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我在上海开始读高中，读书三年到66年，加上67 ，68 二年文革，高中阶段算是共五年。其间，我结交了二位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他们成了我的好朋友。五十年过去了，我离开中国大陆也已经三十多年，如今我们之间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早已不一样，但他们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回国时，我们总是要相聚几次。
我的这二个朋友，一位姓孙，山东人，父亲是南下干部，不知道有没有进13级，母亲是家庭妇女，不工作。我们同学去他家，她对我们非常客气，就是我一点也听不懂她说的话。另一位姓李，老家是无锡，父母双职工，都是工人，父亲是八级钳工之类的技术工人。
他们俩都是学文科的，写得一手好作文。孙的作文慷慨激昂，有点学当时一个散文家刘白羽的风格，李的文字比较理性，细致。打个比方，1962，1963年全国高考作文题，有一个叫“唱起国际歌想起的”，还有一个是“雨后”，孙适合写前一个题目，李则大概会选择后一个题目来写。
孙平时的思维，行为也非常诗人化。有一次是下午的课，人人瞌睡连连，发花痴的，做白日梦的都有，老师在黑板上咯吱咯吱不知道写什么。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这种宁静，“啊！青春！你火红的青春”！所有的人惊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老兄才恍然，连声抱歉，说是自己做诗做得忘记在哪里了。我们取笑他，给他起绰号，不是叫他“诗人”，而是叫他“骚人”，出自范仲淹句“迁客骚人”。他也不生气，说：“愤怒出诗，爱情出诗，不骚没爱情，不骚哪里来的诗！”
他初中就入了团，有个女朋友，在谈恋爱，女朋友比我们高出一班。原来，他最初和那个女生是一个班的，后来他生病，家里让他休息一年，这样才降到了我们班。他把那女孩的照片放在自己皮夹子里，拿出来给我们看，是个戴眼镜，文文静静的女孩，一看就是个文学女青年样子。文学女碰上了诗人男，一帖药。
当时中学里不允许谈恋爱，所以我们几个把他的恋情保密得很好，从来没有被揭发暴露出来。我们在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女孩高考没有考上。那个年代上海的高考录取率只有30％左右，考不上的人，在上海不容易找到工作和其他出路。三年灾难后，当时的国民经济政策叫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讲白了，就是困难重重，上海的各机构都在紧缩，没有能力来安排这些人的就业，于是就动员这些学生去新疆軍垦农场。女孩扛不住各方压力，只能去新疆。
女孩准备出发去新疆的那段日子，孙整天丧魂落魄，头发也不理，衣服邋里邋遢，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嘴里神神叨叨，不知道嘟嚷着什么，活像个传说中沉水前的三闾大夫。我们几个知情的人，也不敢劝他，怕一劝，反而成了压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女孩走后，有一天，我做东，我们三个下了趟馆子，其实就是一人二两鍋贴，再要了瓶啤酒。孙喝了酒，哭得淚人一个，连声说：“生离死别，生离死别，你们懂吗？”上海去新疆农场要坐三，四天火車，下火車后，还要再坐三，四天汽车，我们怎能不知道那是个不归之路！孙哭到动情处，说女的走前要“给他”，他说，“我无法保护她，怎能做这样的事！”我们都知道孙是个正人君子，他是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
孙是干部子弟，根红苗正，说话底气足，他从来不管说话出格不出格。有一次，他在教室里侃侃而谈，说的居然是“共产就是要共妻”。我这种人，政治上受的都是正统教育，只知道“共产共妻”是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的反动宣传。但孙说，他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后发现，“共产共妻”就是老恩说的。我没有闲功夫去读这种书，但我相信，孙讲的应该是实话。
李长得和我差不多高，高中时我俩大部分时间是同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这个位置的优越性是自由度比较大，凡是李不太感兴趣的课，他基本上是在看他自己的书。他看的书很杂，政论的，有马恩的书。小说的，“三言二拍”“基度山伯爵恩仇记”之类。不上枱面的，是各种野史杂记，比如写唐伯虎的“九美图”，写另一才子周文斌的“王老虎抢亲”，还有徐文长的故事，等等。他借我看过几本这种书，说是从无锡他外公外婆老家弄来。当时这些不上枱面的书肯定属于是“黄色书”，封面早已发黄，不知道什么年代出版，所以我们传递这些书都是悄悄地干活。但是拿今天的眼光，倒也未必就是黄书，因为尺度并不是很大，但书中写的诗句，倒是一定属于淫词艳曲。我是准备读理工科的，看这种书仅是读个故事，但他不一样，非但读懂读深，还读得入了味，于是他读其他古体诗的眼光就与众人不一样。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语文课本里的一首“黄鹤楼”诗，其中一句为：“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他和我说，老师的解释是胡说八道，他当然有他的理解，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我也不好意思把他的解释写出来。
高一的时候，我俩都打了入团报告，不打不行啊，这是“政治上要求不要求上进”的一个标志。我对自己能否入团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仅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李不一样，他是工人家庭出身，不入团，他感到亏死了。打了报告后，班级女团支部书记会找你谈一次话，时间一般定在放学后，地点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人人看得到的地方，以示光明正大。我们班的女团支书是工人家庭出身，长得不难看，十六七岁的女孩，总是青春靓丽正当时。她代表组织和你谈话，必定很严肃，比如指出你身上的优缺点，优点要发扬，缺点要改正。最后一定是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希望接受组织对你的考验，等等。我当然是“对对对，是是是”地回答，并表态，接受组织的考验，一定如何如何。
