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瑜
这里记述了2016年秋母亲诊断生病，至2018年春天母亲去世的一段经历。担心，焦虑，希望，失望，无奈，恐惧，伤心，愧疚，无助，愤怒，压抑，悲伤…… 记述这段经历时，我依旧能感受着母亲的温暖和母亲的痛苦。从2018夏天动笔，数次搁笔，如今2020年夏天也过去了，窗外的绿叶开始泛黄。经过了两年，终于写完这段痛苦的回忆。
1) 2016年的寒假
2016年10月，母亲年度体检时查出有心脏房颤。那年夏天，我和妹妹都回国过暑假， 当时母亲身体还很不错。当秋天查出有房颤后，母亲上二楼都困难了。医生建议做手术，说否则很危险。父母很犹豫，手术费用很高（大概12万）且不说，母亲79岁，做这样的手术很危险。各种建议不一，这种时候，即使父亲也说要母亲自己拿主意。但母亲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很为母亲担心焦虑，母亲说我总是过于担心。这样，以后什么事都不敢告诉我了。电话中，父母一再说情况不严重，寒假的机票太贵，暂时不需要回去。但仍我非常担心，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订了寒假的机票。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万一母亲有事，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即使帮不上什么，在父母身边也是对他们的安慰。
那次非常幸运：因有大风雪，转机香港的航班被换成了直飞北京。当快上飞机时，航空公司因航班超售，让我搭乘另一航班转机日本，同一天抵达北京。航空公司给予的补偿几乎等于一张国际航班的来回机票。这使父母非常高兴，这等于寒假回来没花飞机票钱。
回去后，我向学医的同学朋友多方打听咨询。一位中学同学是军队里心脏科的专家，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是享受国务院津贴心内科专家。他们看了母亲的心电图和肺部透视，认为是老年人常见心血管的问题，都不建议做介入性检查和治疗。
回去的第三天，我和父母去市胸科医院。新扩建的医院不在市中心，父母前几天乘公共汽车来这个医院，要倒一次郊区车，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小时。那天早晨出门，父母还是要乘公共汽车，说上班时间出租车不好打。我不管，坚持等到了一辆出租车，乘车到医院只要四五十分钟。父母后来也承认打车舒服多了。每次在电话里我都叮嘱父母：“去医院时打车，千万别省这钱，打车的钱算我的。你们节俭了一辈子，别省钱。” 但父母总以各种借口推脱。其实父母退休工资都不低，而且教师的退休工资年年涨。但他们生活节俭惯了，平时出入通行都是用父亲的电动小三轮车，确实很方便。
那天，我真见识了国内大医院的壮观：大厅里、走廊里、电梯上，各个角落人头涌涌、熙熙攘攘； 药房里自动化设备眼花缭乱地吞吐各种药品。我叹为观止。
我们由母亲的一个学生陪同，才挂到一位呼吸科专家的号。那位专家是位女大夫，她仔细地看了母亲的透视片和心电图。她认为母亲不止是心脏的问题，肺部也有问题。她建议口服抗凝药物-达比加群，用于预防房颤患者的卒中和全身性栓塞，据说防治效果很好。
考虑到母亲的年龄，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的药物治疗 -口服达比加群。这是自费药，每个月大概要花费两千元。另外, 我还给母亲买了一个氧气瓶，平时吸吸氧气，据说对改善心肺功能都有益处。决定采用保守治疗后，父母和我都舒口了气。我去了南方几天。
