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钟阿姨的描述，我盼望早日见到这位新老师。终于等到入学报到的日子，初一年级有八个班，报名地点就在操场旁的八颗白杨树下。秋高气爽，白杨树叶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我很早来到指定的大树下，终于见到余梓老师，可太让人失望了：初秋，他还穿着破旧的看不出颜色的短袖衬衫，黑色布鞋上有两个窟窿。不过这位老师对同学很和蔼。

那天，我也见识了城市平民的贫穷。学杂费大概是一两元，大家都规规矩矩地交一块或两块。但一个同学却捧着一大把1分2分的硬币和纸票。旁边的同学告诉老师：“他妈是卖冰棍儿的。” 大家都笑了。老师却一点没在意，随便将那捧皱皱巴巴的零钱塞在上衣的口袋里。但他的上衣太破旧了，口袋用别针别着，钱不断地漏出来，看着真让人担心。

开学不久,我们就发现：不像其他老师，余老师很少教训人, 对每个同学都很尊重。老师是教政治的，却不热衷让我们学政治。入学后不久，正值《毛选第五卷》出版，有的班级鼓励学生学毛选，还有小红花活动。我们班没一点动静，小班长有点着急，问老师怎么办？老师好像也有点为难：“你们的年龄太小了，还不能理解那些文章，再等等吧。” 幸亏不久那阵风就过了。

冬天快到了，教室里需要生炉子。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三四个小班干部和老师一起架炉子。我们不会做什么，基本是老师一个人在干。过了一会我们几个同学就忘了架炉子的事，坐在桌子上聊起天来。后来我首先发现老师已经不声不响地把炉子架好了，还用他看不出颜色的手绢擦炉盘。我们赶快过去，老师正把手绢塞回口袋，说:  “炉子下周可以用了。”  后来我发现劳动时老师总是这样：自己不声不响地干，而不是指挥学生。看着老师的样子，我们做学生的也不好意思偷懒。

余老师不装腔作势，很朴实。他总穿着破旧的衣服，冬天的棉袄绽出棉花，像棉衣上趴着“小白鼠”。但渐渐地我们不再注意老师衣服的破旧，都很尊敬我们的老师。语文老师对我们说：“别看你们余老师穿成那个样子，他可有水平了。” 听见其他老师对我们老师的夸奖，我们做学生感觉也很有面子。

余老师上课从不带课本，上衣口袋装着两只粉笔。讲课的时候, 双臂交叉，侃侃而谈。可惜我不喜欢政治, 只记得老师教的唯一一堂课，内容是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美苏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是第二世界，世界亚非拉和中国是第三世界。老师很和蔼, 我们从没见过他发脾气。可听另外班级的同学说：“你们老师可厉害了。” 有一次, 一个学生在课堂拿着把扇子，老师警告过他两次，他还是不停地扇。余老师走过去一把夺过扇子，扔到窗外，然后继续讲课如同什么都没发生。同学们都大吃一惊，那位平时喜欢跟老师作对的同学则很没有面子。

钟阿姨和余老师在同一教研室，从她与母亲的交谈中，我得知老师的一些经历：老师是烈士的后代，由姐姐抚养成人。由于出身好，学习国际关系，是准备培养成为外交人才的。但大学毕业前夕，老师读到彭德怀的《三十万言书》,认为彭的言论反映了实际情况。于是被认定是同情彭德怀，打成反动学生，发配西北，因此也断送了大好前程。

初一第二学期，一天下午，老师叫我到办公室谈话。我有点紧张，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会找我谈话？老师有些勉为其难，好像不知如何“教诲”我。 但我忘不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大人用平等的态度跟我谈话。但谈话的内容，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因为趁老师和其他老师说话的空隙，我快速地浏览摊在办公桌上的报纸，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报纸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个二战阵亡士兵的未婚妻在士兵墓碑前留言：“对于世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于我，你却是整个世界。”

后来我才知道 这次谈话出于母亲的托付。上中学后我明显喜爱文科，让母亲非常担心。经过文革，母亲吓坏了，坚决反对我学文科。母亲希望余老师用他本人的遭遇为例证，“震慑”住我对文科的喜爱。但那天老师根本没提他本人的遭遇，而且老师也不善于说教。讽刺的是，谈话间隙，我还偷偷地读了报纸。

