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瑜
1989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5月3日，某渡假村主办全市青年“五四”大联欢。我们单位去了五个人：林云和杨思华是新闻部负责报道的记者，李晓，黄翔和我纯粹是跟着去渡假村玩的。我们五位年纪相仿，平时相处不错。李晓是学美术的，有着艺术家潇洒不羁派头，下班后常在单位楼道吼唱《一无所有》。黄翔也是新闻部记者，当时在省城的一所大学进修。
一路上大家议论着北京的学生运动。我们出学校门不久，观点完全一致：坚决支持学生！晚上到了渡假村，看香港的电视新闻，看样子明天五四当天在北京又会有学生大规模的游行了。大家边看新闻，边议论，都觉得不能亲身经历这些真有些不过瘾。当晚十一二点了，黄翔又两次打来电话，很激动地谈论着看新闻报道明天省城的学生也将游行。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黄翔又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今天的活动他不参加了，他要马上回学校，看能做些什么。早饭时见到其他同伴时，我向大家宣布：“我们的黄翔同志干革命去了！”
我以为黄翔只是一时激动，不会有什么大行动。没想到他回到学校后，干得轰轰烈烈，迅速窜升为省学自联的头目（毕竟他年龄比一般的学生大几岁，工作过）。大学生们在省政府大门前游行示威，黄翔举着扩音器振臂高呼的形象甚至上了的新闻。单位里的年轻人都为黄翔成为“风云人物”兴奋不已，却把我们单位的领导吓坏了。单位赶快派人去省城，想把黄翔劝阻回来，但是没有成功。
我没看到电视里黄翔出风头的样子，也想象不出来他振臂高呼的形象。 我和黄翔算是好朋友，他性格温和，为人率真，思想一直很正统，受到领导的器重。也是单位重点培育对象，被送到省城一所大学进修。多年以后，黄翔向我谈起进修期间，他发生的信仰危机。当时他忽然发现：自己以前所相信的一切教育宣传都是假的，都是谎言，都是上当受骗！于是他感觉非常痛苦困惑，甚至怀疑自己神经出了毛病。他悄悄地去了一次省精神病院。医生诊断后，说他没事找事，把他轰了出去！正当他思想痛苦之时，恰逢学潮爆发，与他新生的叛逆相契合，他义无反顾加入其中。
渐渐地远方的风雨也飘到我们身边。大家每天聚集在电视前，关注着学生运动的动向。在单位里，年轻人都一致地支持同情学生，抨击政府。C城也出现了学生游行，经常有中学生，甚至有小学生由老师带领着走上街头。我跟着新闻部的一个记者去观望了一次。那次好像是初中学生的游行，学生们喊着“支持北京大哥哥大姐姐”“反腐败”等口号。烈日当空，小家伙们像一群小兔子，走得很快，拿着捐款箱走过街边的店铺募捐。
游行队伍后面有两辆警车不紧不慢地跟着。烈日当空，太晒了，我跟着那个记者都爬进了后面紧随的警车。警车里有空调，还有报话机的嘈杂通信声，比在外面走舒服多了。即使这样，这段时间那些警察好像也累得够呛。一位警察隔着车窗几乎在哀求老师了：“今天游行完了，你们明天不来吧？”
这时期连党报也开始公开支持学生，要求民主。这大概是全国人民少有的狂欢季节，人人兴奋，期盼着巨变的到来。我接到北京一个同学的来信：“快来北京看看吧，特热闹！听老人们讲，快赶上文化大革命了。快来吧，晚了就赶不上了！”
全国各地都在游行，此时的游行即正确安全，还很时髦。我们单位自然不甘落后。在领导默许支持下，美工李晓照着电视里学来的口号写了“反官倒，反腐败”“新闻自由”之类大标语。几个年轻人乘着单位的车，打着横幅在闹市区气宇轩昂地兜揽了一番。
在我们单位游行队伍里最出风头的两位令人有点不可思议。一位女士只是大专毕业，却凭着家里的关系，拿到两室一厅的住房。而我们大学毕业生都挤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士平时得意洋洋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和“特权”。令人嗔目结舌的是，此时这位女士也眉飞色舞地出现在游行队伍里，慷慨激昂毫无羞涩地高呼“反腐败，要民主”，甚至还冲在游行的最前面。看到这类“特权者”也如此热烈地积极地参与“反腐败要民主”游行，令我产生一种“游戏”的幻觉：即使“改朝换代”，“特权者”依旧会是“特权者”。 和这类人一起并肩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不是很可笑很讽刺吗？
游行中表现最积极的还有程浩。在单位程浩年纪最小，高中毕业不久，因家里有关系来到我们单位。小程浩每天都很快乐，平时嘴里哼着港台流行歌曲，走路像踩着弹簧。此时这家伙最“楞”，呼口号嗓门最大，一时也出尽风头。因为嗓门大，程浩后来也是单位唱红歌的主力。
看我们单位的游行，我开始怀疑其他单位的游行：有多少人是真正地满怀理想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多少人只是去凑热闹？有多少人是习惯性地爱出风头？1997香港回归时，在美国有华人游戏。我看到某些人挥动大旗，直门大嗓地跑前跑后的张罗指挥游行队伍。一位访问学者悄悄地对我嘀咕:“六四时，也是这帮人最积极！“
程浩对我们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很尊重，请我和几个同事去他家品尝进口水果。程浩的父亲是一个国企的老总，对我们很客气。那天我与程浩的父亲交谈了一会。他谈到很多国营企业堪忧的现状根本就是体制的问题。谈到当时的学生运动，他很赞赏那些年轻的学生领袖王丹柴玲吾尔开希，说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言谈中，他对这次学生运动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就此能改变国家的未来，改变企业堪忧的现状。
我是不太相信一次学生运动就能改变国家。但从程浩的父亲那番谈话后，加上当时的形势，我也模模糊糊地开始期待这次学生运动真的带来国家的民主。有时还会在心里想像实现民主后，将来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心里还挺激动的。多年以后，我自己也已人到中年，每当看到柴玲吾尔开希的令人失望的负面新闻，我常会想起与那位国企老总的谈话。那时他似乎希望柴玲吾尔开希那些年轻人能成为总理去改变国家呢。唉，当时那位中年人：Too simple, too naïve。
我对那次谈话印象很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程浩的父亲不像我们单位的那些中年人。对当时的局势，单位里年长一些的同事都很谨慎，态度暧昧–即不支持也不反对学生。单位里的年轻人都立场鲜明地站地在学生一边。而那些中年人都很狡猾地不大出声，静观其变。
此时单位里上下级关系也显得颇有些微妙：年轻人趾高气扬，中年人缩头缩脑。似乎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以后将是“年轻人”的天下。单位的“大头”是文革中军工大学毕业，他的夫人也在同一单位。这两人都是军队子弟，红二代出身。在纷乱的形势下，“大头”还显得比较镇定矜持。但那位比较活络的夫人就很明显地有些“倒戈”意思了。此时的“大头”夫人一改从前的高傲，对年轻人异常地亲切；对年轻人大胆的言行，上街游行赞赏支持。这位夫人很老练地不知不觉地和年轻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在纷乱的形势下，这对夫妻俩脚踏两只船。
大家都在为大好的“革命形势”欢欣鼓舞，都没心思干活了，经常有游行或观看游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单位纪律涣散。我那时特别迷恋古龙的武打小说，正好可以偷跑回宿舍看《绝代双骄》。
初写于2014年5月。
改稿于2016年6月。
改稿于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