其实最初医生是建议做手术。但许多大夫只为了挣钱恶劣行为，让患者不信任医生。提到手术，母亲也说“他们只想挣钱。”母亲生病后，我一直在想在检讨当初的决定。如果母亲做了手术，而不是保守治疗，结果会是什么？
12月17日是母亲79岁生日, 父母和另外两对老夫妇–母亲的北师大老同学一起庆祝生日。六位老同学老同事，兴致很高。从北京到宁夏到天津，他们有六十年的友情。席间，父亲得意洋洋：“到我们这年龄，还能有人每天跟你吵架，真不错！就怕连吵架的人都没有。” 另外两对老夫妻深有同感。
多年前母亲同学聚会，那时他们人到中年，自谦他们那代人的婚姻是高稳定而低质量。我父母的婚姻大概就是这样: 母亲严厉，说话犀利。父亲是四川人，口齿木纳，被母亲称为“原生态的农民”。我有时笑母亲和她的那些同学真不愧为“刘和珍君”同一学校出来的，个个“桀骜锋利”。那些阿姨的丈夫们都很优秀，教师、工程师、记者，却是常常遭到阿姨们的数落批判。一个叔叔是人大毕业的大记者，那年春节一进门，就被那个上海阿姨数落：“不会搭鸡窝！砌砖时，不错着。鸡窝搭到一半就倒了！”我父亲手很巧，搭的鸡窝即简洁又结实。但母亲眼中,父亲不识风月，连《红楼梦》都没读过。有时我也在怀疑父母这样的婚姻是否幸福？但他们毕竟几十年走下来了。上年纪以后，母亲的性格柔和了许多，还常常表扬父亲，父母关系改善很多。
母亲抱怨生日那天蛋糕没吃够。母亲一直爱吃奶油，也爱吃零食，所以身体一直偏胖。圣诞节，我“敲诈”父亲去好利来给母亲买一个圣诞大蛋糕。其实我很愿意花钱，但父亲买来的蛋糕让母亲特别开心。打开盒子时，笑逐颜开的母亲又在“控诉”父亲这么多年没给她买蛋糕。
父亲争辨: “买过,还是起士林的呢。”
母亲又厉害起来: “那不算！那是我让你买的。”
老两口斗嘴，渐渐地成为父母老年生活中的一种情趣。那天妈妈做了一桌子菜，还请了好友欣姐，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圣诞节后，我也很安心地飞回美国。
2) 2017年，愉快的夏天
2017年，母亲开始口服抗凝药，状态不错，上下楼不那么喘了。我们都庆幸当初选择了不做手术，而采取服药治疗。
那年夏天，我回国陪父母。每天早晨陪父母去家附近的小公园-绿水园散步。小公园是为了迎接全运会七月刚修建好的。公园设计得小巧玲珑，里面有小广场、湖泊、假山、凉亭、人行走道，每天早晨都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
这次晚上到家，就看见小区里每个楼门口都挂着“迎接全运会，喜迎十九大”的彩旗。 第二天早晨出门，发现每个楼道的小旗颜色还不一样，五颜六色的把小区点缀的甚是热闹。不但小区内，小公园周围到处也都是彩旗和标语，令人目不暇接。我忍不住发表评论：“这阵势，多少年都没见过，有点吓人。” 母亲说：“总爱胡说！”我声称：“咱可是爱国分子一枚，还被人攻击为五毛呢。”
在家里，我对父母甜言蜜语：称赞爸爸聪明，奉承妈妈有风度，把老爸爸老妈妈捧得美滋滋的。那些话还真不是无根据的吹捧。父亲确实很聪明，动手能力强，常有些小发明小创造，还申请过专利。平时打桥牌、打麻将总是赢家。父亲最得意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看自己的文章被引用。有一次，还搜索出父亲在单位退委会（退休委员会）组织的麻将比赛中拔得头筹的消息，让爸爸很得意。
母亲大户人家出身，但解放前就没落了。即使经过文革的洗礼，母亲那种清高的优越感一直存在。十年前照全家福，妹妹提出要“PK”。从照片看，我和妹妹都承认妈妈最有气质。我拍马屁：“唉，人家妈妈出身不同，气质就是不一样！”父亲对妈妈的气质也很骄傲，说比起其他老太太，妈妈就是有“派儿”，走到哪儿，人家都说是知识份子。
