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学鲁迅的《孔乙己》,“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就问老师,“鲁镇的酒店,跟我们城里的,不是一样的吗?” 老师吱唔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故乡小城在浙江中西部,三四十年前,小城的酒店,确实是跟鲁镇的酒店一样的:当街两个厅堂,左边是客堂,右边是店堂。 店堂有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临街的一面做买卖,另一面放卤菜,下面备着热水,天冷时温酒用。 客堂放有四五张八仙桌,是客人喝酒的地方。 客堂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或两个燕子窝,用黄泥一点一点垒成的。 几只燕子飞进飞出,却从不落一点粪便在地上。 傍晚酒店打烊时,燕子会在最后一扇排门装上前,嗖的一声飞进店里。
小城酒店没有正式名字,也许有,却没人用。 大家都叫它“雀门巷口酒店”。 雀门巷是小城的一条古巷,很深很深,铺着青石板,走在上面,会发出咚咚的声响。 酒店的厨房有一扇门开在雀门巷内,大白天,也时常看到一尺多长的老鼠,叼着肉,飞快地从厨房门窜出来,钻到青石板下面去。
我的家就在雀门巷内。 很小的时侯,我喜欢跑到酒店门口看热闹。 酒店有一男一女两个营业员。 男的叫聋子,因为他的听力不太好,女的叫惠芬娘。 两人常年套着蓝色的袖套。 惠芬娘的袖套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仿佛都能闻到上面的肥皂香味。 聋子的袖套,则是油亮油亮的,象是剃头师傅的剃刀布。 惠芬娘长得好看,脸上总是笑咪咪的,来打酒的奶奶,喝酒的老头,都愿意和她聊天。 而聋子,却永远是沉着脸干活。 有时侯,惠芬娘会把手枕在柜台上,伸出头来跟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我害羞,不等她问第三句话,就会兔子般地转进巷内,跑回家去。
我最喜欢看惠芬娘卖卤菜。 刚出锅的猪头肉,去了骨,颤巍巍的趴在青花瓷盘上,红红的,冒着热气,飘着香味。 那来喝酒的,— 没有穿长衫和短衣之分了,都在客堂里坐着喝,— 指一指猪头肉的部位,猪鼻子常常是最受喜欢的,惠芬娘拿刀割下,秤了,在跕板上细细地切成片,排在一个小碟子里。 喝酒的一手拿猪头肉,一手拿烫好的黄酒,度到客堂里作神仙去了。
我也喜欢看聋子开酒坛子。 一坛黄酒卖完了,聋子会度到客堂的一角,哪儿存放着许多酒坛子。 聋子用一个木榔头,把封酒坛的黄泥敲掉,再小心翼翼地把扎在坛口的竹叶子揭开,然后用抹布把坛口仔细擦干净。 做完这些,他就用大嗓门把惠芬娘喊过去抬酒。 黄酒坛子中间粗,两头细,两尺多高,大概能装三十来斤酒。 聋子和惠芬娘各用一只手抓着坛口,抬起酒坛,然后,聋子把他的另一只手搭在惠芬娘的肩上,而惠芬娘的另一只手左右摆着,两人迈着小碎步,象戏台上演戏一样,把酒坛抬到店堂。 平时两人并不怎么说话,而在抬酒的时侯,两人往往都大声交谈着:“哎,这钞票真是不经用,前两天刚刚敲开一张十块头,现在只剩下三块多了。” 惠芬娘会说,“你还好了,小孩少,我们家的钞票更不经用”。
看到这儿,我会飞快地跑回家,告诉奶奶有开坛酒了。 奶奶喜欢开坛酒,说开坛酒最香。 立时奶奶拿出酒瓶,倒出瓶中的剩酒,并数出三角二分钱,让我去打一斤酒。 买回来后,奶奶会仰起脖子喝一大口,然后闭着嘴半天不说话,说是不让跑了酒气。
有一阵子,平静的小城突然乱哄哄起来,哥哥姐姐都不用上学了,有线广播整天喊着文化大革命,街上常有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 闹过一阵之后,小城就揪出了许许多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惠芬娘竟然也是其中一个。 开始有人在酒店门口贴大字报,因为临街的一面是排门,没法贴,大字报就贴在巷内墙上。 再后来,有人做了一块木牌子,六寸长,四寸宽,半寸厚,拧上两个羊眼圈,拿细细的铁丝吊了,让惠芬娘上班时挂在身上。 木牌子上写了红的和黑的字,红的可能是惠芬娘的名字,黑的一定是什么什么“分子”,我那时还不认字。 这木牌子和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挂在惠芬娘身上,惠芬娘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再没有笑意,在店里整天诚惶诚恐的,千方百计把那块木牌藏在左手或右手腋下。 和聋子抬酒坛时,空着的手压着那牌子,再也不敢左右摆来摆去。 然而,在打酒或切猪头肉时,那块牌子就会露出来,惠芬娘就更显得恐慌,不敢拿眼睛看人。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到酒店门口玩,因为大人没事不让我们上街,街上时有武斗。再着,没了惠芬娘好看的笑脸,小城酒店就一点都不好玩了。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