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瑜
“平暴”之后, 单位开始整顿。开大会, 集中学习邓小平“平暴”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每个人必须参加。我心里抵触, 偷跑回宿舍准备托福，心想缺我一个不会被发现。但这次大会有些非同寻常，三位没去开会的人被查出，名字被列在单位大门口的黑板上。看自己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单上有些难堪, 有同事对着我扮鬼脸。
几天后，我们三个“落后分子”被单位的副领导监管着, 在单位的小食堂读邓小平的平暴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三个都是年轻人，还有一个党员。大家捧着报纸，每人念一段。
轮到我读时，我趁大家不注意跳过去几段。但其中有一位的胆子太大了，他一本正经地朗读着：“邓小平同志说：‘从这次风波看出，工人农民是可以信赖的。但是，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一定要严肃防范！’”大家本来都是无精打采，此时都疑惑地都望着他。这位一本正经不慌不忙地解释: “哦，后面一句是我的错误理解。” 那位副领导训斥道: “你严肃点, 认真点读!” 但他自己却忍不住笑起来。我们都笑起来。这位领导是由高极工程师提升为的领导的，平时大家就不怕他。接下去那位胆子更大，读一段，就发表一下自己的“理解”。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们统一了思想。读完报纸，我们三个落后分子也算过关了。
这场风波在我们单位的整顿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在C市，也没有听说其它单位搞人人过关。后来，据说安全局曾向报社记者索要游行照片，大部分记者都搪塞拒绝，不了了之。
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收到了父母的来信。有一天，杨思华，陈清和我在办公室里传阅着家里的来信，家长的来信都非常相似：几乎就是摘抄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也收到北京一个同学晓光的来信。毕业时，在社会关系一栏，他曾填过舅舅：副总理李鹏，让所有同学大吃一惊。但谁也不好意思问是不是真的。晓光来信说：“军队如果不开枪根本进不了城。开枪最多的地方是木栩地，道路栏杆上有许多弹痕。”
我们在食堂吃饭时，电视总在播平暴真相，画面经常出现共和国卫士崔国政烈士的烧焦的尸体，非常恐怖。我从小特别敬仰保家卫国的军人。但吃饭时看着这些恐惧的镜头感觉特别难受。而且感觉也很复杂。看到他们亲人悲伤的哭泣，也很难受。
七月的一天，“五四”后再没见到的黄翔竟回到单位来搞“策反”。那天傍晚，我们在食堂吃晚饭，电视里播放着平暴的消息。黄翔跨着书包走进来，从书本里掏出几张纸，啪地放到我们的饭桌上，都是些“反动传单”。传单并排复印着1976年四五运动后和64后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两篇社论相似的地方都被划了出来。旁边有一行大字：历史惊人的相似，还有两三个惊叹号。别的传单还有六四遇难者的尸体，“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迹”等等。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后来他告诉我，那段时间，抓动乱分子还没抓到他那一级，他和他的两位战友白天印制传单，晚上去各个省委机关门口散发。
两个月后，黄翔终于被关押审查。当初省学自联曾计划带领学生卧轨抗议，此举将影响铁路南北大动脉。黄翔阻止这个计划，算是有功。再加上他平时人缘好，单位一直保他，总算没被逮捕入狱。黄翔被送回单位，“内控使用”。在单位大家对他没有任何歧视，但黄翔总显得精神萎靡不振。他很少谈及被审查时的那段经历。这样过了两三年，直到商业大潮汹涌澎湃，终于把黄翔唤醒，他又成了新浪潮的弄潮儿。
1989下半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看着政府难堪，大家都有些幸灾乐祸。此时政府的威信在人们心目中降低到极点。即使如此，陈清仍是那个体制的坚定的信奉者。有一次电视里正宣传中央的团结一致，我面露不屑。那次，陈清少有郑重严肃地对我说：“你看着吧，通过这件事，国家以后一定会大力搞经济建设。我是哪儿也不去，就要看看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
陈清的成熟远见真不一般，还真让他预测对了。两三年后，邓小平南巡，他是报道的主力。此后，商业大潮汹涌澎湃，全国人民大步流地奔小康，炒股炒房，大家似乎再没有热情谈民主, 1989的那场风暴似乎成为很遥远的往事。
二十五年后
顾欣和陆秋阳出国后都没走读书拿学位的路。顾欣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政治立场依旧，人却非常怀旧，看红色经典电影。陆秋阳辗转到了美国，早年参加民运活动。借六四，申请到政治避难。那时他的基本信条是：凡是共产党支持的，就坚决反对。多年后，民运己经成为过去的一章。现在陆秋阳最得意的参加华人艺术团去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陆秋阳在国外没上学，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我常想他会不会怀念国内那曾经舒适体面的工作呢？
罗一群走后，肴无音讯。刘琴和单位一位同事结婚。十年后，罗一群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领域，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回到中国。当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罗博士。这位当年热烈追求民主的意气书生，成了左派人物。在美国生活十年后，却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相当失望，颇有微词。但这并不妨碍罗一群转战商场，过起洋买办的高尚生活。
我来到美国留学。受顾欣的影响，一直很敬佩魏京生，关注魏的命运。1995，魏获短暂自由后，再次被捕，令我非常气愤。以一名留学生的名义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写过一封言辞激烈地抗议信。多年后，看魏京生，从当年言辞犀利意气风发，如今渐渐成了脱离实际的独自呓语，我只有对魏京生先生摇头叹气惋惜同情。二十五年，我在心中记念1989为理想献出年轻生命的逝者。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对1989有了更多的反思。
二十五年后，我与当年的同事重聚。看着1989五四青年节时李晓，林云，黄翔，杨思华和我的五人合影，不禁感叹当年风华正茂，唏嘘时光飞逝。李晓搞营销，再没有当年艺术家的影子；林云却出了三本诗集，意想不到地成了诗人。这两位都加入了党。据说，连那个楞小子程浩也入党了。当谈论起当今时事，说到社会腐败，贫富不均，大家一时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激昂。李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过三天三夜，此时拍着有些微凸的肚子，有些气短：“唉, 现在不像当年了，这把年纪干不动了。” 还是林云拎得清：“你傻呀？真要干起来，对付的就是咱们了。” 大家哈哈大笑，都明白这可是真的：他们的位置可是今非昔比了。
陈清有能力，可运气不佳，在官场上几度沉浮。但他仍是体制坚定的维护者，对社会风气忧心重重，担忧着“如果发生战争，谁会去保卫这个国家”。低迷时期，谈佛论道，一副“此生休矣”的样子。但陈清最终爬上了单位的最高位置。
经济大潮来临，黄翔又风光一时。他为人慷慨出手大方，很吸引女性，渐渐与许蓓蓓的患难真情烟消云散。许蓓蓓伤心地离开了单位。她重新开始人生。在“非典”战役中，荣立二等功。当初那个单纯羞怯的小女孩，如今成为采访“两会”的干练女记者。
今年是六四的二十五周年，当年的发生的很多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回忆1989，也是对青春的一次纪念。
(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初稿写于2014年5月。
改稿于2016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