小时候，母亲很严厉，我很怕母亲。年纪大以后，母亲有时也检讨当年对学生太严厉，有时不近人情。我也适时发发牢骚：“我亲爱的妈妈啊，您的学生忍几年就毕业了。我们可是在您手下一辈子啊。”母亲轻轻拍我一下：“要不是我管着，能有你的今天！”长大后，母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很柔和，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已经习惯了那个严厉的母亲。这些年，妈妈发过脾气，但对我却没“严厉”过，因为我嘴甜加听话，虽然偶尔也“刺刺”妈妈。这年夏天，母亲对父亲感叹道：“幸亏我们还有个还比较听话的大女儿。”但爸爸不同意：“小女儿也好，可以刹刹某人的气焰。”我听后爆笑：我们家就这样。
夏天，我还带父母看了一次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演出和一次全运会的男排比赛。父亲是南方人，却特别爱看京剧，最崇拜于魁智。几年前，父亲拉着我看了三遍《空城计》录像（两遍于魁智版本，一遍马连良版本），非让我同意于魁智比马连良好。
母亲热爱文学，能背莱蒙托夫的诗。以前我常与母亲谈谈文学书籍，但这两年母亲渐渐不爱读书，非常爱看电视剧。这年夏天，父母每天看电视剧《当年花开月正园》，我陪着看了一集,实在看不下去。有时半夜醒来，母亲还在看电视剧，我常要催促她早点睡觉。
为了庆贺妈妈80岁的生日，我带回去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小IPad。母亲每天很努力地学习用电脑打字和文件管理，还是经常出错。母亲的思维认知能力都在退化，可这也是没办法的。
父母很爱旅游。我曾陪父母游览过美国的东西海岸，还曾去过洛基山、大峡谷和黄石公园。2015年夏天，我以旅游为诱饵，引诱父母来美国。但父母已不复以前那么有精力和体力。那年夏天，我们只在附近转了转。我感觉很对不起父母，一心想陪父母再出去旅游一次。母亲浪漫情怀依旧，当我提出去旅游时，母亲说：“好，我们去看大草原！一望无际的绿色，多美啊！”
去草原太不现实，我感觉邮轮比较适合老年人。八月底，我和父母乘邮轮去日本，在船上尽兴吃喝，白天看大海的景色，晚上看各种表演。父母很尽兴，回来后向邻居夸日本多干净。其实我们的行程中只有两个半天在日本登陆。邮轮通过朝鲜半岛时，看着黑黢黢的海岸线，我开玩笑：“朝鲜千万别试射导弹，炸着我们的邮轮啊。” 第二天，我们登陆日本时，正碰上朝鲜试射穿过日本领空的导弹。
乘坐邮轮回来，我和母亲都有些感冒。一天夜里，母亲肠胃不适，吐了一夜。父母怕我担心，夜里不敢叫醒我。第二天早晨，我搀着母亲去小区的门诊。只经过一夜，母亲憔悴了，胳膊都出现了皱纹。医生开了几种药，看说明书，有种药专治肠胃“嘈杂”。这种说法，头一次听说。那两天，妈妈只能喝稀粥。
九月初，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两天后回到家时，看母亲好多了。我特别高兴，忍不住要亲亲“我的小妈妈”。妈妈围着围裙正在做饭，推脱说脸上尽是油烟。我拿出湿纸巾，装模作样地在妈妈脸上擦了擦，然后亲了妈妈好几口；顺便也亲爸爸一下，让老爸爸也乐呵呵的。妈妈在一边感叹道：“我们有这么好的女儿，真要多活几年。”
我答：“那是当然。求求你们一定要多活几年。要不我回来了，谁给我做饭？”
我不是帮父母做家务的好帮手，但父母说和我相处很愉快。母亲生病及去世后，母亲的那番话给予我很大的安慰。
两天后，妈妈似乎身体复原。我也飞了回美国。
3) 妈妈病了
2107年10月，我从国内回来不久，时差刚调整回来。与父母通电话，得知母亲肠胃仍不好，心脏也感觉不舒服。正值十一长假，小区门诊不开门，不能输液，母亲上台阶都困难。我能感觉到母亲此时身边无子女照顾的无助。与妹妹通电话时，我难过得哽咽流泪。但开学不久，没办法请假。妹妹说，如母亲住院手术，她可以回去。
