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六日谈
小 鹰
第三日、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甲：你这里多次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这个法则似乎是个政治经济学中比较枯燥的问题。我只记得，生产力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质和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而合理的生产关系应当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它应当能够推动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大致是这样吧？
乙：是的，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抽象，它是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比方说，你是否喜欢你与上司及同事间的工作关系？是否满意雇主给你的工作酬劳和待遇？你的劳动有没有合同保障？合同是不是合理？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你的小店菜场是否被政府随意关闭？你的厂房居所是否被城管无理强拆？你是否因种族、性别、宗教、残障或年龄等因素受到歧视？你们单位的士气如何？员工是主动创新还是消极怠工？假如一个企业劳资关系紧张，怨气十足，纠纷不断，甚至出现员工连连自杀的现象，那生产关系肯定是出了毛病，即使在高压之下该企业的产值一时还可以是很高。
甲：如果对个人、对企业是如此，我想，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假如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处理得不好，就会极大地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阶级斗争”。
乙：一点不错！我们以前也谈到过毛、刘两条路线之争，那焦点就在于生产关系是搞“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问题。
甲：按毛泽东的看法，他搞“公有制”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前进，刘少奇主张保留“私有制”就是“走资派”！
乙：这种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实际落后水平，人为强制地设置“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真的“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来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吗？
甲：可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有什么错吗？
乙：其实，对历史上类似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有过研究和结论。王若水先生(《新发现的毛泽东》，2003年)曾这样概述道：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实际上是否定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甲：这也就是说，毛泽东企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观臆想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乙：是的，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50年代末，毛泽东“三面红旗”的瞎指挥已明显失败，却仍然坚持“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路线，致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并爆发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多亏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改变了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这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通过实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好不容易才从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
甲：那么一般来说，怎样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呢？
乙：那就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看人是否有生产积极性？是否有创造性？这会直接反映到市场是否繁荣？
毛泽东违反农民意愿，在生产关系上强制搞“集体化”，生产和分配中又搞“强迫命令”、“平均主义”，结果往往导致“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或造就懒汉和贪腐官员等问题，结果是大家一起混着过“穷社会主义”的日子。你看，自50年代初搞“统购统销”以来，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场越来越不行，没东西吃和用，什么都要按“票、证”供应。
甲：对比解放初期，农民刚分得土地，欢天喜地，发家致富，干劲十足，那时市场供应也还繁荣，要什么有什么；而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刘少奇，国民经济却变得“奄奄一息”。在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户农民自发立约又搞起“包产到户”，被邓变成政策，迅速搞活了农业经济，一时农贸市场供应丰富的程度，决非于六、七十年代可以想象。
请“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解释：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变，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消失了，或什么东西又都冒了出来？
乙：你说的都是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对比50年代初、60年代初、及70年代末那前后几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的好坏，就可以看清楚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作用了。就这些小段间隔而言，生产力中的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变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几乎是同一个，可以说，生产关系是这期间唯一的变量，即：主要是僵硬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活泼的“自由经济”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所在。
甲：农业集体化是如此，那么，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又怎么样呢？它是否是适宜那时中国的情形？
乙：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供思考。
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刘宾雁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甲：后来这场罢工怎么样了？
乙：不久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导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然而，正如刘宾雁所写的那样：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甲：看来我国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究竟哪条路线在破坏生产力？究竟哪条路线会促进生产力？谁是谁非，读者应当不难自行判断了。
取自小鹰，《“概念”六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