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3）-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晓瑜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于上海时，没有官方的仪式，成千上万的上海普通民众自发地为鲁迅送殡。在鲁迅的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字。在当时青年心目中，鲁迅是精神的导师，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当时青年对鲁迅的回忆，敬仰之情是真挚朴素的。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推向了神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可正是上面这些最、最、最、最、最，吓跑了多少可怜的读者啊？在中国，稍受点教育，有谁没读过鲁迅？可有多少人真在读鲁迅呢？当鲁迅的文章成为死记硬背应对考试的教条呆板的深刻含义之时，对权威树立的圣神鲁迅，有多少人在心中有种本能的隔膜，甚至抗拒！这是鲁迅的不幸，也是读者的不幸。

鲁迅1934年写了一篇很短的杂文《骂杀与捧杀》（花边文学）， 文中例出两位不幸的“被捧杀者”。一位是明末作家袁中郎，鲁迅写到：“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 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 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我禁不住瞎联想：鲁迅先生是不是也有些当年袁中郎的遭遇呢？我斗胆寻着上面鲁迅的笔迹，将袁中郎改成鲁迅, 将“性灵”改成“革命伟大”，《骂杀与捧杀》成了这样：“在文学史上，鲁迅是自有他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人捧了出来，颂扬，印刷，…… 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鲁迅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革命伟大’呀！” 对于鲁迅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鲁迅’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骂杀与捧杀》中另一位被提及的“被捧杀者”是泰戈尔，来中国时一帮诗人诸公故弄玄虚。“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鲁迅写道：“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鲁迅大概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也会遭到如此尴尬的待遇 ：被制成了一个神仙。人们对置于伟大神坛的鲁迅先生只有敬而远之了，青年们对于他只有隔膜，那些神圣的光环早把读者吓跑了。

下面是文革时的小画书《鲁迅在广州》，作为小画书，绘画的水平很不错。但描绘鲁迅演讲时大义凛然的形象，俨然像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革命伟大”得难以令人信服。鲁迅在1930年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写过：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 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

如今“革命伟大”不时髦了，于是鲁迅又被画成另一副模样。有陈丹青的《鲁迅先生，你长得真好看》。陈描绘的大先生“长得真好看”，先生的脸 “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祥，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这“长得真好看，风流与俏皮”的鲁迅总有点招人好笑，甚至有点腻味肉麻。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最后写到：“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我想：如果鲁迅老先生知道自己的命运，大概也会连连叹气。

鲁迅在1934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戏谑被崇敬的孔夫子：“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

读这段诗，常令我忍俊不禁：鲁迅先生，您真该瞧瞧您的如今的模样，如《鲁迅先生在战斗》之类。图画中的您总是消瘦的，穿着长衫，手执毛笔，不苟言笑，“横眉冷对”。这不就是当年被您戏谑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吗？

2018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