终于等到十一长假后医院开门，医生建议做消除房颤的手术。医生开了住院证，但办理住院手续时才发现，因母亲一直在社区诊所输液，医保规定需要过两星期才能住医院。父母也在等最近一次单位体检的结果。
然而母亲的病情却急转直下。十月底，周六晚上，接到父亲的微信语音留言：“你妈妈病了，不能说话，正在送医院。”以前母亲总说我胆子太小，遇事爱慌。听见留言，我的心怦怦乱跳，哆嗦着与父亲联系。我赶快通知妹妹，妹妹说昨晚才和妈妈视频聊天，母亲兴致很好。我又联系到一位远房亲戚，请他去医院帮助父亲，随时与我联系。与妹妹商量了一下，她先回去。我请假不方便，只有等到圣诞节假期再回去。
终于联系到父亲，说母亲是脑梗，在抢救中。这一夜，我昏昏沉沉，无法入睡。只有一遍遍的查看父亲发来什么新消息。也试着联系父亲，大部分时间接不通。接通过一次，母亲已经住院，正在输液。清晨四点，父亲转来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书。父亲说：能请到假，就回来吧。清晨，向学校请假，找到代课老师，用二十分钟打好行装，奔向机场。妹妹从外州来。在妹妹所乘航班结束检票十分钟前，我赶到机场服务柜台，买到与妹妹同一航班的机票。幸亏不是旺季，机票很便宜。在登记口，见到妹妹。
这是我们姐妹俩第一次一起坐飞机，这时候我太需要妹妹了。一旦发生事情我总爱朝最糟的结果去想。妹妹比我乐观，更有信心。她说以前北京的大姨也曾中风，后来也恢复得挺好。我们说起母亲的一些趣事，特别是妈妈的严厉。我悄悄地说：“天啊，妈妈现在可躺在病床上呢。” 妹妹说：“是啊，刚才说那些话时，我心里也这么想呢。不过我们这么议论妈妈，说明我们对妈妈有信心。没问题，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把脑袋往妹妹肩上靠了靠。她这种信心，起码能给我压压惊，也许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其实提起母亲，我脑海中也马上闪出妈妈严厉的样子，但我赶紧“关闭阀门”，不让这种念头冒出来。妹妹说我“狡猾”。
离开飞机时，我还是慌里慌张，把BOSE降噪耳机落在飞机上了。到达天津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放下行李，与父亲乘同一辆车赶往医院。父亲说，没想到你们姐俩回来的这么快。母亲前一天还挺好的，但星期天清晨六点突然就说不出话，也不能动了。父亲打120，救护车将母亲送到天津总医院，抢救还算及时。
十月末的天并不冷，一路上我却在瑟瑟发抖。总医院位于市中心，此时住院楼空旷的大厅冷冷清清。上台阶时，妹妹搀着父亲，她一向比我细心。我却没想到，父亲也老了，也需要照顾。经过二楼急诊室，看见楼道里密密麻麻地摆着行军床。在有的楼层，窗户的栏杆上晾着衣服。
母亲的病房在八楼神经内科, 病床边围着护工小王和欣姐夫妇。二十年前，父母帮助欣姐的孩子辅导功课，随后两家成为朋友。我和妹妹扑到母亲身边，亲吻着母亲的额头，轻轻地对母亲说：“妈妈，我们都回来了，来陪您来了。您不要着急，一切都会好的。” 母亲吃力地稍微点了点头。欣姐告诉我们：刚刚才经过一番抢救，很紧急。呼吸困难，吸了痰，才好了一点。欣姐把我叫到病房外，说：“情况非常不好，要有心理准备。”
晚上十点，欣姐夫妇离开。让爸爸和妹妹也回去休息，我留下来陪母亲。病房里有四张病床，旁边的病人提前出院，空出了病床，夜里可以躺一躺。另外父亲租了一个行军床，也可以睡。昨夜母亲的情况非常危急，护工小王几乎一夜没睡。看小王很疲乏的样子，我催促她先睡，我来看护母亲。因为倒时差，还不困。
