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瑜
中学的第一年给我留下那么清晰清新的回忆，然而我的中学初三是怎么渡过的？有些事，我记得很清楚，有些，我的印象却很模糊。
大概是初三的秋季，奶奶从老家来，父亲并没与母亲商量，带来了堂弟，母亲非常生气。奶奶个性很强，与母亲发生争执，后来父亲与母发生争吵，家中的气氛每天都很紧张。母亲出生于大士绅家庭，养成既自尊又要强的性格。经过解放后种种运动，即使经过文革的洗礼，即使母亲外表很朴素能吃苦，骨子里仍保留“没落家族”的倨傲，知识分子的清高，在家中有着不可动摇的主宰地位。父亲是典型的理工科人士，经常呆在实验室，爱好打桥牌，不太顾家。因为家务琐事，父母不时争吵闹矛盾。
这次的家中“危机”严重到父母开始闹离婚。母亲流着泪，很严肃地要我和妹妹保证，如果法院询问我们的意愿，一定要说：我们愿意跟着妈妈。我和妹妹流着泪答应了母亲，那时我14岁，妹妹12岁。我们每天忧心忡忡，心惊胆颤，不知道明天家中会发生什么？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幸亏在最终走上法院前，还有单位和亲友的调解。最终调解那一天，家里来了一屋子的人，有父母的领导和母亲的同学，有些叔叔阿姨是从城里赶来的，每个人都面色凝重。我在自己昏暗的小屋里，临摹着毛笔字，听着外面的声音：大人时而的劝解，母亲时而的哭诉，父亲时而的争辩…… 我心惊胆颤，等待命运的裁决：是父母的复合？还是家庭的分离？如果父母离婚，我不再有自己的小屋，我和妹妹会搬到哪里？想到这些，似乎那些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滴落在刚写好的墨迹上……
谢天谢地，调解成功，家中的“危机”终于过去。奶奶回老家，家里渐渐恢复了平静。但我仍然感觉很伤心，不敢面对父亲的目光。当初我和妹妹坚决站在妈妈一方，使父亲很受伤。“孩子都不和我说话了!” 那天在小屋里听爸爸这样说时，我泪如泉涌。这是我最最伤心的地方，我感觉对不起父亲，自己也很委屈。当面对母亲凄楚的泪水，我和妹妹怎么能不同情母亲，怎能不站在母亲一方呢？幸亏父亲心大，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当时和后来，我都曾想过：父母这样的婚姻算是幸福吗？但父母毕竟风风雨雨几十年走下来了，个中滋味，冷暖自知。上年纪以后，父母关系改善很多。晚年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自己的一生过得不错、挺满足。
为了逃避家里的不愉快，我和妹妹经常去小宁家或同学家。小宁的父亲熊叔叔和我父亲既是同事也是四川老乡，两家关系很好，经常串门。熊叔叔家有两个淘气的男孩，因此叔叔和阿姨特别宠爱我和妹妹，一见我们姐妹俩，立刻笑逐颜开。熊叔叔很欣赏我，不止一次对我父母讲：“小愚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做教授。” 说这话时，熊叔叔笑眯眯的，就像看到了我的未来。在叔叔阿姨慈爱的目光中，我感觉比在自己家舒畅多了。即使我胡说八道，也能得到叔叔阿姨笑眯眯的赞赏；而小宁一开口，叔叔阿姨常常皱眉头。阿姨后来常说，我就是他们的女儿。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叔叔阿姨对于我和妹妹的宠爱是多么地珍贵；我和妹妹其实是抢占了小宁兄弟该得到的爱。小宁后来说：“小时候，我恨小愚！” 但他也很大度地表示，其实他也挺高兴我常去他家。因为一见到我们姐妹，他父母心情就好了，对他们兄弟俩的态度也会好点。几年前，在给小宁父母的一张贺年卡上，我写到：“亲爱的叔叔阿姨，因为您们，我的童年有了更多的温暖和色彩。谢谢您们。”
那一年，对学校的记忆很模糊，也许是因为家中的“危机”使我有点惶惶然。在班里，同学之间开始有了竞争的意识。我的成绩仍处于前列，但此时的我不再像初一时那样热心地去帮助同学。女同学之间似乎开始攀比，拉帮结伙，看谁能“拔得头筹”的意思。对同学关系，我懵懵懂懂，置身事外，心不在焉。即使这样，我也经历了一点风波。
三天的学校运动会结束后，老师指示全班分小组评议运动会“表现好”和“表现不好”的同学。所谓表现好的同学都是运动健将，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为班级争光的同学；表现不好的同学是那些不参加运动会，不来学校的同学。
