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刚到美国芝加哥，有一点不习惯，就是缺少“组织”关怀，没人管你；如同从小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一下子放到树林里去，不知所措。 记得那天到系里，填了几张表格，领了办公室钥匙。 完了，问秘书，“下一步我该做什么？” 秘书听了，一脸的惘然，那表情，显然是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后来，有一个民间组织，叫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简称美中友协，找到我们，帮助我们，带我们参加各种活动，给我们初期的留学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时隔二十多年，也还记得一些活动。
- 杰西杰克逊
有一次，美中友协安排我们去美国人家里过周末。 我和另一个学者，被安排在一对老年黑人夫妇家。 其实黑人夫妇并不太老，五十多六十来岁。 但那时觉得他们已经很老了。 黑人夫妇有五个孩子，都已长大离家。 那位黑人先生沉默寡言，跟我们说了几句职业棒球的事，见我们不知所云的表情，就不再说话。 黑人太太很健谈，从五个孩子到八个孙子，从种族歧视到总统选举，滔滔不绝。 可惜我和那学者英语都不怎么样，半蒙半猜，也就听懂个五六分。
黑人太太告诉我们，她在州政府做事，平均工资为每天一百美元。 这句话我们听懂了，并让我们吃惊。 我们暗暗算了一下，黑人太太的收入，是我们生活费的五倍多。 跟我们在国内时的收入相比，那就更可怕了。 黑人太太又讲起总统选举，从罗纳德里根、佐治布什，到沃尔特蒙代尔、婕洛婷弗劳洛，眉飞色舞的。 期间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好象是跟候选人有关。 我就探试性地回答：“是不是杰西杰克逊？” 黑人太太双手一拍，合掌在胸前，激动地说：“对－－－！是杰西杰克逊，我的杰西！ 他应该是我们的总统！”
杰西杰克逊是黑人牧师，当年也参加总统竞选了。 我为什么说得出杰西杰克逊呢？ 因为刚来美国，赶上总统选举，电视上天天转播，所见所闻，对我的冲击太大了，那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也就熟记在脑子里。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绝色美女主持的答辩会（后来才知道，美女叫戴安娜索耶，得过美国小姐之类的头衔，年纪也不止二十多了，但我那时哪里知道呢？），美女对着两个候选人大老爷，厉声厉色，脸上一点笑容没有，并无情地打断大老爷的讲话，说你的时间用完了，该闭嘴了。 我是看得目瞪口呆，这小丫头，胆子也太大了一点，难道就不怕大老爷过两天成了总统，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去，或把你收编为贴身生活秘书？
- 中央民族乐团
一次，中央民族乐团来芝加哥演出，美中友协的人就买了票子，让我们去看。 舞台上，灯光下，民族乐团的女演员个个光鲜美丽，演奏的民乐，也如天籁般让人陶醉。 那时不会追星，不知道那些明星的名字，只记得有胡松华的独唱，他实在太有名了，所以知道。 第二天，美中友协邀请乐团成员和当地民众联欢，在一个公园烤烧烤，也邀请我们去了。 联欢会上，大家玩得很开心，但有二点让我若有失望。 第一，我发现乐团用的乐谱，是简谱而不是那看起来高深的五线谱，且大多数是手抄的。 第二，卸了装的女演员，也不个个光鲜美丽，可以说是长相平平，并不出众。 只有那个弹古筝的女演员，挺漂亮，人也随和，毫无架子地和我们聊天，说她男朋友正在申请到美国留学。 第二年我离开芝加哥转学到另外一所大学，竟又碰到了这位女演员。 那时，她已结婚，先生到这所大学留学，她来伴读。 于是，我们做了挺长一段时间的朋友和邻居。 当然，也在一次次聚会中，欣赏了她出色的古筝表演。
- 邓主任还好吗？
另一个周末，美中友协安排我们参加华人教会的活动，先在一个大礼堂吃自助餐。 吃饭的时候，一个中年华人跟我聊上了天。 他从台湾来美国，已有十多年，在一家公司做事。 当他知道我刚从国内出来，就急急地问我：“邓主任还好吗？”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道邓主任是谁。 见我的反应，中年华人就说：“邓小平主任还好吗？” 原来是指邓小平。 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邓小平的头衔是主任，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好不好。 而听这位中年华人的口气，我是邓小平的贴身秘书似的。 我就回答：“应该挺好的吧。 今年十一搞阅兵，是他主持的，他是军委主席。” 中年华人就连声说“好好好！”接着，他就开始大骂蒋经国和国民党，说江南肯定是蒋经国下令暗杀的。 江南是旅美华人，写过《蒋经国传》，那年被人在美国暗杀了。 接着中年华人又滔滔不绝地讲他在保（护）钓（鱼岛）事件中的事，说国民党打击保钓人士，不是把他们投入大狱，就是把他们赶出台湾，是一帮卖国贼。 看他光说不吃，我就问：“你怎么只吃那么一点点东西？”他说“我正在减肥。” 我一看，他长的不到一米五，瘦瘦小小的，怎么还要减肥呢？ 我就说：“你一点都不胖，为什么要减肥？”他说：“你看不出来啊，我挺胖的，身上都是肉。 你猜猜看，我有几磅？”我说：“应该不到一百磅吧。” 中年华人一听，一脸的不高兴，不再跟我讲话。
- 北京书屋
那时，美中友协有位很热心的华人先生，记得姓郑。 郑先生五十多岁的样子，瘦瘦高高的，挺精神。 他开有一家书屋，在芝加哥北郊的埃文斯顿，叫“北京书屋”，专卖大陆书籍，当时是很特别的。 郑先生自费出过一本书，收集他写的许多短文，讲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我刚到芝加哥，就从其他学者那儿借来看来了，受益不小。 记得有一篇题目叫《两个半华人嫁黑人》，讲华人对黑人有成见，全美国只有两个半华人女孩嫁给黑人。 那半个女孩是怎么回事，我记不得了。 还有一篇，讲他在埃文斯顿开“北京书屋”的事，大概在１９７０年左右，反正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前。 书店开张的头几个月，顾客几乎没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还有各路记者，倒是常常光顾。 郑先生经常参加美中友协的活动，见到人都是满脸笑容的。 言谈中，他不怎么骂国民党，也不刻意吹捧共产党。 有一次聚会，他一展歌喉，唱《阿里山的姑娘》，连唱两遍，唱得热泪盈眶。
一天，美中友协在一个公园搞活动，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华人先生来接我们，记得他是香港人。 临出发，一位漂亮的女学者决定不去了，香港先生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再没有半点热情。把我们六七个人塞进他的小皮卡，一言不发，就走了。小皮卡有个罩子，大家挤坐在里边，黑咕隆冬的。 小皮卡上高速，下高速，走了许多时间，最后停了下来。 我们下车一看，原来是北京书屋。 香港先生说他迷路了，找不到那公园。大家走进书店，只见店面挺小，只有二十来个平方。 除了中文书，还有一些工艺品。 香港先生和郑先生轻轻交谈了几句，就告诉我们，公园就不去了，反正去也迟了。 郑先生掏出钱包，取出二十块钱，交给香港先生。 香港先生就把我们拉倒一家麦当劳，请我们吃中饭。 那时，我们谁也没去过麦当劳，不会点餐，好几个人都点了两个汉堡，一个饮料。 结果，付账时，香港先生又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十块钱来。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