病房渐渐地安静下来，母亲带着氧气罩昏睡，病床边是各种监视器。监视心跳的波动图，时高时低。坐在母亲身边，我的心也随之揪着。显示屏一个指标是血氧饱和度，低于90，会发出警报声，说明呼吸不顺畅，需要吸痰。那一夜，不知道病床前有个呼叫按钮，输完液或需要吸痰时，我会跑到护士站找人。有一次，冷不防把一个迎面走过的护士吓一跳。
这一夜母亲的心跳在130左右，太快了。有两次我实在太紧张害怕，就把护工推醒。她睡眼惺忪地起来，看了看，说：“没事，没事。你不要那么紧张嘛。”人就是这么奇怪，听护工的“没事，没事”，我镇静许多。
大部分时间我握着母亲的手，心惊胆颤地盯着显示器。有时也会站起身来，看着窗外远处的高楼，渐渐熄灭的万家灯火。此刻母亲在和生命做着搏斗，远处那一盏盏的灯火后面又有怎样的故事？
清晨四点钟以后，母亲的呼吸渐渐平稳，心跳也降到100。我在行军床上睡了一会。
4）在煎熬中度日
清晨六点，曙光照进病房，新的一天开始了。各个病床拉开紧闭的帘子，先是陪护人员出来梳洗吃饭，接着是病人梳洗吃早点。
首先来了三拨护士：第一拨做口腔身体清理，第二拨来换床单，第三拨护士来检查病人肌肤是否有褥疮。小护士们动作非常麻利，很专业，态度也不错。十点，医生来查房。一个中年女大夫带着七八个夹着病历的年轻医生和医学院学生，都是女性，个个带着眼镜。女大夫听完小大夫的汇报，警告说：情况仍很危险。
分管母亲的小大夫把我们叫到走廊，重申母亲的病情非常严重，建议送母亲进重症监护室ICU（Intensive Care Unit），因为那里的抢救设备毕竟齐全。她还强调，住ICU还要要看有无床位，不是任何时候都进得去的。
两年前，好友岚的父亲病危，切喉管抢救，在ICU拖了半年后故去，过程非常痛苦。岚的母亲表示：如果她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千万不切喉管抢救。去年夏天，我有意与父母谈起这个话题，探询他们的想法。父亲表示坚决不切喉管抢救，母亲也持相同的态度。父母的老同学老同事都普遍抵触进ICU。父亲坚决主张母亲不住ICU，不切喉管抢救。我和妹妹都同意。如果住ICU，家属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父亲在每张需要亲属签字的文件上都注明：不切喉管抢救！
这位小大夫又推荐一种自费药，每天输液花费要近千元，说在一周内对脑梗恢复有所帮助。父母平时非常节俭，但这时花钱如流水，钱根本不是钱了。每天去楼下药房买这种药时，看见其他病人家属也捧着同样药液，我感到同病相怜。同时也有点怀疑这种药真的那么有效吗？
中午，母亲的情况稍微稳定。我回到家里，倒在床上昏沉沉地睡去。晚上，妹妹去医院陪护母亲。家里每次电话响起，铃声使我心惊胆战，生怕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次日，表妹小晨从蓟县老家来。我们来到病房，发现母亲的状态比昨天好多了，可以睁开眼睛了。虽然妈妈不能说话，但妹妹能大概猜出母亲的意思。母亲的病床旁第一次出现了笑语。趁着母亲精神状态好，妹妹拿出手机，拍了全家合影。
但母亲时好时坏，全家在煎熬中度日。那天下午，刚回到家，准备晚上再去医院陪母亲。表妹来电话，说母亲情况不好：体温升高，心跳130。我急匆匆赶到病房，护士正在给母亲打退烧针。我和护工不断用热毛巾擦拭母亲的额头和身体，母亲的体温度渐渐正常。我打电话通知父亲和妹妹先不用过来。这一夜，母亲还是心跳快，需要不断吸痰，擦拭身体降温。有个小护士经常过来，说：“给奶奶吸吸痰吧。”她的态度像对待自己的家人，感觉很亲切。
母亲开始可以通过鼻饲喝水进食。鼻管使母亲很不舒服，经常要去拔，所以手被绑在一个特制的手套里。但总带着手套也不舒服，我坐在床边时，就手握住母亲的手。有两次，没注意，鼻饲的管子被母亲拔掉了。重插鼻饲管很痛苦。我和护工紧紧攥着母亲挣扎的手，轻声说：“妈，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好了。”看着母亲痛苦的表情，我不得不把头背过去，护士有时会说：“请家属出去。”
