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瑜
1989在中国是惊心动魄的一年。虽然远离北京风波的中心，对于一个年轻人，那一年也是不平静难忘的一年。
(1) 远方的风雨
1989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三年，在南方C市工作。C城是一个新建的移民城市, 城市虽不大，却因生活水准高，吸引了大批外地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在一个新闻单位的技术部工作。单位里大约有一半人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单位的最高领导也就四十出头，但在年轻人眼中已经是老一辈人了。
C市生活不错，很少人关心政治。年轻人热衷于唱歌跳舞看电影谈恋爱。大家对生活都很满足，似乎没人感觉到缺失民主的痛苦。前一年，我们市甚至还举办过一次民主选举。为选举区人大代表，那天上午，单位用车直接把大家送到投票现场–电影院。投票现场气氛轻松愉快。唯一令大家为难的是提名的区人大代表侯选名单中，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我们几个年轻伙伴商量了一下，决定互相提名、互相投票。最后宣布投票结果时，我们的名字都被一一宣读出来（看来唱票是挺认真的）。一位名为“海驹”的同伴，因为主持人一时眼花，被宣读成“海狗”，引得电影院里一阵哄堂大笑。
当时我有一个的朋友小圈子。其中顾欣和陆秋阳是两位“异类份子”。这两位并没有经历什么磨难，甚至算人生很顺利。不知为什么却与当局有相当强烈的对立情绪。顾欣是机场的英文翻译。他的父亲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是一位很正统的知识分子，曾长期在西藏工作，对西藏一往情深。顾欣自称从很小就有人权自由的观念。上中学时，因他父母看了他放在桌面的日记，他愤然指责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这种不文明的行为。顾欣最崇拜魏京生，常念叨着想去青海监狱看望魏京生。他还常常叹惜当时西单民主墙时期，自己年纪太小了。陆秋阳在质检局工作，模仿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惟妙惟肖。陆秋阳最洋洋得意的是：他与父亲辩论马列主义时，能把在大学教马列主义的教授父亲批驳得“哑口无言”！
当时，顾欣准备出国，陆秋阳忙于调动工作。为了办各种手续，他们动用各种“手榴弹和炸药包”（礼物）攻克了重重堡垒，号称战无不胜。陆秋阳有句很得意的的名言：“明天如果送邓榕一个大彩电，她也会为我办事的。”
1989年春节后，顾欣终于办好了去澳大利亚的手续。临走前有几次送别聚会。聚会时，顾欣很兴奋地谈起最近有“北京的知名人士联名要求释放魏京生”。顾欣每次谈论这事都很激动，因为他是很崇拜魏京生。陆秋阳则很神气很得意地传播从美国之音，BBC得到的消息：人大也将有特别的举动！听他们的口气，似乎在北京有些大事即将发生，颇有些“风雨欲来”的势头。陆秋阳一向说话爱夸张，我觉得他俩的话不过又是一厢情愿地夸大其辞。C市地处边界地带，可以收看境外的节目，也可以看到美国CNN新闻。即使看境外的新闻，一般老百姓也感觉不到北京任何异样的风声。不久，顾欣出国，陆秋阳也离开C市了。
那年春天出了一件大事：胡耀邦突然去世了。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前国家领导人，忽然被人们又记起。看香港的电视新闻报道，在北京有大学生去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献诗送花圈。我还记得其中一个镜头：面色凝重的大学生抬着大幅的挽联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挽联上写着；“风一程，雨一程，风雨送君行”。其他大城市也有学生上街游行，为胡耀邦鸣冤叫屈。不久的一天，国内的新闻联播突然强调“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于是大家都很自然地猜想到：大概某些地方大概有些不“安定团结”了。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注意收看新闻。也是从那时起，我似乎感觉到在遥远的地方，有风雨真的要来了。