李也是有这样的谈话。组织谈话后，李却显得不高兴，反而闷闷不乐，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出他不开心的理由。他说组织要考验他，让他严格要求自己，那就是说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组织的监视之下。什么是组织？不就是班里那几个已经入了团的傢伙吗？他本来就看不起其中的几个，现在你得在他们面前装孙子，得罪不起了！这是什么日子！那不是憋屈死人了吗？自己今后随便说个大话，放个臭屁，都会有人对他说，你表现不好，组织最近不能发展你入团，那就像是“痴汉等老婆”了。我跟李说，不是人人都这样过来的吗！他说，反正这样的日子他受不了，得另想办法。我说，你別痴心妄想，哪有什么好办法？还是老老实实一陣子，你进去后再吹牛不迟。他却鬼秘地一笑，和我说，正面硬攻对他的牺牲太大，他要改用侧面佯攻的策略来争取入团。“迂回，迂回你懂吗？”他狡滑地笑着对我说，同时还做了个什么电影里角色讲“迂回”的动作，那是个把手掌竖起，手臂作蛇行绕着走的动作。可那时候，我哪里能听懂他是什么意思？他看我傻傻的样子，就嘲笑我，说我这种书呆子，只知道要证明这个角等于那个角，一定要先证明那条边等于这条边的黄魚脑子，哪里懂得其他事情！
好像过了一二个月吧，有一天，李高兴地和我说，他入团的事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解决了。我说，连我也看不到你身上有一点点进步，你下课去主动擦黑板了？放学时你不是值日生也要装腔作势，故意做出学雷锋样子去扫地了？凭什么团组织就要发展你呢？他也不作什么解释，只是鬼鬼祟祟地拿出一张纸给我看。那是一张信纸，他折着遮盖了大部分，只给我看其中的几句。我一看，真是大吃一惊，居然是团支书的笔迹。那时候我做学习委员课代表什么的，非常熟悉班里每一个同学的字迹。虽然他给我看的句子没什么肉麻兮兮的内容，但在男女同学基本“鸡犬之声相闻，彼此不相往来”的年代，这个信息是再清楚不过，他和“组织”从“地下”搭上关系了！
我这才明白他那个“迂迥”战略是啥意思！这小子怎么就想出个这样的馊主意来呢！但那也许只是他一开始开玩笑说说，此时的他一本正经地和我说，他对这事是认真的。我想也是，我相信他，这毕竟应该是他的“初恋”。
我好奇，问他如何找到“组织”的？他笑着说，你看过电影吗？架起天线，戴上耳机，拿着话筒，喊：“长江长江，我是黄河！”然后耐心等待。过几天，再次，再再次呼叫，同时密切地搜索一切出现的信号。终于有一天，你在一片杂音中，听到了一个非常微弱的信号，“我是长江，我是长江！”！此时抓紧机会，马上呼叫：“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请长江回答！”当你终于听到这样的信号，“黄河黄河，长江明白！”嘿嘿，这事就成了呗！他继续嘲笑我，说：“你的，明白？你看电影，只知道什么汤司令到！真是幼稚到极点”！我当然还是不太明白长江黄河和泡妞谈恋爱有什么关系，我想，就算我弄明白了，我也没有这个胆量去呼叫什么我的“长江”啊！
一个星期一，上课时他告诉我，他昨天带她上公园了，他说没敢去市区的公园，怕碰到熟人，他们去了相对郊一些的长风公园，没有划船，在铁臂山的后山，一片黑松林里差不多坐了一下午。“一个下午”？我有点懵，我自己高中时期每个礼拜天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一点空闲都没有。他说，“我们打开水了”。他讲这话的时候，显然还沉浸在无比的柔情之中。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我这种事，可能也是想证明他说入团的事绝非是吹牛吧。上海话把“水”念成“斯”音。上海话“打开水”，Kiss 也！
也许团支书也知道了我是知情者，这以后，她没有代表组织再来找我谈过话，毕竟有点抹不开脸，装不出严肃性来。但李也并没有很快就入团，李自己对我的解释是，饭要一口口吃，工作需要一点点做，不能一蹴而就，但在高中阶段入进去应该是没有问题。他还夸下海口，说是他进去后，只要我不犯什么错误，一定会把我也拉进去。
可惜好景不长！高二时，学校在我们学生中开展了一个叫做“二摆一议”的“运动”，什么是“二摆一议”？“摆”什么？“议”什么？这就像是今天问“哪五讲，哪四美”一样，谁能记得住！大概的意思是“摆”阶级斗争就在我们周围活生生发生，“议”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对我们青年学生的腐蚀。尽管学校当局好像有点心虚，再三声明这是个“活动”，不是在学生中搞“运动”，但具体的做法是背靠背“摆”，背对背“议”，然后人人写思想汇报，人人过关，我们还是把这叫“运动”。
我被人“摆议”出二个问题，一个是完全无中生有，另一个我承认是我的问题。那个无中生有的，源于我高一时的一篇作文，题目好像是“理想”之类，我写了自己从小喜欢做航模，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零用钱去上海的一家叫做“翼风”的航模材料店买各种材料做模型飞机，我长大了想考航空学院，因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基本是个空白，我願为祖国的飞机制造事业而贡献一生。这是篇思想上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作文，当时语文老师选评了一下，所以被大家知道。这次被“议”出来，理由居然是你的理想为什么不是想当个普通工人，做个农民？所以你的思想深处还是封建主义的“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也没有这种想法。人的命运有时也真是很有趣，老天后来就是安排我去做了工人，我也当过农民。
另一是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事情是一次下乡劳动，田间休息时，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就有人说这时候最好有什么东西吃吃。有人说红烧肉，有人说馒头就不错了，也有人说“狮子头”，反正是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嘴上过过瘾而已。我忍不住，也去插嘴，说正宗镇江狮子头不能用绞肉做，瘦肉肥肉都要一刀刀切成细粒才行。说实话，如果我讲到这地步即时收囗闭嘴，后来大概也不会被人揭发出来批，我却犯渾，再添油加醋，说水浒里鲁智深打死郑屠之前，让郑屠切10斤不带一点肥的精肉臊子，再切10斤不带一点精的肥肉臊子，如果鲁提辖不是去故意找郑屠的碴，这样切成的臊子，就是去做“狮子头”的。我这样一说，人人印象深刻，记得牢牢，日后他们给我戴顶帽子，只能怪我咎由自取。
我后来批判自己，深挖阶级根源，才得以过关，但从此再也不敢胡说八道。那时候的人，都被形容成像是骡马牛这些动物一样，屁股上都被火烙铁打上了烙印，这叫做“阶级烙印”，一辈子也甭想洗白逃脱。检讨思想之类的东西，一定要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祖宗八代都拖进来，才算是检查到了根子上。