第三天傍晚，又情况危急，医生通知我们赶快过去。我和妹妹父亲奔向医院，一路上谁也没话，都以为到了最后的时刻。走进病房时，医生刚打完减缓心跳的针剂，母亲的心跳平缓了一些。从此后我和妹妹总有一人轮流守候着母亲。
我感觉必须与父亲谈谈母亲身后之事。以前父母也谈过此事：父亲希望能回到四川老家安葬；母亲则坚决要在天津与姥姥和舅舅葬在一起。这次母亲老家的亲戚一再严肃地重申母亲的愿望。我小心翼翼地向父亲谈起此事，提出回四川老家太远了，以后扫墓不方便。父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身后之事看得不重。“人都去了，葬到哪儿都一样。”
我赶快拍拍爸爸的肩，赞扬父亲：“爸，您真棒！唯物主义。还是您风格高！”
但父亲又强调：“按中国的传统，是应该回四川老家的。”
害怕父亲变卦，我赶紧施加压力：“爸，您答应的事可不能反悔！”
“好吧，好吧。葬到哪儿都一样。” 父亲确实很唯物主义。
我长舒一口气，算是解决了一件大事。如果父亲坚持回四川，我们姐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时，我们还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欣姐陪着我，去丧葬公司选了寿衣和骨灰盒，了解丧葬后事的过程。如果最坏情况发生，不至于太慌乱。那天忙完这些事，赶到医院时，竟看见母亲的状态很不错。父亲说：还是妹妹会照顾人。我有点不服气：妈妈的好坏也不由着我呀？我陪护的两个夜晚，母亲的情况确实都不好；而妹妹陪护时，就没有那么多紧急情况。从这天起，我值白班；妹妹值夜班。
母亲的血压逐渐平稳，心跳和血氧也在正常范围。刺眼的红色病危标志被撤走了，看护时不至于像前几天那样揪心地盯着。虽然未来康复的路还很漫长，母亲算是闯过这一关。父亲来到病床前握握妈妈的手：“再好一点我们就回家，回家后继续吵架，还没有吵够呢。”父亲有时还挺会说话的。 妈妈皱着眉，好像要叱责父亲的样子，大家都笑了。母亲毕竟母亲，即使病成那样，还是很厉害的。
5）都市里的“村庄”
在天津无论是医院还是养老院，护工的大部分都来自河南安阳农村，也有少部分来自安徽。在医院，病人，病人家属，护工组成一个的小社会, 一个都市里的“村庄”。
母亲的护工小王就来自河南安阳，31岁。护工费每天两百元，伙食自理，负责给母亲喂饭、吃药、洗漱、翻身。小王的丈夫也在医院里做护工。三十年前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差别很大，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现在农村和城市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小王浓眉大眼，她的丈夫脸庞俊秀，两人都很漂亮得体。这几天，小王的丈夫回河南安阳老家秋收去了。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听小王讲她农村老家的事。母亲清醒时也听得津津有味。小王结婚前在深圳打工，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在县城打工，并买了房子。前年，为了多挣钱，夫妻俩来到天津做护工。
我渐渐摸索出在医院吃饭的门道。开始，我们去楼下买盒饭，但吃饭时电梯非常拥挤，需要排队。吃晚饭时，我们开始叫外卖：小米粥和包子，一共才花了二十五块，店家还直接送到病房。后来点一些炒菜。小王很喜欢孜然羊肉，吃完后感叹一句：“现在我可知道什么是好吃的了。” 我和护工关系不错，我尽量对小王好点。护工不包伙食，但我吃什么总给小王也买一份，或给她钱，让她自己去买。我只希望这样她能对母亲好点。
