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是俄语中“我的”的读音﹐娜塔莎是一个最普通的苏联女孩的名字。1961年，我在上海读初中二的时候﹐开始跟一个家住在乌克兰基辅市，名叫娜塔莎的苏联女孩通信。
那时候﹐尽管中苏的高层领导间已经严重分裂﹐但这种属于上层的机密好象还没有在民众间正式公开，这个大概叫做“中苏同龄中学生友好通信”的活动﹐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中苏民间交流一样﹐还在蓬勃地发展：年轻人早就开始学俄语﹐唱苏联歌曲，电影院里放的都是苏联电影﹐图书馆书店里有大量的苏联书籍﹐苏联的顶级芭蕾舞团和大马戏团都纷纷被邀请来中国访问演出。我也因此第一次看芭蕾舞“天鹅湖”，记得那是在上海一个叫“文化广场”的很大的剧场里，当时跳白天鹅的，是苏联最有名的功勋演员乌兰诺娃。这样的氛围下，和一个同龄的苏联学生通信，无论是对枯燥无味的外语学习来说﹐还是从培养两国青年一代间的理解和友谊而言﹐都是一件很有兴趣，也很有意义的事。
刚开始通信的时候﹐我才学了一点点俄语﹐所以读娜塔莎的来信和给她写回信﹐都还要俄语老师来帮忙。我们通信的内容非常简单﹐无非是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或学校里的活动，还有自已生活城市的情况。我们也交换一些小小的纪念品﹐比如明信片﹐邮票﹐纪念章之类，甚至是曾经戴过的，签上了自已名字的红领巾。我曾有两方红领巾，一方是布质的，小学时每天戴，另一方是绸质的，只在重要场合时才戴，那方绸质的红领巾，我后来就寄给了娜塔莎。娜塔莎曾寄给我两枚大约有一美分硬币大小的列宁头像纪念章﹐我很喜欢﹐一直仔细地保存着。
到了高中﹐我基本弄清楚了俄语的语法规则，学习俄语就轻松多了。初中刚开始学俄语时，我真被它的语法弄得晕头转向：俄语的名词分阴，阳，中三个性，还有六个格，每个格的词尾要有不同的变化，来代表不同的意思。动词要随六个不同的称谓来变化，即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当然还有其他的种种规矩。但一旦弄懂了这些规则，就好办多了，主要就是背单词了，而俄语的单词一旦记住，就写得出来，没有象英语里拼写（Spelling）这类的头疼问题。
我给娜塔莎写的信，最多就是用的词不当而已，但意思还是能表达的。她给我的信中，如有我不识的字，一翻字典，也不会不懂。于是，我与娜塔莎之间通信，就不再需要老师这根拐杖了。
这样，我们通信时谈论的内容也就丰富多了。我们开始谈论电影﹐诗歌﹐小说。有一次﹐我看了一部叫做“青年时代”的苏联电影﹐故事讲一个也叫娜塔莎的姑娘﹐住在一个离大城市 (可能就是基辅﹐就暂且把它叫基辅吧) 不太远的小镇。她非常喜欢演戏﹐一心想报考基辅的艺术大学。有一天﹐她正有演出﹐幕间休息时﹐一个同伴问她﹐考基辅艺术大学的报名明天就截止了﹐你怎么还没去呢﹖她一听急了﹐妆也不卸﹐就直奔火车站。但当天去基辅的最后一班火车马上就要开了﹐火车站看门的老头当然不让她进去。她于是翻墙进了站台﹐在一个同样没票﹐但也要赶着去基辅的男孩的帮助下﹐他们两个爬上了火车顶﹐偷搭着这班车去基辅。
在火车顶上﹐她知道那男孩叫阿列克塞﹐也是去基辅报考艺术大学的。娜塔莎因为自己刚刚在戏中演一个街头顽皮小男孩﹐身穿宽夹克﹐头戴鸭舌帽﹐所以就谎称自己叫阿辽沙﹐是去基辅看望也在报考艺术大学的姐姐娜塔莎。在火车顶上﹐他们俩成了“铁哥”们。分手前﹐“阿辽沙”给了阿列克塞自己在基辅的地址﹐让阿列克塞在办完事后去找他。
几天后﹐阿列克塞果真按着地址找来了﹐开门的是穿着连衣裙﹐美丽高贵，却一脸冷若冰霜的娜塔莎。阿列克塞听着娜塔莎数落“弟弟阿辽沙”不学好样﹐整天跟一帮坏蛋混一块儿玩﹐硬着头皮坐了一会﹐终于只能尴尬告辞。阿列克塞走后﹐娜塔莎高兴地跳了起来﹐立即换上了阿辽沙的道具服装﹐一蹦一癫地在街角兜住了阿列克塞﹐又说了一通“姐姐娜塔莎”的很多坏话﹐于是两个好朋友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下午。就这样﹐老实忠厚的阿列克塞被“阿辽沙”和娜塔莎“姐弟”两个耍弄﹐编出了许多令人捧腹好笑的故事。直到有一天﹐“阿辽沙”玩得太疯了﹐累极便睡着了﹐“他”的鸭舌帽掉了下来﹐露出了一头如泻的长发。
