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学鲁迅的《孔乙己》，“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就问老师，“鲁镇的酒店，跟我们城里的，不是一样的吗？” 老师吱唔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故乡小城在浙江中西部，三四十年前，小城的酒店，确实是跟鲁镇的酒店一样的：当街两个厅堂，左边是客堂，右边是店堂。 店堂有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临街的一面做买卖，另一面放卤菜，下面备着热水，天冷时温酒用。 客堂放有四五张八仙桌，是客人喝酒的地方。 客堂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或两个燕子窝，用黄泥一点一点垒成的。 几只燕子飞进飞出，却从不落一点粪便在地上。 傍晚酒店打烊时，燕子会在最后一扇排门装上前，嗖的一声飞进店里。
小城酒店没有正式名字，也许有，却没人用。 大家都叫它“雀门巷口酒店”。 雀门巷是小城的一条古巷，很深很深，铺着青石板，走在上面，会发出咚咚的声响。 酒店的厨房有一扇门开在雀门巷内，大白天，也时常看到一尺多长的老鼠，叼着肉，飞快地从厨房门窜出来，钻到青石板下面去。
我的家就在雀门巷内。 很小的时侯，我喜欢跑到酒店门口看热闹。 酒店有一男一女两个营业员。 男的叫聋子，因为他的听力不太好，女的叫惠芬娘。 两人常年套着蓝色的袖套。 惠芬娘的袖套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仿佛都能闻到上面的肥皂香味。 聋子的袖套，则是油亮油亮的，象是剃头师傅的剃刀布。 惠芬娘长得好看，脸上总是笑咪咪的，来打酒的奶奶，喝酒的老头，都愿意和她聊天。 而聋子，却永远是沉着脸干活。 有时侯，惠芬娘会把手枕在柜台上，伸出头来跟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我害羞，不等她问第三句话，就会兔子般地转进巷内，跑回家去。
我最喜欢看惠芬娘卖卤菜。 刚出锅的猪头肉，去了骨，颤巍巍的趴在青花瓷盘上，红红的，冒着热气，飘着香味。 那来喝酒的，— 没有穿长衫和短衣之分了，都在客堂里坐着喝，— 指一指猪头肉的部位，猪鼻子常常是最受喜欢的，惠芬娘拿刀割下，秤了，在跕板上细细地切成片，排在一个小碟子里。 喝酒的一手拿猪头肉，一手拿烫好的黄酒，度到客堂里作神仙去了。
我也喜欢看聋子开酒坛子。 一坛黄酒卖完了，聋子会度到客堂的一角，哪儿存放着许多酒坛子。 聋子用一个木榔头，把封酒坛的黄泥敲掉，再小心翼翼地把扎在坛口的竹叶子揭开，然后用抹布把坛口仔细擦干净。 做完这些，他就用大嗓门把惠芬娘喊过去抬酒。 黄酒坛子中间粗，两头细，两尺多高，大概能装三十来斤酒。 聋子和惠芬娘各用一只手抓着坛口，抬起酒坛，然后，聋子把他的另一只手搭在惠芬娘的肩上，而惠芬娘的另一只手左右摆着，两人迈着小碎步，象戏台上演戏一样，把酒坛抬到店堂。 平时两人并不怎么说话，而在抬酒的时侯，两人往往都大声交谈着：“哎，这钞票真是不经用，前两天刚刚敲开一张十块头，现在只剩下三块多了。” 惠芬娘会说，“你还好了，小孩少，我们家的钞票更不经用”。
看到这儿，我会飞快地跑回家，告诉奶奶有开坛酒了。 奶奶喜欢开坛酒，说开坛酒最香。 立时奶奶拿出酒瓶，倒出瓶中的剩酒，并数出三角二分钱，让我去打一斤酒。 买回来后，奶奶会仰起脖子喝一大口，然后闭着嘴半天不说话，说是不让跑了酒气。
有一阵子，平静的小城突然乱哄哄起来，哥哥姐姐都不用上学了，有线广播整天喊着文化大革命，街上常有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 闹过一阵之后，小城就揪出了许许多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惠芬娘竟然也是其中一个。 开始有人在酒店门口贴大字报，因为临街的一面是排门，没法贴，大字报就贴在巷内墙上。 再后来，有人做了一块木牌子，六寸长，四寸宽，半寸厚，拧上两个羊眼圈，拿细细的铁丝吊了，让惠芬娘上班时挂在身上。 木牌子上写了红的和黑的字，红的可能是惠芬娘的名字，黑的一定是什么什么“分子”，我那时还不认字。 这木牌子和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挂在惠芬娘身上，惠芬娘就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再没有笑意，在店里整天诚惶诚恐的，千方百计把那块木牌藏在左手或右手腋下。 和聋子抬酒坛时，空着的手压着那牌子，再也不敢左右摆来摆去。 然而，在打酒或切猪头肉时，那块牌子就会露出来，惠芬娘就更显得恐慌，不敢拿眼睛看人。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到酒店门口玩，因为大人没事不让我们上街，街上时有武斗。再着，没了惠芬娘好看的笑脸，小城酒店就一点都不好玩了。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