胡耀邦追悼会当天，大家集聚在单位食堂，观看了追悼会的现场转播。单位食堂是年轻人早中晚集聚的场所，平时我们在这里嘻嘻哈哈。那天观看追悼会的现场，食堂的气氛突然变得严肃沉重，大家都沉默地观看。我很惊讶看到一位中年女同事，平时她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女强人，此时却红着眼圈在抹眼泪，一边说：“真是个好人啊， 太可惜了。” 那时我不太关心政治，几乎对胡耀邦没什么的印象，也没什么看法，不明白对他的去世人们为什么会那么悲伤。但看电视里和周围人们悲伤的面孔，我也被感染得有些悲伤。
刘琴与陆秋阳在同一单位。她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下过乡。刘琴住在一套破旧的两居室平房，在我的工作单位的隔壁。我常去她家。刘琴很大方豪爽，常总端出水果来招待大家。那天应该是4月27日，是北京学生大游行的日子。那天下班后，我去刘琴家，电台记者陈鸣鸣也在刘琴家。我好几天没注意看新闻，以为中央为胡耀邦举行了那么隆重的追悼会，大概会平息学生们的不满，此后一切都风平浪静了。
而看那天的香港新闻，看到的却是汹涌澎湃的学生大游行。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陈鸣鸣气愤地告诉我：人民日报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而且政府的冷漠无情，前几天胡耀邦追悼会时，发生了“人大情愿书”事件。人民大会堂外三个学生代表跪了两三个小时，政府竟没有一个人出来。
后来，在香港的新闻里，我确实看到三个学生代表跪着交请愿书的镜头。看到三个学生代表跪着的镜头，我的感觉很复杂：既不理解为什么政府没人出来接待学生；也不认同三个学生下跪的行为。这个画面曾困扰我很久：这三个学生并不只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广场所有学生在下跪啊！他们为什么用出如此卑微的行为去乞求？他们可是大学生啊！而且这三个学生有什么资格代表广场上的学生呢？
如果我是广场上的那些学生，我允许某些人代表我去下跪吗？多年后，我就此事专门请教过一位政治专业人士。这位专业人士即是政治科班出身，又亲历亲为地组织政治活动。他教育我：任何事情，从家庭婚姻，到党派之争，为了达到一个目标，都需要个人一定程度的Compromise (妥协)。但我想到的却是：如果当时多数学生是被那三个学生的个人的行为所裹挟，这样的妥协不是很可怕吗？因为我看电视画面里，有许多学生并不赞同这样的行为，大声叫喊着：“起来！起来！”
那天，在电视新闻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学生们把吾尔开希架在肩头，他手持大旗呼喊口号，带领学生向前冲破军警的人墙。这时的吾尔开希非常生猛。时势造英雄，当时的情形，需要吾尔开希这种大无畏向前冲的领袖，什么都不“吝”的气势。
看那天的学生游行画面，令我印象很深：一边是书生意气的年轻大学们，不屈不挠地向前冲挤；另一边是年轻的穿绿军装的小兵们，紧张地挽着胳膊，被冲挤得狼狈不堪，帽子都被挤歪了，显得张皇失措。我们很自然地站在大学生一方。看到学生们冲破了“封锁线”，学生们势不可挡，欢呼雀跃。电视前的我们也觉得真痛快！
在兴奋中，看着画面里对立冲挤的双方，我在心中掠过一丝感慨。我也有些同情那些士兵们，看得出很多人都是农家子弟。一边是“天之骄子”大学生们，怀着忧国忧民的理想在抗争。而那些张皇失措的小兵们，他们也在努力遵守上级的命令。大概同样的年龄，处境却是如此不同。也许几年前他们还是同学，或儿时的玩伴。但有些人考上了大学，有些人参了军，此时他们便站在两个对立的阵营。
那天，我和陈鸣鸣兴奋地议论着，刘琴却显得心事重重，担心着学生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北大作为这次学生运动的中心更令她心焦不定。在这个小圈子里，还有一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刘琴的男友 – 罗一群，刘琴上电大时的数学老师。罗一群本科学数学，却对社会学感兴趣，考上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刘琴担忧着罗一群卷入这次风波，她只希望男友赶快毕业回来结婚。 1989春节，刘琴去北京看望罗一群，他们计划等罗一群夏天毕业就结婚。那年春天，刘琴常和我们讨论该买什么式样的家具。
但北京发生的风波动荡打乱了一切。刘琴的担忧成了事实：罗一群不仅参加了学生运动，还是个小头目。受到牵连，那年夏天罗一群匆匆出走国门。可怜的刘琴曾在海边心焦徘徊，为罗一群的安危向苍天默默祈祷。1989春夏在遥远北京发生的一切也改变了刘琴的命运：她和罗一群永远没有了未来。
(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初稿写于2014年5月。
改稿于2016年6月4日。
再稿于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