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读丁抒写的《阳谋 – 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让我想起我的一个大学老师，洪老师。
八零年下半年，大三，学《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系里让新来的一个老教授给我们上课，就是洪老师。 洪老师看上去六十来岁，中等偏上身材，穿件对襟的中式上衣，像是民国时代的学者。 洪老师讲课认真严谨，几乎没有废话和题外话。 他讲话略带口音，把理论物理说成“你嫩物你”。 讲课时常上气不接下气，脸上常有沧桑和忧郁的表情。
八二年上半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 系里安排我跟着洪老师，做《热力学和统计力学》这门课的助教。 开学后，系里改变了注意，让一个中年老师讲授这门课，说是为了培养年轻师资力量。 同时，系领导让洪老师准备准备《场论》课，下学期给研究生开课。 因为中年老师第一次讲课，系里请洪老师帮忙把把关。 这样，我跟洪老师的接触多了些。 洪老师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课余时，我常去帮他买买煤饼、搬搬家具，做些体力活。 很快，我跟洪老师熟悉了起来，了解了他的一些身世。
洪老师是抗日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毕业生，他说他跟杨振宁是同班同学。 大学毕业后，杨振宁去美国留学，一九五七年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洪老师则在国内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一所大学教书。 大概只教了一两年书，就到了一九四九年。 四九年后，洪老师被暂时借调到一个政法部门工作。 在五六年、五七年引蛇出洞的阳谋中，洪老师不幸中招，成了右派，一九五七年被发放到什么农场之类的地方劳动改造，一改就是二十几年，直到八零年才重新回到大学教书。 那一年，洪老师年近六十，孤身一人，没有老婆，更没有小孩，只有一身的病痛。
洪老师很少讲他自己的身世，特别是他被劳动改造二十多年的事情。 他跟我讲得最多的是做学问，做物理学研究。 他说：“你们年轻人脑子好，要趁机多学些知识，多做些研究工作，争取早出、多出论文。” 我说我留校时，系领导跟我谈过话，要我集中精力教书，不要去做研究，若有其他老师邀请我一起合作做研究，千万不要去；系领导还说，我穿的裤子裤腿太窄、屁股太包，剃的头发太长，为人师表了，要注意影响；还有，系领导叫我不要急着谈恋爱，特别是不要和外地人谈恋爱，否则，到时候调动工作很麻烦的。 当然，我没把后两段说出来。 洪老师听了，说：“真是武大郎开店。。。，大学老师不做研究，还算是大学老师吗？”
洪老师常常跟我讲他对做科学研究的看法，他说，“做科学研究如同炒菜，必须有充足的原材料才行。 比如说炒荤菜，你必须有大块的肉。 有了大块的肉，你想炒肉丝，割下一块，切切丝炒炒；你想炒肉片，割下一块，切切片炒炒。 没有那大块的肉，啥菜也炒不出来。 对理论物理来说，那大块的肉就是《场论》，所以，我们必须把《场论》给结结实实地啃下来。” 在系里或在他家里，常常看见洪老师在啃大部头的英文专著和新近的物理杂志，孜孜不倦，日复一日。 一则为了备课，二则为了准备那“大块的肉”。 洪老师眼睛不好，视网膜剥离，做过手术，所以在看书时不光戴着高度的眼镜，还手拿一枚放大镜，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好努力好认真的样子。 我听了洪老师的话，也试图准备准备那“大块的肉”，但翻开《场论》，看到的是天书，怎么也读不懂。 试了几次，还是放弃了，转而去功读英文和四大力学，准备考托福留学或考国内研究生。
然而，两年半后，我到美国留学，洪老师的《场论》课还是没有开出来。 系里招的理论物理研究生们只好踏着自行车，去邻校听《场论》课。 没有那“大块的肉”，洪老师的理论物理研究自然也就没出什么成果。 申请读美国研究生院的时候，我请洪老师给我写推荐信，他很乐意地答应了，说：“你自己把推荐信写一下，我到时给你签名。 我的英文除了读读文献，听、说、写都是不行的。” 想想也是，一个人在青壮年的时候，被劳动改造二十几年，到了晚年，你怎么叫他把当年学的东西再捡起来？
出国后，我只在第一次回国度假时去看过洪老师。 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和一个中年女子结了婚。 中年女子个子小小的，是个工人，少言寡语，两人看上去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只是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一起。 洪老师看到我挺高兴，跟我说了好多话。 他说他现在连书也不能看了，视网膜又剥离了一次，整天无所事事，好没意思。 他说他这辈子最感欣慰的是教了七七、七八两届学生的《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看到这两届学生都很有出息，他很高兴，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
我觉得一阵悲哀，一个民国时代培养的理论物理学研究生，凤毛麟角一样的学者，对物理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和激情，就是因为某些人的一个阳谋，一辈子的人生、一辈子的事业几乎都被废掉了。 我在想，要是杨振宁当年留在中国念研究生，其命运会是如何？ 再一想，也许洪老师还不算是最悲惨的，当年有几十万、上百万知识分子中了阳谋，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连生命都被彻底废掉了呢？阳谋运动发生快六十年了，那些始作俑者，或者是他们的继承者，起码得出来跟这些受害者道歉一声，那怕只是说声“对不起”吧？
【zk2016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