孙的女朋友高我们一班，平时不跟我们交往，只要我们几个守住口，没人会知道，所以他的恋情没有被揭发出来，“二摆一议”中他好像没什么麻烦。李就不同了，他和团支书的恋情“东窗事发”，惹上了麻烦。他知道，是女的嘴巴不牢，“girl talks too much”，“防火防盗防闺蜜”，古今中外是一样的。高二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个二十六，七岁样子的男老师，好像刚刚发展入了党，思想和行为都极左的那种人。在他看来，李的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问题，你要入团，不好好表现，努力争取，居然搞歪门邪道，拖人下水，腐蚀女团支部书记，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真实的表现还是什么？
李是个仗义的人，这段恋情被揭出来后，他和女支书说，一切责任由他来承担，脏水尽管往他头上泼，以保她受到最小的伤害，能够顺利过关。后来据说女的在团支部的组织生活中检查了几次，也就算了，只是支书是不能再做了。但李的日子就难过，他好像写了几次检查，但班主任认为他完全轻描淡写，没有触及到灵魂深处，于是矛盾就激化了。
一次他被叫去老师办公室谈话，回来后告诉我，完全谈崩了。他说他不可能接受他在搞＂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这种帽子，他跟班主任说，“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不能理解这种感情，只能证明你自己是个冷血动物。
办公室里私下不能解决，达成共识，于是班主任就拿到班会课上来说事，不点名地说某同学如何如何，当然人人都知道他在说李的事。于是李就掛不住了，站起来当堂反驳。李是读文科的，口才了得。他说你开口闭口说我谈个恋爱是资产阶级思想，有根据吗？你二十五，六岁谈恋爱结婚，是无产阶级思想，我十八岁谈恋爱就算资产阶级思想，请问马列主义，毛选中哪一章哪一节有这样的规定？电影“柳堡的故事”中付班长十八岁和二妹子谈恋爱，你也敢说这种革命军人的崇高爱情是资产阶级思想？
班主任哪里是李的对手，当场被问瘪，他恼羞成怒，咬着牙说：“有我在这个学校，你不要再想入团！”李当众回他：“老子这辈子不入团了，今后直接入党给你看！”
高二时的这场“二摆一议”，李被狠狠地伤着了，鸡飞蛋打，女朋友“改邪归正”，入团也肯定泡了汤，但他倒也乐观，说自己丢下了包袱，活得自在，不用再腆着脸，陪着笑过日子。我相信，这件事也促使他会更深入地去思考一些问题。
高三时，我和他有过一次交谈，这次交谈，印象深刻，对我的一生影响也颇大。话题是从我们准备考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谈起。
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第一志愿还是北航，下面的志愿就无所谓了，交大什么的都可以。他说他相信我应该能考上这种理工科大学，他知道我读书刻苦，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做事也认真。但他说，你想过读出来后你的生活吗？他说他想象我应该是一个技术骨干，工程师，或者是个科研人员，业务上很优秀。然而小心翼翼地活着，不敢越雷池半步，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出轨，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小职员，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只能这样生活。
他说他也考虑了自己的问题很久，谈恋爱这是件非常小的事，因为班主任是党员，强势，他就完全被压制住，被淘汰出局，没有资格再一起和他们玩“游戏”了，幸好自己还是个学生，毕业后马上就可以跳出这个圈子。反之，如果是已经工作了呢？因为一件小事跟顶头上司弄僵了，对方是党支部书记，领导，你逃也逃不了，不是一辈子就死在他手里了？那个年代，人人知道，想换个单位，换个工作，哪里是件简单的事！还不是常常从青丝熬到白发，一辈子的事？哪里有什么“跳槽”不“跳槽”！一个班级是如此，一个学校也是这样，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个南下干部，随着三野大軍来到上海，也许就是推着独轮车进的上海，但他现在管着一百多个老师，一千多学生，大小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他手下老老实实，屁都不敢随便放一个。再大一点看，一个上万人的大厂，一个几百上千人的研究所，等等，全国哪里不是这样的结构？
说穿了，他说，这就是“魚肉”和“刀俎”的关系。不为“刀俎”，必成“魚肉”！他指着我说：“你，一个书读得很好，今后技术也会很精通的人，但你只能成为魚肉！”他说他今后不愿意也成为“魚肉”，任人宰割，所以，他要去读政治，读哲学，不是去读简单的文科，什么中文系历史系之类。他认为，唯有读政治或哲学，真正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弄懂这些关系，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今后不被沦为“魚肉”。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把话说得这么透彻！很多年后，当我要作出人生非常重要的选择时，这次谈话显然是天平一边的砝码。
（二）
1965年底，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起初大家并没有把这篇文章太当回事，以为就是报纸上一般的文学评论。但我们高三学生中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关心有关海瑞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六十年代初的高考作文题常常与这些时事政治有关。61还是62年报刊上批判和争议一出著名鬼戏“李慧娘”之后，当年的高考作文题之一就是“说不怕鬼”。这次姚的海瑞文章，我们也觉得是这一类性质的话题，记得文汇报还发了一篇长文，逐条逐理地批判姚的文章，后来知道，这篇批姚文章也是出自上海一个高中在校学生的手笔。
孙李二位都是读文科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很上心，他们查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笔记，我想大概他们把此事看作是练练笔的好机会。随后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时，他们也收集了绝大多数“夜话”发表的文章，仔细研究。我近水楼台，读了些他们收集的材料，从中也得益不少。我心中打着自己的九九小算盘，如果高考作文题真的与这些时事政治有关，被我一机投中，那我高考中最软档的作文这一门，希望能拿个80分就好了！
