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五是我年幼时家里的一位保姆，过去上海叫佣人，家里是不准我们孩子嘴里可以说“佣人”这个词，就像不可以有任何粗口脏话一样。她年纪比我母亲略大一点，梳一个发髻，我们都叫她阿五婆婆。
我还没有出生时她就来我家了，对她最早的记忆是我在外面玩久了，肚子饿，就去找她要吃的，她总会给我半个蒸红薯，或半根水煮的宁波年糕，沾了绵白糖吃，好吃得不得了。
阿五婆婆是广东人，讲一口广东话，所以我从小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记得我常常在弄堂里玩野了，吃饭时也想不起来回家，她就在弄堂里到处找我，一边找一边喊：“呆呆，返屋嚟呷饭喽！”我家里排最小，“呆呆”是广东话“弟弟”的发音，一块儿玩的小伙伴从此叫我“呆呆”，我也不在乎，反正我小时候呆头呆脑，从来就不聪明伶俐。
那年代很多人信佛，阿五婆婆也吃素相信，不杀生，五十年代上海菜场里的鸡鸭是论活的卖，鸡血鸭肠什么的都是宝贝，没人会叫菜场的人帮了杀，所以杀鸡剖鱼这些活都要自己动手。我母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只能去求助邻居，总是欠别人一个人情。于是我十岁不到时就自告奋勇杀鸡，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思想，我想我长大了要保卫国家，上战场连人都要杀，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无杀鸡之勇？第一只鸡我杀得干净利落，褪毛破肚洗得干干净净后才交给阿五婆婆去煲汤，哪里知道大家吃鸡时才发现鸡脖子下面的皮肤里还有个鸡嗉子没有拿掉，里面一包鸡食，幸好还没被弄破。
那次我和阿五婆婆都感到很内疚，我以后的技术精益求精，再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每次家里吃鸡时，阿五婆婆都会把两个鸡翅膀特意留给我，她说那是活肉，孩子吃了会聪明，我后来果然读书很好。在美国读研时我的动物手术是实验室里的大拿，论文也就做得很顺利。我想如果小时候自己一点不会干杀鳮杀鸭洗胗子肠子这种脏杂活儿，我后来做专业的动物手术时手脚大概不会那么麻利，心里就暗自庆幸，是阿五婆婆无意之中造就了我从小会动手的机会。
广东人炒菜比较生，她做的菜很好吃，青菜都是炒得碧绿生青，但那时候菜做得太生是不行的，因为菜农施的是“黄肥”，没有化肥可用，所以我小时候“宝塔糖”没有少吃，那是一种专门打蛔虫的特效药。我现在炒菜也偏生，朋友说我是讲究什么营养不破坏，我哪有那么高深，只是孩童时代的记忆而已，后来就变得根深蒂固了。
阿五婆婆没有结过婚，母亲说四十年代她来我家后不久，就跟我母亲说，她有一个在广东农村的姪女儿，乡下太穷太苦，快饿死了，能不能让孩子到上海我家，就算是养个丫头了。母亲听说孩子要饿死，当然一口答应。阿五婆婆的姪女儿叫“禾根”，和我大哥大姐相仿的年龄，比我大多了。我们家哪里有丫头这一说，多个孩子吃饭很平常，桌上也只是多副碗筷而已。禾根来了后，跟我大哥大姐一样被送去上学，我的父母是坚决要送孩子去读书的，他们的观念是，孩子哪有不上学读书的道理！小时候我叫她禾根姐，和自家姐姐没有二样。五十年代初，禾根姐大约读到初中毕业的时候，阿五婆婆说什么也不让她再读下去，坚决托人把禾根姐姐送进一家厂里去了，不知道是做学徒还是技校之类，禾根姐也从此搬到了厂里去住，这事情我母亲想要拦也拦不住。
五十年代末，有一次禾根姐带了她男朋友来我家，让阿五婆婆和我母亲看，把把关，说也是广东人，我记得是个挺和气，长得挺壮实的一个人。
我小学快毕业时，我的哥哥姐姐上大学的上大学，出嫁的出嫁，家里就剩下我和父母三个人了，看到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家务，加上这时候禾根姐结婚生了孩子，阿五婆婆就不再帮我们了，她去帮禾根姐姐带孩子。
文革时我们家遭了难，阿五婆婆不知道怎么也打听到了，和禾根姐一起来看我们，还带来了好多吃的东西，真的是雪中送炭啊！因为有些天我记得家里根本没办法做饭，母亲就经常叫我去街上买些高庄馒头或羌饼，夹些什锦酱菜丝就着开水，对付一顿。
阿五婆婆后来身边有禾根姐照顾，相信她老人家是老有所终的。
我最近手术后，迷迷楜糊昏睡，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呆呆，返屋嚟呷饭喽 ！”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已身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时候，眼涙就不知不觉涌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