评选结束后，在黑板上，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表现不好的同学名单中。看见自己的名字竟与平时的捣蛋鬼列在一起，我即惊讶又迷惑，脸都红了。我一向遵守纪律，运动会期间，每天都按时来学校，积极为同学加油，我怎么就成了“表现不好的同学”？ 天啊，这是什么回事？我强装镇定，甚至故意面带微笑，但嘴角却在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还笑？！” 一个男生洋洋得意地冲着我喊。
我继续佯装镇定，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轻蔑地冷笑，“就是这些坏家伙在捣鬼！我才不在乎呢。”但我也在想，“平时，我并没有得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并没将这件事告诉家里，不久就把这件事忘了。直到我考上大学之后，才知道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上大学后，我与几个自认为关系不错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女同学通信。信中，我介绍了大学的生活，并很真诚地鼓励她们认真复习，来年再考。如果需要复习资料，我可以尽量帮助她们。我的真诚令其中一位女同学受到感动，她回信向我道歉：那次初中运动会，就是她和另外几个女同学评选我为“表现不好的同学”, 而指使她们这样做的是班长周萍。
知道事情真相，我有点意外。周萍个子高，人也漂亮，英姿飒爽。那次运动会，我一直在为她的跳高加油呢。她成熟懂事，班里很多同学都是她的朋友，平时我们并没有交集。当时的周萍，在整个年级都算是“风云人物”，她指使同学评选我为“表现不好的同学”，只是因为我的学习稍好一点而已。那时，我们只是初中生啊。
新转学来的林虹, 穿着时髦，很会打扮，很会讲故事，自然地就成为班里的中心人物，女同学都愿意围着她。林虹已略懂风情，会评价某某男生很潇洒。我和林虹也是朋友，常去她家看《大众电影》。那次运动会休息时，女同学聚在房檐下，林虹坐在中间，绘声绘色地讲小学时遇到的唐山大地震，砸死了一个同学。我拎着马扎走过去，因为来晚了，很自然地坐在靠边的位置。林虹看见，不容置疑地说：“小愚，你干嘛坐旁边？过来，你坐这儿。” 她拔开周围同学，让我坐到她的旁边，然后继续讲地震中死去的小学同学的故事。
那天，这一系列的小小举动却在我记忆中留下非常清晰的印记。我像是在不远处，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自己：林虹，很有“有气度地”叫我过去；旁边的女同学，“很识趣地”，一个女生甚至“有点讨好地”挪让出位置；而我，则是“顺从地服从”。
后来，一个老师对我当时“表现不够突出”很遗憾：“你当时什么都不差，为什么没有像人家林虹那样的气势呢？” 我不禁想起了运动会上那小小的一幕，只好笑笑。这就是人的本性，一条鱼怎么会爬树呢？对于我，在靠边的不突出的位置，更自然，更自在。
中学时的大部分同学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我始终记得一个叫姜云阁的女同学。云阁坐在我的后排，她有着笑眯眯的眼睛，虽然家里很穷，但衣着总是干干净净。平时我俩挺要好，课间经常一起说笑。一天，她很骄傲地向我显摆一把小刀，是由她的邻居在工厂车间磨制的。她拿着那把小刀晃来晃去，我推开一次，她笑嘻嘻地又来晃动显摆。我急了，夺过她的小刀，折成了两半。云阁楞了一下，趴在桌子上哭了。
我也楞了，有点懊悔自己的行为，但又给自己找理由：“是她先招惹我呀。就是一把小刀，她干嘛这么显摆？反正我陪钱就是了。” 下午我带来了陪小刀的一毛钱，但云阁根本不理我。那毕竟是她心爱的一把小刀，并不是普通一毛钱所能买来的。
从此，我俩再也没说过话。我装作不在意，但心里却始终有些失落、愧疚：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始终没有勇气向云阁道歉，但这件事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我自认为是性格温和的孩子，很懊恼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我真以为只要花一毛钱，就能换回云阁的原谅？
这一年，生活，不再永远阳光灿烂。我脱离了“儿童的天真”，不再毫无顾忌地去小张老师和小秦老师那里去读UFO和美术杂志。成长，一种无形的束缚走近了。
2024.2.10初稿
2024.12.23 – 2025.1.5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