现在说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应该算是1966年5月16日，即以后被称为是“5．16通知”下达的日子。但当时学校并没有停课，我们高三学生正在准备高考，这时候得到通知，说是今年高考要提前，本来每年都是七月中旬考，现在会提前到六月底或七月初。到了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发表，学校党支部宣布，接上级指示，从高中到初中的六个年级全部停课，每一个学生都要响应党中央号召，写大字报，积极投入运动。那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也就是十三四岁的年龄，真是懂个屁事，也必须要停下课来搞运动！而我们这些高三学生，虽然考试就在眼前，但谁也不敢再把复习资料，课本之类带到教室课堂了，生怕被戴上“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那时一个学生的政治评语里如果带上这么一条，算是完了。那么写什么大字报呢？最初的几天，我们还是批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及北京晚报“燕山夜话”的邓拓，“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反正这几个人早已成了死老虎，社会“公敌”，怎么批判都可以。
这种批海瑞，批远在北京的三家邨，大家写些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大字报仅仅延续了没有几天，很快，所谓真正揭开学校里“阶级斗争盖子”的大字报就出现了。这是一个以四，五个入党没多久，思想行为都极左的年轻党员教师，其中也包括我们高二高三时的那个班主任，还有我们高三年级中四，五个学生党员所组成的小团队，由他们联合署名的大字报，他们的大字报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学校里的普通老师。这些大字报一看那吓人的标题就知道，调子定位在敌我矛盾。比如说：“揭开XXX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XXX是只反动透顶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反动资本家的孝子贤孙XXX如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这些大字报虽然是这些党员每位个人署名，其实人人知道，这些人代表了学校党支部，也就是说代表了党的领导。这些大字报的出现，其口气，态势，遣词用句，不言而喻的目的，都让人震惊！心情沉重！透不过气来！一则是，原来讲了好几年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是隐藏在我们身边，另一则是，叫人如何相信，这些我们朝夕相处尊敬的老师，从他们平日的言语举止，我们哪里又能看出他们就是三反分子，“磨刀霍霍”要杀革命群众的阶级敌人呢？到这场运动结束，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下场呢？在党的这样“领导”和“指引”下，全校师生也都要表示自己是“忠”于党，紧紧跟着党走，大家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或“无可奈何”地写各种大字报，参与对这些由党支部“定了调”，“定了性”的老师们的围攻。
这样的情况没有过几天，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被“揪出来”的老师就自杀了。他才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是教高一还是高二的语文老师。他的家不在上海，平时住教师宿舍，大字报说他是个“漏网地主”，理由是土改前有三年多时间，他已経成年，但是经济上还依赖于他的地主家庭。我当时对那份大字报的理解是，18岁算是成年了，可能那时他还在中学或大学里读书，那经济上当然还是依靠他的地主父母，如果这样有三年时间，按照土改政策，他就是地主了，当年没有被划上，所以叫“漏网”。这位老师可能无法面对自己可以预见的下场，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家庭，老婆孩子将受到的影响和遭遇，又独自一个人在上海，身边只有冷漠，鄙视，和羞辱，加上无人去开导劝慰他，于是一死了之。他把自己掛在从教师宿舍楼去操场林荫道上的一棵梧桐树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学生都到校时，他还在树上掛着。党支部书记，那些党员老师，党员学生们，写这种大字报时冲在第一线，“拿起笔做刀枪”，所向披靡，这种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总该先把死去的人放下来再说吧。最后拖了好久，才由我们高三年级一个平时很调皮捣蛋的同学找来架人字梯，上去把人放了下来。像这样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我们学校一百来个教职员工里，共有三位，有一位是跳苏州河死的，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又死了一位，不过那时候我们66届高三已经去了工厂，详情我就不清楚了。
六月十八日晚，中央突然宣布今年高考不考了，什么时候再考？说是等文革结束后再讲。那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没有人知道。但人们一般会这样思考，按以往的经验，这样的“运动高潮”弄个二三个月也差不多了吧，如果再加半个月至多一个月收收尾，到十月份，折腾得应该是可以了，一个国家毕竟还是要正常地运作，学校也是要恢复正常上课，总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吧！转眼到了七月底，有没有任何就要结束收尾的信号出现呢？丝毫没有！文革以来，学校党支部隔三差五就要揪几个老师出来，这个时候已经有十几二十来个老师变成牛鬼蛇神了。可那时候党支部看看上面还不叫收手，反而说是文革要继续深入，社会上和报刊上各种标语口号也是调门越叫越高，“红色恐怖万岁”，“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千百万人头要落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等等，全国一片杀声震天，你叫他们怎么办？那就只好再从老师堆里多抓几个“牛鬼蛇神”出来向上交差了。于是，学校里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我们的教导主任也被抓出来了，各年级的年级组长成了阶级敌人，各学科的教研组长当然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保持着最低调，因为运动一开始就强调阶级出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清楚地知道这场运动不是我这种人可以参加的“游戏”，人家根本就不带你“玩”！我的父母也再三告诫我：“能不说的话不要说，能不做的事也不要去做”，他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识相”二字！千万不要去做“不识相”的事！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与孙李二位好朋友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去掺和他俩的事。