我写信给娜塔莎﹐说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同时也央求她帮我弄到电影中的主题插曲。那是一首叫做“母亲”的无比抒情和优美的歌。在电影中﹐由阿列克塞至少唱过两次。一次就是在火车顶上﹐另一次是他在艺术大学考试时的即时表演。我当时很想学会唱这首歌﹐因为在我们的同学中﹐用俄语唱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这些歌已经不稀奇了。我想我如果能用俄语唱这样一首新歌﹐那该是一件很前卫和很光耀的事。
娜塔莎的回信果然寄来了俄语歌词和歌谱﹐她说她也很喜欢那个电影﹐当然，也因为她自已就是娜塔莎。信末﹐她写道﹐她一直想给我取一个俄国名字﹐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最可爱的﹕阿列克塞。“你喜欢吗﹖”她问我。
那年我十七岁﹐捧着娜塔莎那特有的紫色墨水笔迹的信发呆﹐信纸上带有的淡淡香味让我眩晕。晕完后﹐我清醒了。我写信告诉娜塔莎﹐我名字中那三个字的含义﹕一个是代表我的家族，另一个是我的辈分﹐我的兄弟姐妹都用同一个字﹐就象俄国人姓名里都带有自已父亲的名字一样，只有那个“Xiang”﹐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名字﹐我非常珍爱这个名字。
娜塔莎的下一封回信很快来了﹐开头就称道﹕玛雅Axiang。在“xiang”的俄语拼音之前加了一个“A”﹐俄语中发“阿”音。我不太知道这个“阿”字在俄语中的真正含义﹐但好象很多俄国名字中都带着这个“阿”字﹐想来应该是含有好的意思。娜塔莎过去信中称谓我，是用“您”字(俄语第二人称复数)﹐从这封信起﹐也改成了“你”字(第二人称单数)。于是我在我的回信中﹐也开始称她为“玛雅娜塔莎”﹐并也以“你”来相称。我好象听说过，在俄语里，一般只有非常亲近的人才用“你”来互相称呼，男女青年，从“您”改用“你”互称，常常含有更微妙的意思。
娜塔莎很喜欢诗﹐她的信中总会有一两句诗出现。有时她说出作者﹐有时也不说。俄国人对诗人的崇拜﹐可能不亚于古代的中国人。俄语确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尤其是俄语诗﹐夹杂着柔软的卷舌音﹐读起来那种节奏简直是美极了。我也很想写些中文的古诗给她﹐但我实在没有那个水平﹐能把中国古诗翻译成俄语﹐那时也找不到有现成翻译好的资料书。我最多只能告诉她﹐在中国，从古至今，诗人在人们的心目里，都有很高的地位﹐哪怕是对外国的诗人，象俄国的普希金和印度的泰戈尔。在上海的一个很安静的街心花园里﹐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有了一座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铜像。
有一次我问她﹐我说中国人认为诗是学问和良心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很崇敬诗人﹐那你们苏联人是为了什么呢﹖娜塔莎回信写道﹕“一个没有诗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一个没有诗的年代是走向死亡的年代。”很多年后﹐我还一直记得这句话。我现在看一些网络杂志或文学刊物﹐还常常以里面有没有诗的出现﹐不管是我读得懂的诗还是读不懂的那种﹐来作为我喜欢或不喜欢的选择标准。我一直以为，一群喜欢读书的人里面，没有几个诗人，难以想象，尽管我自已不会写诗，也不怎么懂诗。
1964年﹐我开始读高中二﹐俄语也学得更多了﹐课外开始慢慢阅读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俄文原版作品中的片断。但那时中苏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劣，意识形态之间的分裂也渐渐公开了。我和我的同学都相信﹐我国之所以有三年的最困难时期﹐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逼债。我开始对苏联的一切有了一种怀疑﹐但我还是非常喜欢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一段时间，我读了屠格涅夫﹐契科夫﹑托尔斯泰的经典翻译作品，还读了其他很多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等等。