋友搬着小板凳在我家小院外等候着，等我家吃完晚饭，开门放人进来。一瞬间，我家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有些小观众得由我父母抱着。
父亲一直骄傲地宣称：因为家里很早有电视，我跟着学了陈琳吴青的电视英语，才有了我后来的出国。我则认为：在求知欲最强的年龄，因为电视，我和妹妹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到经典作品，得到艺术的熏陶。
当电视台播出经典电影时，母亲会邀请她的同学好友来家里一起观看。我记忆中看过的经典电影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家》、《桃花扇》、《乡村女教师》、《牛虻》、越剧《红楼梦》等。看《家》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时，我哭得泪流满面；看完《红楼梦》，一个叔叔给我们讲黛玉和宝钗有什么不同，最后宝玉为什么出家；因为思想格调“不健康”，电影《红与黑》是不允许孩子看的……
我特别记得一个冬日的星期天下午，电视里播出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家里来了好几位母亲的师大同学。看完电影，阿姨们脸上放着光，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岁月。她们深情地回忆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情景，就是受这部电影的影响，她们选择教师为职业，向往到祖国的边陲，成为瓦尔瓦拉那样的园丁。
母亲的专业是教育学，但很喜爱文学，尤其喜爱俄罗斯文学，她经常谈起年轻时读的书看的电影。《复活》中的玛斯洛娃，《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娜塔莎，《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对这些拗口的外国名字，我耳熟能详。我从小就很喜欢听大人们的高谈阔论：她们谈论《流浪者》中拉兹原谅了父亲，但《复活》中玛斯洛娃并没有直接原谅聂赫留朵夫；谈论为什么卡列宁那么讨厌，安娜卡列尼娜穿着天鹅绒的紫色礼服是多么美…… 那是七十年代末，当母亲的同学们津津有味地谈论遥远的俄罗斯贵族时，此时我家里的屋角摆着冬天的咸菜缸，窗台上晾着的土豆大白菜，屋中间摆着烤火的炉子……
那时，电视台常播出话剧。经典话剧有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我甚至记得几句经典台词，《茶馆》中的“我爱这个国啊，可是谁爱我啊？！” 《北京人》中愫方说：“除非天塌了”；后来曾文清归来，“天真的塌了！”新编话剧有苏叔阳编剧的《丹心谱》，辽宁人艺李默然出演的《报春花》，另外上海一个业余作者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也非常轰动。电视台播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前，播出一段对曹禺的访谈，访谈间曹禺信手在书架间翻出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母亲看到此时，啧啧称羡。
家庭环境如此，我自然受到影响。上小学时，我就经常去父亲单位的图书馆借书。上中学后，我不能随便看小说，只有偷偷读书。一次，我借到一本书页泛黄的《牛虻》，在自己的小屋里，偷偷读着，心惊胆颤地怕被抓获，因为我的小屋是没锁的。因为术是繁体字，好多字要靠猜。当母亲喊我去切菜时，我还沉浸在小说之中，粗心大意之下，切破了手指。母亲即心疼，又训斥我做事不专心。包扎好伤口，我理所当然地被解除了劳动。回到自己的小屋，虽然手指一跳一跳地疼，但可以不被打扰地读《牛虻》，我甚至有点沾沾自喜。
上中学后，我开始读报纸杂志。家里有父亲读的《参考消息》，母亲读的《光明日报》，我和妹妹读的《少年文艺》和《中国青年报》。在《少年文艺》，我读到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印象很深，那时她还是儿童作家。后来我很喜欢她的《雨，沙沙沙》和《本次列车终点》。
那时，我还常常偷读母亲借来的《当代》《十月》《收获》杂志。一次过年前，母亲布置我擦窗户。我一边擦，一边读从母亲床头偷来的杂志，一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迅速把杂志藏好，装出认真劳动的样子。那天我偷读的是个中篇小说，讲一个女革命者去乡村发动群众，与一位青年相爱，后来因战争失散。多年后，俩人在文革中不期相遇，女主人公成为阶下囚，而男主人公则是她的审判者。那天，母亲出出进进地置办年货，我只好断断续续地读，最终也没读到小说的结局。
因为偷读，我练就了“速读”的本领：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一部中篇，甚至一部长篇小说。我读个开头，读个结尾，再翻翻中间，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故事情节。一次，我一目十行地读完《青年报》上刊登的一篇长文，母亲不相信我能那么快读完。当我说出文章的大概要点时，母亲也很惊奇，只说我不求甚解。
上初中的我也开始读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常有争鸣和与某某同志商榷之类的文章。根据这些争鸣和商榷，我按图索骥，有意识地去读当时有争议的作品。记得由一篇对北岛朦胧诗的商榷，我第一次读朦胧诗《迷途》：“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上一颗迷途的蒲公英……”我感觉到迷茫。
我的同学蕾和艺，她们的家长都在中文系教当代文学，我常常与她们大言不惭地讨论当时的文艺作品。我真羡慕她们的家里摆满各种杂志书籍，家长也不太限制她们，感觉就像老鼠进了谷仓。在蕾家，我读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 当读到平时冷漠的刘毛妹牺牲时“正了正军帽”，我感觉心沉甸甸的，为刘毛妹最终没有得到爱情感到惋惜。
当时有所谓伤痕文学，大墙文学，还有一批回归文坛的右派作家：丛维曦、邓友梅、李国文、王蒙等人，我很喜欢邓友梅的京味小说《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王蒙在这批“重放的鲜花”中最有名，我总觉得王蒙有点过于“聪明”，尤其当他穿起西装，玩意识流之后，他的作品缺少打动人心的真挚。我以为对于文学，只有真挚的情感才是感人的，而且这种情感是装不出来的。我也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喜欢陈建功的京味幽默，而反感张抗抗的一本正经的“团支书”腔调。读张抗抗及刘心武后来的作品，总会败坏我对文学的兴致，一有机会我总要说些他们的“坏话”。后来，“一本正经”的张抗抗写出露骨低俗的地摊文学《情爱画廊》，令人诧异感叹。
在所有作家中，我最喜爱最崇拜的是女作家张洁。她的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让我感受到文字的优美、文学的诗意。据说王安忆就是因为读了张洁的小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张洁的文字也开启我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我开始了朦胧的文学少年之梦。
我曾吞吞吐吐地探寻是否可以学文科，学文科的母亲被文革吓坏了，斩钉截铁地反对，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再三宣布：“下一代，绝对不能学文科！”。我的好友蕾也偏好文科，想学新闻。蕾的母亲是中文系教授，回答也斩钉截铁：“不行，你会被枪毙！” 后来我和蕾哀哀叹：如果我们不生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也许就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了。
当母亲发现我对文科文学的偏好时，她首先请我的第一位班主任劝阻，但余老师不善于说教；后来又希望我的第二位班主任魏老师对我施加影响和管教，但魏老师认为我母亲多虑，并例举出某位科学家“文学栓不住”的成长经历。
上高中前，我还不死心，小心翼翼地问母亲：“我可以学文科吗？”
母亲的回答简短且斩钉截铁，“不行，想都别想！”
对于母亲，我知道是不可以反抗的，只有默默地接受。
2024.2.10 初稿
2024.12.16 – 2025.1.4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