孙李都是红五类，他们就完全不需要我这种处世哲学。我与孙李二位交往几年下来，深知他们二个人的性格，他们是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也是有“革命激情”的人，我预料他们在这场运动里不会甘于寂寞，总是要做点什么破格的事出来。果然，大约在七月下旬的一天，孙李他俩还是出手了，贴出了只由他们二个人签名的大字报，题目是“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付标题是“一问党支部书记XXX”，接连几天，他俩连续贴出“二问”,“三问”大字报，把矛头直指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时隔多年，我无法记起大字报的详细内容，但主要的思维我还是记得。那就是：“现在学校里揪出了那么多牛鬼蛇神，其实这些人的罪行和问题你们党支部早就清楚，然而这些年来，也正是你们党支部把这些“阶级敌人”安排在学校的各种重要位置上，那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让这些阶级敌人对我们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吗！你们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吗”？孙李的这几张大字报，有着强有力的理论后盾，这就是毛在文革前夕发表的著名指示：“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问题是尖锐的！逻辑是清楚的！党支部也是根本无法回答的！我至今也不清楚他俩当初写这张大字报的真正原始动机，虽然那时候代表官方的人民日报肯定了聂元梓揭发北大陆平的大字报，也肯定了南大揪出匡亚明的大字报（陆，匡是北大，南大的党委书记或校长），但在一个普通的中学里贴出这种矛头直指党支部的大字报，其后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我想他俩不会不知道。我直观地感到，这和李同学在高二时被党员班主任整得很惨有一定的联系，他憋着一口气，自己不甘成为魚肉任人宰割，也一直反感这些“刀俎”的所作作为，尽管他自已今后有可能也想去成为可以宰割他人的“刀俎”之一。
党支部书记不会自己出面，但他领导下的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当然会反击，这些人从来就是唯命是从，对上马屁献媚巴结讨好，对下辣手狠毒卑鄙下作，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德性。他们当然无法正面回应孙李大字报的挑战，却写大字报从另一个角度反击，提出了“什么是党的领导”这样的问题。他们说，党的领导是党中央，毛的领导，但怎么贯彻落实呢？就是靠基层的党组织，党支部的领导！全国的基层党组织99％都是在贯彻执行党中央，毛的领导，所以反对基层的党支部，实质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也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的领导！帽子扣得够大，反右以后，毫无疑问，这样的逻辑当然也是成立的。
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双方都用毛思想武装到了牙齿，辩论的大字报都长篇大论地引用毛选中的句子，即称之为“语录”的东西，谁都是“今日长缨在手”，真理在握的一付模样。但问题是那个年代有“是非对错”的标准吗？就像“春秋无义战”一样，这时就看权在谁手里，谁的拳头硬了。那时候的上海，当然还是党的领导拳头硬。硬在什么地方？除了大字报和你们争争什么是党的领导之外，暗底下就开始收集孙李二人平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言论了。于是就有人来悄悄找我们班的积极分子，党团员骨干，三五个人开个神神秘秘的小会，会后大家神情怪怪，谁也不说的那种。
这种情况，弄得我惊恐万分！很明显，党组织开始收集材料，要整孙李二人了。我们都已经19岁，属于成年人，如果这次文革真要给几个学生戴顶右派反革命帽子，依样画个“反右”那样的“葫芦”出来，实在是軽而易举的事情，毕竟这次也是孙李二人自已跳出来“反党”的。
政治上，我确实是个胆小懦弱的人，同学中人人都知道我和孙李二人平时密切的关系，要是那些人来找我，让我揭发孙李平时的反动言论怎么办？我如果什么也不说，就是抵制态度，弄得不好，连我也一起打，陪绑陪杀。要是揭发呢，虽然这二个傢伙平日里口无遮拦，牢骚讽刺加奇谈怪论几箩筐，这一点班级里谁都知道，但是真叫我签字画押，写揭发材料置他们于死地，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我正愁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转机来了！八月初，是上海郊区农村最忙的“双抢”季节，过去我们高中学生只去“三夏”和“三秋”，“双抢”正在暑假，学校是不安排去的。66年8月初，学校居然说，农村“双抢”忙，由于运动，学校不组织，但你们高中生可以自己下去帮助“双抢”。我一听这话，立马和另外几个黑色，灰色的同学商量，我们有近十来个人，第二天就下乡去了。我惹不起，总躱得起吧！
我记得我是在农村田头从广播喇叭里听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就是那个著名的文革16条，现在从网上查到，是1966年的8月8日发表。那时候我确实是在为孙李的命运担心，记得16条中有一条与他俩有关，似乎对他俩有利，是说这次运动不整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但这一条又拖了个“尾巴”，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等到运动后期再处理，这条“尾巴”后来就成了文革中“秋后算账”派整人的理论根据。所以16条中的这一条前后矛盾，说了也等于白说。