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也发生在第二学期。父亲的单位包场电影《红楼梦》，我很想去看，但那是下午的自习时间。我没有胆量逃课，于是耍了点小聪明：向老师请假看电影。老师同意了。但我没想到的是：下午自习课时，老师推开门，向我指指表（教室里没钟，我也没有表），提示我看电影的时间到了。对于老师，这也许是一件小事。但对于我，因为这件事，我一直在心里充满对老师的感念之情。

那时每天早晨做完早操，学生还要围着操场跑两圈。一般老师们会聚在一起聊天儿，但余老师似乎总是独自一个人在看书或背卡片。一年后，我们升初二时，老师考上当地社科院的研究生，离开了中学。

此后十年，我没见过，甚至没有想起过这位老师。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天津探亲，母亲告诉我：余梓老师生病了，正在天津住院。我去医院看望老师。春节期间医院很冷清，病床上的老师很虚弱却很平静。老师依旧那么朴实，因为麻烦别人来看望，有些歉意。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老师，在病床前呆了不长时间就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踏着厚厚的积雪，我想起架炉子的老师，推开教室门指指表的老师…… 又想着如今躺在病床上老师，心情沉重。

后来我出国，一晃又是二十年。期间我曾问母亲，余梓老师怎么样了？母亲也不太清楚。2012年我回到上中学的城市，见到高中时的老师，又问起余梓老师的情况。一位老师说，余梓老师一直生病，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虽然很多年我都不曾想起，但老师在我心中一直有着特殊的位置。幸亏后来的班主任，也是教政治的魏桦老师说：余梓老师还活着，病已经完全康复了。十年前，魏老师因某种原因被不公平地对待，余梓老师不避讳专程去看望她，令魏老师非常感动。

我急切地请魏老师带我去看望余老师。在小区门口，我见到了余梓老师，距上次见面，过去22年。老师两鬓斑白，穿着比以前整齐很多，依旧是那么朴实的笑容。那年夏天，我刚去过四川农村老家，老师的样子就像田间的普通老农。年轻时也许我还有些虚荣，但此时我自豪有这样一位像普通农民的恩师。

老师的妻子两三年前中风，留下一些后遗症，走路不稳。谈话间，女主人有些唐突地在客厅走来走去。我问起老师的病是如何好的，老师说其实是药物过敏，后来放弃治疗，病却自然而然地好了。这话使女主人大怒：“没良心！为了你的病，我花了多少心血！”老师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老师很急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西方是如何看待中国？毕竟是知识分子，老师还在关心这些严肃的话题。面对两位政治老师，我有点不好意思，但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奥运会后国内似乎有点膨胀；在四川农村，看到那么迅猛的城镇化也令人有些担忧；还有未来二十年，国际格局大概将有很大变化，我们这代将“躬逢其盛”。面对老师，我好像能很自然坦率地谈及一些心里的想法。我感觉有些遗憾：如果能与老师经常这样交谈，那该有多好。上中学时老师曾与我谈话，那时我不懂事，偷看报纸。

我很想请老师出去吃顿饭，但看到老师家的情况，也不便提了。在回程的路上，夕阳西下，我的心情有些沉重。上中学时，就听同学传言老师家打架。我问：余梓老师这种生活状况多久了？魏老师说：文革中余梓老师因为反动学生的身份很落魄，经人介绍结婚，女方是离过婚的，夫妻关系一直是那样。魏老师还有一套妙论：“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他就是这个命！” 魏老师接着慨叹：“余梓老师这人很正直，对人也很诚肯，在需要的时候，是敢于说话的。但为什么他对自己那么不负责呢？而且，为什么他的生活技能那么差呢？”

大概两三年后，余梓老师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师母不久也离世，老师孤身一人返回山东故乡。

最近读《顾维钧回忆录》，很感概。顾有才华有天赋，努力勤奋，又恰逢好的机遇，成为我国近代卓越的外交家。顾不但有灿烂的职业生涯，还有令人羡慕的多彩人生。读此书时，令我想起余梓老师，唏嘘命运对老师的不公：青年时代遭遇政治上的不幸打击；人到中年，事业稍有起色时，又大病缠身。在个人生活方面：年少丧父，老年又遭遇丧子之痛。命运啊，为什么将这么多的苦难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在人生观最初形成时，我有幸遇到余梓老师。老师的言行影响了我，我希望像老师那样：正直，宽容，朴实，富于同情心。

202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