陪护几天，与这里的病友和家属也相互认识了。母亲对面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山东大嫂，她的病症是眩晕。陪护的是她的丈夫，一个公安干部。公安干部在病房里也穿西装着领带。他每天早晨都要打开手机，听十九大的宣传报告。母亲斜对面是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太太，整日昏睡。她的两个女儿轮流送早饭晚饭，并为老母亲洗漱。大女儿曾在东北下乡八年，是个大嗓门。她对当今的社会很不满意，大家听着并不搭腔。这家人特别讲究吃，也特别能吃。包括整日昏睡的老太太，饭量也很大。
她家也雇了一位来自河南安阳的护工。那位护工大姐四十出头，体态丰满，腰间的肉快要滋出来。她对老太太很没礼貌，也很不负责任，经常就不知道人跑哪儿去了。这个大姐特别喜欢男性，常有男护工过来与她搭讪。她拉着山东大嫂的丈夫那位干部的胳膊，让人家给她量血压。我的堂弟喝茶时，她也搭讪着过来要茶叶。病房里大家都不搭理她。晚上八点以后是这位护工大姐的快乐时光，病人家属回去了。这位风流大姐坐在楼道门口的桌子上，头发披散开来，和几位男护工操着乡音，大声说笑，像是在农村老家的打谷场。
母亲右边是一位来自廊坊的农村老太太，七十出头。她平时身体很棒，几天前还下地干活。突然一天夜里起来，双腿就没了知觉。老太太由女儿儿子陪着，每天揉腿，做检查，就是查不出原因。老太太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医院看望，病房充斥着欢声笑语。虽然腿不能动，老太太并没有愁眉苦脸。她只是抱怨病房里不能抽烟。她在病房区偷偷吸烟，被护士发现，现在只好每天下午由女儿推到外面抽烟。
医院的生活也让我见识了中国强大的物流能力，从吃饭到日用商品。前年回国时注册开通了几家购物网站：京东、淘宝、孔夫子、携程、天猫、美团外卖，并逐一体验了一遍，这都用到了。护士建议给母亲买一个自动充气的医用床垫，防止褥疮。我去京东查了一下，一个评价最好的医用床垫价格只有医院旁边实体店的一半。难敌京东的便宜诱惑，在网上订购了一个。本来说三天内到达的，可五六天还没有踪影。与店家短信联系，让我大开眼界。对方回答之迅速，以为对面是个机器人。我好奇打电话过去，发现是真人。店家一边道歉，一边强调是快递公司的责任。过了两天，床垫终于到了。
两周的假到了，星期五飞回美国。星期四，一天整在医院。傍晚，我坐在回家的车上，望着窗外，满眼都是彩旗标语，突然有种置身于电影画面里的感觉。那晚妹妹本来计划不去医院，但护工来电话，说母亲害怕，希望夜里有妹妹陪着。
表妹从台北飞来，携程接机的司机很负责，一直等到看有人来接才离开。几年前，去台湾，那种血缘上的亲近很奇妙，第一次见到表妹表弟，立刻是家人的感觉。舅舅以前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们家的小姑都很厉害。”在灯下，我和表妹谈着母亲的病情。表妹确实有些像母亲，这种亲情给我很大的安慰。谈母亲的病，谈当前的两岸形势，说到音乐及文学，我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实在太累，表妹去洗漱，等她进来时我已沉沉睡去。
第二天清晨，我没有叫醒表妹。只有父亲陪着，奔向车站。医疗保险规定只能住十四天就需要转其他医院。找医院，转医院，后面妹妹会更辛苦。我只有祈求上苍，给母亲给我们的家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