我从农村“双抢”回来，已经是8月中旬，几天后，“8．18”毛在北京接见了红卫兵，从报道中我们才第一次知道有“红卫兵”这么个组织。今天的人们听到“红卫兵”这个词不会有任何感觉，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那个年代刚刚听到时，却是一件非常震惊的事情。因为长期以来，除了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这些官方的组织之外，任何人想要自己成立个什么政治组织，那绝对是反动透顶的反革命行为。你难道对共产党共青团不滿意？想要自己另搞一套？你到底想干嘛？你是不是想要推翻或替代共产党共青团？等待你的不是“鉄窗烈火”，就是拖去“放枪打靶”。但那一天，老毛承认了红卫兵，并戴上了红袖章，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是老毛早就给成立红卫兵的中学生写信表示支持了。这究竟是发出了一个什么信号？我相信，孙李俩人马上嗅到了这种信号的可能意义。
8．18后的第二天，当学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几个围绕着，紧靠着组织的红五类同学正在研究这个红卫兵名称到底是从苏俄的“红色近卫軍”抄袭而来，还是从湖北的“洪湖赤卫队”演化出来，从而商量也要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时，孙李二人对我说，他们决定立即去北京，弄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说他有个亲戚在北京，他们在北京时可以住在亲戚家。我问他俩：“上北京？来回車票要多贵？”那时我真的很可笑，马上想到的竟然是费用。其实我应该看到，此时的他俩早已把自己的政治生命都豁出去了，上北京去了解政治实情和动向，这对他俩就是个生死悠关的大事！他俩说走就走了。说实在，那时候串联还没有成风，连北京的红卫兵都还没有来得及南下，他俩就开始了北上“串联”！后来他们告诉我，就是买了张站台票混上車的，要说这俩傢伙的“头子”也真是够“活络”的！
孙李二人回上海已经是9月初，在北京还遇上了毛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他们告诉我三件事，1，北京的中学大学党组织全倒了，原来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整他们。2，他们在北京期间，老舍跳湖死了。我对老舍没有太多了解，但老舍的死，对读文科的他俩可能是非常震惊。3，在北京他们见到了很多血腥残忍的事情，其中一例我听后几十年也忘不了，他们见到几个红卫兵坐在胶皮輪大車上，手中叭叭地甩着大鞭子，前面套轅拉車的竟是一帮“牛鬼蛇神”，一看就是老师和教授的那些人！
上海的基层党组织，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党支部，垮台的时间要比北京晚得多，这是因为8月底9月初上海轰轰烈烈的抄家运动正铺开，而10月不到，大规模的串联就开始了。老毛在北京每十天半月接见一次，每次百万多人，各地的学生哪里还坐得住屁股？这时候坐车已经不花钱，北京连吃饭都不花钱，人人都知道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不串白不串。我们学校里的人一下子都走空了，教学楼的一部分教室铺上草席，成为外地来上海串联红卫兵的接待站，学校里没了人还搞什么运动不运动？串联这事太吸引人，连我这样绝不想惹事生非的人，也经不住一个“黑小子”的劝说，在11月中旬和他一起北上。
我在12月底回上海，学校里早些时候回来的学生已经建立了好几个“造反”的红卫兵组织了，之所以讲这些是“造反”组织，是为了区分早先由学校党团骨干人员建立的红卫兵组织，这些早先组成的红卫兵组织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是“保”学校党支部的。孙李俩人此时也领头成立了一个叫做“毛主义”红卫兵，那时学校里山头林立，什么“全无敌兵团”，“中流击水司令部”，什么“山花烂漫野战纵队”，“丛中笑軍分区”，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大家全国各地一大圏走下来，看看别人家的党支部，党委都轰然倒下，哪有你不倒的道理？于是乎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大小“司令部”联合起来，再成立一个“造反公社”之类的联合组织。成立后，先把党支部书记揪出来，关进牛棚，让他也尝尝做“牛鬼蛇神”，被人批斗的滋味。随后，“反”党支部和“保”党支部的两大阵营经过几次大辩论，最后“保”派理缺词穷，败下阵来，这也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因为这时全国的形势和文革刚开始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文革初期各级党组织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是定论，所有舆论早已倒向了造反派这一边。再下去，我们学校“保”派红卫兵的总部（其实就是佔了一个办公室）就被造反派红卫兵给砸了，叫你们再做狗腿子，马屁精，整人害人的帮凶！这些人社会上后来对他们有个统一的称呼，叫做“保皇派”，或简称“老保”。那年代在上海被人叫“老保”，颜面扫地，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实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桿秤，看得明白着呢！
在这场“造反”运动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冲学校的档案室，烧掉文革以来党支部，保皇派，“秋后算账”派整人的“黑材料”。这些东西是保皇派们最害怕曝光的，因为这些整人的材料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平日里的一切伪装面具就全被撕掉了，善良的人们会惊醒，原来你们是“当面笑嘻嘻，背后下毒手”，这样子打小报告整人的阴险毒辣奸诈小人啊！老百姓最恨当权者及其爪牙们干这种整人的勾当！长期以来，统治者也就是靠着这种“揭发材料入档”的制度，“明里暗里”，用这种下三滥，类似特务的恐怖手段来控制老百姓的一言一行。
串联回来后，学校基本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我完全成了一个“逍遥派”，不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最多帮了造反派去马路上刷刷大标语。我们学校里怎么冲档案室这件事我没有太多去关心细节，听说造反派是专门选择在一个晚上去冲的，当时和死守档案室的保皇派们冲突得非常厉害，最后造反派一边还是成功了。孙李后来告诉我，烧掉自己的黑材料，那种心情如同孙悟空到阎罗王那里把自己在生死簿上的那页给一笔勾了一样痛快！
（三）
1967年初，刘少奇被彻底打倒，我们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夺了印，掌了权。孙李二个是学校里最早起来跟当权派斗，起来“造反”的人，这时成了红卫兵头头之一。但他俩书生气太足，不会搞“权术”，很快就大权旁落。真正发号施令，掌权执印的是另外的几个很会“玩权”的高三学生。