记得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看了一部我至今还认为是最美丽的电影﹕“红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家住在海边小村，名叫阿索丽的女孩﹐在她大约六﹑七岁时﹐一天下雨后﹐她用纸折了个小船﹐放在门前的小溪里漂流﹐阿索丽就在岸边跟着小船走。走到一个小树林里﹐她遇见了一个长胡子的老人。她好像帮了那个老人一个小忙﹐临别时﹐老人祝福她说﹕“善良美丽的阿索丽啊﹐你长大后的有一天﹐一艘挂着红帆的大船会从海岬的后面出现﹐向你驶来。那时金色的阳光照耀在海面上﹐空气里弥蔓着优美的音乐﹐船上是一个英俊的王子﹐你是他的新娘﹐你们将永远过着幸福的日子。”
阿索丽长大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海边的岩石上去眺望远处的海岬﹐等待她的红帆船。村子里的人们都叹息﹕有谁见过挂着红帆的船吗﹖怎么会有红帆船呢？
故事的另一端﹐是一个俄罗斯大公的儿子﹐他非常讨厌家里枯燥的生活和烦琐的宫廷礼节﹐终于决定放弃一切荣华富贵﹐离家出走﹐要到外面的世界靠自己的能力而生活。他在经历了无数磨难后﹐终于当上了一艘船的船长。一天﹐他们的船来到了阿索丽住的海边小村﹐这个过去的王子爱上了阿索丽。当他知道了阿索丽的故事后﹐便去买来了两千公尺的红布做成红帆﹐当然，他的水手朋友们都是乐队的成员。
一天﹐阿索丽又象往常来到了海边﹐忽然﹐阳光下金色的海岬后面﹐她看到蔚蓝的海面上出现了一条红帆船。很快﹐小村子里的人们都听说海上出现了红帆船，也都纷纷聚集到了海边﹐看这一个神话如何真地出现了﹕海上有一艘红帆船﹐空气里弥蔓着音乐﹐船上有一个英俊的王子 ﹐他为阿索丽而来。
这是我记忆中最美的一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也是我年轻时所有看过的电影中最美丽的两个之一﹐另一个是演英国电影“巴格达窃贼”里的公主。我看了“红帆”的普通译制片以后，还专门去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看了早早场的俄语原版片，（当时上海好象只有那个电影院，每星期天的大清早才放原版片），然后才给娜塔莎写信，叙说我看这部电影的感受﹐我记得我还在信中引用了好几句电影中的俄文原话。
娜塔莎的回信说她很惊奇我居然看了这部电影﹐最后，她在信中问我﹕“你能来苏联留学吗﹖这儿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五﹑六十年代去苏联留学﹐也许是当时一个中学生的最高理想。我读的那所中学﹐是全上海不多的具有寄宿设备的几个学校之一，还住着许多东南亚归国的华侨学生。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中学每年都有好几个名额被送出国。俄语班的学生大部分是去苏联﹐当然也有去当时东欧的一些国家﹐1964年中法建交后﹐好像也有被送去法国的。我的好几位重要的任课老师都曾向我透露﹐他们负有向学校领导推荐这样出国学生的名单，提供参考意见的任务，他们暗示，我是他们的人选之一。1964年﹐出身成份论还刚刚开始露头﹐我当时似乎还没有感到出身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况且，我也不是出身地富反坏右。于是我回信给娜塔莎﹐告诉她，我们学校有留学名额的情况﹐以及我的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我承诺，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个留学名额。
不久﹐娜塔莎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告诉我﹐她会留在基辅上大学﹐希望有一天能在基辅见到我。“中国留学生都是坐火车来基辅的﹐你也坐火车来吧。我的家离火车站不远﹐我每天上下学都经过那里﹐我会来接你的。”她说﹕“请戴一条红领带来吧﹐让我一下子就能看到你。”最后她写道﹕“我感到我成了阿索丽﹐从此每天会去火车站等待我的红领带了。”
但是很快﹐中苏两国的矛盾就完全公开化了﹐我和娜塔莎的通信也越来越困难﹕信件常常无故丢失﹔信在路上要走比原来更长的时间，就是收到时﹐信封也往往残破﹐象是被人拆过似的。我和娜塔莎都清楚地知道﹐不知哪一天﹐这样的通信就会被完全掐断了。