这里插几句题外话，我一直在想，“权术”对某些人是不是一种天生的本领？因为有些人好象天生骨子里就很懂权势，也会“玩权”，他们对权力“趋之若鹜，如蝇见血”。但世上确实也有很多人对所谓的“权贵之人”就是天生厌恶，鄙视，唯恐避之而不及。当时班里有一个几年来都默默无闻，功课读得一榻糊涂的人，但此人“玩权”绝对是一把高手，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当上了学校红卫兵掌握实权的头头之一，不过我们还是能感到他是那种处处“耍心机”的人。后来他参了军，复员后，没有几年就做了一个很大“国企”的党委书记。但既然是“弄权”之人，伪装之下必有其不可告人的丑恶私心，很早就倒在了贪腐之上。他眼看自已多年的苦心经营就要灰飞烟灭，就选择了自杀，心狠手辣，毫无人性的他，竟把自已老婆和花季女儿也拽上，一家三口死了。十年文革，中国各地不知道成就了多少这类“野心家”，贪官污吏和权贵！
造反后，孙李俩人是“翻了身”，但学校里那些“牛鬼蛇神”们还是被关在“牛棚”里，那时候叫做“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不管谁掌权，他们总归是“鱼肉”，是奴隶是贱人，任人宰割，肆意凌辱，毛从来就对知识分子耿耿于怀，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要放过这些人。
那掌权后的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有没有发生矛盾内斗？肯定是有的，但我们那所中学里不严重，像孙李他们这些人都清楚，高三学生不会在学校里待多久，人一走，茶就凉，还有什么“权”不“权”的？不值得为了这些事再玩命。这和几个月前的拼命“造反”不一样，当初如果不造反，不把党支部和“老保”们赶下台，自己即使不被整成“反党分子”，至少也要带着“黑档案材料”离校，那就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了。
不打内战，就没什么事干了，孙李他们一帮人也都“逍遥”起来，我平时隔三差五去一次学校，和孙李他们几个一起打打球，玩玩扑克，发发牢骚吹吹牛。那时候形势已经非常清楚，大学是肯定不会再办，读书无望，工作也没有，看不到任何前途，我们都是二十岁的人，身边没有一文钱，你说，怎能不发牢骚？那低年级的人在干什么？我跟他们没什么交往，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他们有些人常常晚上到马路上去抓流氓阿飞来打，上海话叫这些男女是“木壳和拉三”。其实是天气暖和了，有些骚叽叽的男女青年一起在马路上晃悠，调调情而已。诺大的上海，那年代没什么店可逛，也没有任何娱乐场所可去，家里又挤得螺蛳壳一样，你叫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怎么办？但学校的红卫兵看了不顺眼，不分青红皂白抓来，胖揍一顿，名曰整顿社会风气，其实是学校里的学生大家吃饱了饭没事干，找找刺激。
到了1967年夏，和全国一样，上海工人造反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倒是闹大了，工人造反和学生造反开始是差不多的事，先把“保皇派”的“上海赤卫队”打垮了，但后来的走势就不一样，造反派内斗激烈，因为大家都要争权夺利。工人们要在一个单位里待下去，是一辈子的事，争到权，就是“刀俎”，争不到，淪为“魚肉”。几次三番的政治运动让再傻的人也明白“权力就是命根子”这样的道理，当时报纸上满篇都是这样的口号：“夺权，夺权，一切为了夺权”，你叫他们怎能不玩命！一个国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立国，随后还是靠这个理念来治国，只能是这样斗来斗去过日子了。
然而，这样的内斗直接导致的后果是生产极不正常。如果是上海毛巾厂，袜子厂之类的厂家生产不正常也罢了，但运输部门不正常就是大问题。上海是要靠外地的物资运进来才能活下去的城市，海港码头，内河航运，铁路运输出问题，上海就是“死蟹一只”！当时最要命的是，连外輪来了也没人卸货，“方海珍”和她的那些海港码头工人们不知道“野”到哪儿去了？误了人家外輪的船期，就要真金白银去赔人家，国家没有多少硬通货可赔，总理那时候是真急了，催上海方面一定要解决。但中国社会最革命的阶级，被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为国家担忧了吗？别天真了！这些人在外面整天“造反闹革命”，厂里的工资一分钱不会少拿，但干活没有人能叫得动他们，于是有人就只好想起了我们这批“咸得胆疼”的高三学生。
我们这批穷学生，也算是临危受命，有些去了海港（黄浦江）码头，或苏州河（内河）码头，有些人跑内河航运，我们学校的一部分人，包括孙，李，我，就去了铁路上干活。我们从扛包子干起，后来又转到了铁路上专管修车的車辆段。車辆段位于现在的上海火车站位置，那时这块地方叫东站，老火車站叫北站，北站离东站约走十来分钟路。进厂后，我学的是铆工，是最粗笨的工种。李是輪軸工，管輪子煞車这类事情。孙做钳工，可以悄悄地干些私活，比如他上班后没几天就给我们每人做了个美女样子开啤酒瓶的不锈钢启子，栓在钥匙圈上，当时属非常时髦的东西。不久又做一套三把的火车钥匙，有了这三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所有火車上的门，包括常常停在我们车间外的支线上，给首长们专用的豪华车厢。我们几个曾经多次偷偷地打开豪华车厢的门，就穿着浑身油腻的工作服，在首长们“日理万机”的丝绒沙发，“席梦思”上也去滚几滚，这叫做“过一把当年湖南农民痞子运动的瘾”！
还得提一句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中不知道是哪几只乌龟王八蛋，给我们定的工资是每月12块钱。长久以来，上海国营工厂里学徒工的工资起码都是18块，这几只王八蛋乘我们之危，硬扣我们6块血汗钱，什么鸟玩意儿！
但活还得去干，人总得吃饭，12 块钱面前也只能弯腰低头，不干的话，连12块也没有。
铁路上的活又脏又累，好在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也扛得下来。这段日子今天回忆起来还是有很多乐趣。比如，段里常常要停下工来开大会，传达什么什么的，这和我们学生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可以乘机跑开。出了車间就是铁路路軌，沿路轨走十来分钟到北站，然后看见哪列火车要离站了，就跳上去再说，根本不问这趟列车是去哪儿的。坐在飞驰的列车上，不知道要开去哪里，孙说这叫体验“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他说这是个什么什么名人的话。
孙李俩人政治上比我成熟得多，但他俩的家庭都淳朴，不大了解上海滩上的另一类生活，我则多少还接触些。离开了学校，孙李他们当然也是想要领领这种“市面”的。于是我就带他们去红房子吃法式西餐，跟他们说从盘子里喝洋汤，那把勺子不能象猪八戒扒土圪瘩那样往里抠，而要像林慧卿郑敏之反手削球般的优雅，打出一个个“奶油薄蛋”球似地往外推勺子。我也带他们去上海咖啡馆里喝咖啡，我们一边装模作样摆出“腔调”，慢吞吞地一口口嘬着瓷杯里的咖啡，一边琢磨柜台上那架非常奇特，有很多玻璃管道，结构看起来很复杂的煮咖啡的装置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李从来就是个不安份的人，有一天铁路段里没什么事，他就表情怪怪地叫我们去他家喝茶。他家进门后有个小客堂，客堂后是一个房间，再往里面就是灶间了。我们刚在客堂坐下，他就往后面的灶间喊道：“上茶”！不一会儿功夫，随着一阵脚步声，端着茶盘出来的，竟然是我们班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在铁路上干活的时候，孙，李和我亲密无间，天天混在一起，但我和孙都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就悄悄地把这个女生“花”到了手。由于完全没有料到这种突然发生的事，我俩顿时就尴尬得话也不会说了。倒是那女生笑嘻嘻，大大方方地把茶杯给我们一一端上，然后说，你们先喝茶，我给你们下几个汤圆去，转身又去了厨房。她走后，孙才结巴结巴地挤出一句话来：“你小子金屋藏娇啊！”李却笃悠悠，一脸假诚恳，虚谦卑地说：“哪里是阿娇，就是粗使丫头，使唤丫头一个，准备日后收房的”。一派棺材囊子老财主的口气，你说这小子那得瑟劲儿！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只是在我们面前充充大爷模样，背底下，谁知道这小子如何奴颜婢膝讨好巴结他女朋友呢！
1968年6月，毛发出＂屯垦戍边＂的号召，我们被统统招回学校重新分配，回校的时候，学校的分配小组早已成立，当年的班主任就是小组的领导人之一，我们高三学生离校一年，学校的领导班子结构早就不是造反当初那样了。
新的分配方案是45％留城进厂，45％去崇明或黄山大丰的国营农场，10％去黑龙江軍垦农场，去黑龙江是自愿报名，对家庭出身有一定的要求。
我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分配去崇明，也就不做任何想要留在上海城里的痴心夢想。一天，李和我说，他已経联系了几个哥们，他们会贴出一份决心书，准备去黑龙江。他愤愤地说，：“高三年级里那些个过去红得发紫的学生党员，团干部们，一向趾高气昂，标榜自已如何革命，但平日里放空炮谁不会啊？到了这种关键时候却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拼命想办法，说好话，走门路要留城了！这次我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是真革命”！我能理解他的决定，他不是那种随便可以低下头的人。我问他，你女朋友也会跟你一块儿走吗？他说那是当然的了，但他也非常沮丧地告诉我，女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女儿跟他去黑龙江。我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谁会让自家女儿跟你这样野歪歪（不靠谱的意思）的男人走那么远啊？
二天后，一份豪气冲天的大红决心书就贴在学校大门口上，李和他女朋友的签名排在最前列。
1968年8月9日，李和他女朋友出发去黑龙江密山，这也可能是文革后上海第一批出发上山下乡的知青吧，我和孙一起去火车站给他俩送行。女的家里果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她真的是什么行李也没有，只有农场发的那几样最简单的东西。我没有敢去问，不知道这次她铁了心要跟着李去黑龙江，究竟和自己家里冲突到了什么地步？站台上铃声响了，催出发的人上車，在广播喇叭刺耳的音乐声和站台上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里，我们几个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一会儿，大家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列车走了，我知道，我的中学时代真结束了。几天后，我去了崇明岛上的农场，孙因为身体不好的理由，被分进了上海的一家厂。
1974年还是75年冬，李和他女朋友回上海结婚，我们相隔6，7年后再聚。吃喜酒那天，喝的是李从黑龙江带回来的北大荒烧酒，60多度。我们都醉了，又是哭又是笑的，说了些什么，全让那酒搅得混乱不堪，理不清了。我唯一还记得住的是，我问李入党了没有，他当然牛气十足，说那还用问？他老婆却在一旁不屑，跟我说，他这种人，嘴巴没拉錬，尽捅瘘子，不帮着他，哪里入得了？我听出话来，是他老婆先入的党。这时李的弟弟插话，说嫂子是连队的付指导员，那是党支部付书记的职位。我嘲笑李，说你闹了半天，还是故技重演，走老路子，靠裙带吃软饭啊！他生气，醉醺醺，脸红脖子粗地说，他是凭自已立了什么功才入了党。孙出来打园场，说我们几个今后就是烧成灰，彼此也认得，就别在我们面前装什么英雄好汉了，但又说李不管怎么，还是做到了不入团直接入党的诺言。我们几个说来说去，又绕到高中时代的那些破事儿里去了。
1977年，我在上海考上大学，李从黑龙江农场考上了东北的一个大学，他老婆半年后也考上，是78届，进了和李同一所大学。孙那时大概做了个小干部，马放南山，不考了。李读的仍是哲学之类，我却没能读航空。那时候我和李偶而还通个信，有一次他在信中跟我抱怨，说他住男生宿舍，老婆住女生宿舍，平日里“望梅而不止渴”，“可见而不可及”，这叫什么世道！
我毕业后不久出国，在美国读书，生存，对我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几次搬家，奔波，就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络。我们再见面已经是新世纪，分开了有二十多年，我这才知道，李后来又读了研，加入了军方工作，现在已是职位挺高的文职軍人。他老婆做了一个中学的校长还是什么领导，家安在上海边上的一个城市，他们是开车来上海看我。孙当年没上大学，吃亏吃大了！改革浪潮一来，连很多高官都要去混个什么博士硕士头衔来糊弄人，他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就被“拍”上了岸。不过他毕竟聪明能干，也有他的活路，倒腾这个那个，日子过得也挺不错。
现在我们三个都已退休，不知道李是因为部队的身份还是级别高的原因，被不准参加微信之类的游戏，我平时也只能联系孙和其他的同学朋友，同学圈里都称李是将军。
随李去罢，他自己要做什么“刀俎”！不过这小子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我算什么？算是“魚肉”还是不算？老了，每天能平静地吃上一碗泡饭，相比我父母那一代人的遭遇，又是战争，又是没完没了，整人糟践人的大小“运动”，我这辈子己经够幸福，于是也不去想这些弄得脑仁疼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