到了冬天﹐我在好久都收不到她的信后﹐终于不得不停止了再给娜塔莎寄信。可是﹐又过了一二个月﹐我忽然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娜塔莎寄来的信。打开一看﹐仍然是我熟悉的紫色墨水笔迹，仍然是我熟悉的那种淡淡的香味﹐但信纸上却只有一首诗和几个大写的字母﹕
爱情﹐
不是月光下的散步﹐
也不是公园长椅上的叹息。
一切都是可能的呀﹕
秋天泥泞的路啊
冬天冰冷的雪﹗
爱情，
就象一支美好的歌﹐
然而歌子
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编好的。
那几个大写的字母﹐只有我才能明白﹐是“娜塔莎每天等她的红领带”这句话中每个单词开头的字母。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当另一对男女主人公列文和吉提在久别重逢时﹐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笔谈交流的。
在这封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娜塔莎的任何消息了。
我把娜塔莎留给我的所有东西﹐都保存在一个旧的铁皮糖果盒子里。文化革命时﹐这个盒子被人打开﹐里面的东西都被撕烂或被烧毁。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几张照片﹐是冲洗成棕色的那种单色照片。有一张是她穿着乌克兰少女的盛装向一个访问她们学校的外国领导人献面包和盐﹐那张照片里的她有着灿烂的笑容。还有一张是她的个人照﹐她的头发大概是栗色的﹐她的眼睛明亮﹐略带忧郁。
一晃，竟是五十年过去了。
我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朋友们去豪华邮论度假﹐回来跟我描述阿拉斯加北国冰川的冷艳﹐新奥尔良南方海底的绮丽﹐这些都不能激起我有朝一日也想去上船的冲动。我唯一想去的地方﹐就是那块以前曾被叫做苏联的土地。我去那里﹐不是响往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也不是想到圣彼得堡涅瓦河边的长堤上去漫步﹐我只是想能够去一次乌克兰基辅市的火车站﹐去了却我的一个心愿。但是﹐在我大病一场以后﹐我知道我大概再也去不成那里了。
一个秋天的下午﹐一个长得高高的中国老头走出了基辅旧城的老火车站大门﹐他似乎已经来过很多次了﹐早已很熟悉这个地方﹐他很快就在火车站外的小广场上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他穿着一身舒适﹑松散的休闲衣服﹐却系着一条与这身衣服不相称的红色领带。走过的人们都不禁要朝这个有点古怪的老头瞟一眼﹐但他却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是瞇着眼睛享受着秋日的阳光。也许是一小时﹐也许是三小时﹐他感到坐够了﹐休息够了﹐于是走回火车站大门﹐消失在人流中间。
这是一个我做过了好多次的白日梦。
玛雅娜塔莎﹐你曾给一个正当多梦年华的中国少年寄去了一个美丽的梦﹐很多很多年后﹐他仍一直很珍惜他在那个梦里得到的名字﹕Axiang。
[后记和说明]：
1， 2003年初稿，曾被收录在朋友的博客里，2014年7月，在乌克兰局势不明的日子里，征得朋友同意，将此文翻出，再稿。
2， 我现在才知道，电影“青年时代”是乌克兰电影，里面那首歌被译成“我亲爱的母亲”，用乌克兰语原唱。我在网上找到，很熟悉，很好听，很感人。联结是：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zMTAxMDg=.html?from=y1.2-1-96.3.1-1.1-1-1-0
文中所谈及的电影里的情节，由于时间太久远，可能会记错有误。
3， 我过去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也没兴趣去弄明白。祝愿我的娜塔莎一家平安幸福，她今年也是67岁了。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一四期（cm140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