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平
一
最近，又看了一遍电影《城南旧事》。当英子的爸爸因病去世，英子的童年就嘎然而止，她童稚的目光就不复出现了。 至此，电影也就结束了。
一些在童年少年丧父的人，他们会在父亲去世的一夜之间，结束无忧无虑的童年，长成大人，被命运抛入生活的疾风苦雨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童年终止于襁褓中。
我儿时的记忆底片上没有父亲的影像，既没有父亲挣钱养家，也从没有父亲陪伴成长。小时候，我一次次默默躲开周围同龄女孩与父亲的亲密无间，避免自己产生羡慕妒忌与渴望；长大后，我一回回刻意回避关于父亲的歌曲和电影，因为无法产生共鸣，只令我徒增伤悲。童年的我曾经在心底无比羡慕，周围的女伴们都由她们父亲身贴身的保护手把手的教导在穿城而过的小河里学会了游泳。长大后总有人问，生在江南水乡的你为何不会游泳，没人知道那恰恰触动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每年的父亲节总让我百感交集，有时不经意间望见一位千娇百媚的小女孩趴在或五大三粗或温文尔雅的慈父的肩头，甚至一张类似的图片，总令我泪眼婆娑不能自制。
到我考上大学的1977年，以及两三年后的“右派改正”，在我的家乡，不时有人背后指点，“人家出自书香门第，原来她的爸爸是大学毕业生。”我只能苦笑，对我那“读书人”的父亲，我从不曾记得他的模样他的声音，且不说受他的教导和熏陶。
二
记得曾经在台湾作家席慕容的一篇文章中读到，在上世纪早期战乱连绵不绝，天灾人祸恣肆的年代，她的父母就像遮风挡雨的屋宇，将时代的风风雨雨挡在了家门外，让孩子们依然有一个无忧的童年。
后来在杨绛先生回忆父亲母亲的文章中也读到相似的内容。有那样的父母那样的家庭，是幸运人生的起点。当然，她们的人生，远不止出身家庭的幸运。
在我出生后的那个疾风苦雨贫穷饥饿的年代，我的母亲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才使我们得以生存。母亲背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女儿”，“右派分子老婆”的“红字”，用她150厘米四十多公斤的弱小身躯，以每月50元的微薄工薪抚养着包括外婆在内的六口之家。母亲在外沉默寡言埋头工作，在家轻言细语地和外婆商量，精打细算地计划每一分钱的用途，勉强解决基本的柴米油盐问题，能让这个家撑下去。她白天上班，早晚缝补浆洗操持家务，用手工缝制小至内衣短裤大至蚊帐被子，用廉价的纱线代替毛线为我们编织衣裤。以母亲的傲骨，宁愿衣服补丁迭补丁，宁愿我一个小女孩穿哥哥的旧衣衫，宁愿用两条花手帕为我手缝一件小汗衫，也不让她的孩子穿别人家给的旧衣服。我也从不挑剔，从不向妈妈要新衣服。
那时每学期开学，妈妈总要从工会互助会借款三、四十元为四个孩子交学费，然后每个月从本已很拮据的生活费中抽出五到十元还款。待到基本还清，又是下一个借钱、还钱周期的开始。记得三年级开学第一天，下课后我惴惴不安地走到班主任老师面前小声问：“老师，我能申请减免学费吗？”一贯对我这个当班长的好学生乖孩子慈爱有加的老师，此时面露难色，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回答：“要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才行呢。”又一次提醒我，不忘我家的另类身份。
母亲是独生女儿，我们没有舅舅姨妈，也没见过叔叔姑姑，故而家里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没有人能资助我们一毛钱。我家唯一的亲戚是在乡下被监督劳动的外公，外公因在抗战期间做过七个月乡长而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没有农业劳动能力的外公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偶尔母亲还不得不从牙缝里省出几元来接济他。
我们兄妹从来不向妈妈要零花钱，偶尔妈妈给个五分一毛，谁也舍不得花，等到月底，又会交给外婆买菜。妈妈从来不看电影，单位发的电影票，她会让我们兄妹中的一个悄悄在影院门口退掉，换回一两毛钱交给妈妈。外婆总是在下午提着篮子去买菜，以便买上落市的蔬菜便宜几分钱。
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两个哥哥有着最深刻的饥饿记忆（我年少几岁又因体弱多病食欲不佳，对饥饿的记忆较模糊），闹饥荒粮食定量不足的六十年代初，母亲只能买些最贱价的胡萝卜白菜让家人充饥，头大个子小发育不全体质虚弱就成了正在长大的男孩们永久的烙印。哥哥们早早就开始为母亲分担家庭重担，那些年吃的苦也远比我多。家里没有男人，他们从七八岁开始去井口打水挑水供全家吃用；十三四岁时就设法在暑期打零工，挣几毛钱补贴家用；又走十多里路出城砍柴，只为了家里省几个钱。哥哥们在文革前夜（1965）进入中学，只发过数理化课本各一册，直至1968年初中毕业全体上山下乡。下乡时二哥刚满十五岁，生产队只能让他放牛。
我从文革停课的小学开始，就学着用纱线给家人织袜子，为母亲省几毛钱。后来，妈妈省俭着买了一台缝纫机，我从此学着为全家人做所有衣服，包括后来缝制哥哥的中山装。我的童年少年，没有条件学习琴棋书画，只有无师自通地学会针织缝补。
贫穷人家若有人生病，更是雪上加霜。记得五岁那年我在幼儿园染上了黄疸型肝炎，妈妈带我去看中医，开了十剂中药，我不得不每天端着一碗碗中药汤，含泪吞下去，连下药的糖都没有，更不消说营养品。那些年我和母亲都贫血，常常头晕卧床不起。缺钙让我走路总提不起腿，小学期间甚至中学还经常摔跤，膝盖上的伤疤从未间断过。我们几个孩子能平安长大成人，已是妈妈最大的安慰。但亲手带大我们的外婆却不幸得了膀胱肿瘤，在起病的头几年，外婆瞒着妈妈，从不肯去看病，到终于卧床不起，妈妈送她去医院，她却拒绝手术，不肯让妈妈为她治病而背债。远在乡下的外公因贫病交加而自缢结束了生命，也因而躲过了文革大劫。母亲后半生常垂泪遗憾，自己当年无能照顾父母。
人们通常用“无忧无虑”形容童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里哪怕逢年过节，也不曾有母亲开怀大笑全家欢天喜地的日子；不曾有我童年的某一天发生的某一件幸事乐事，能让快乐冲淡母亲的忧愁在我心里投下的阴影。人们通常认为，小女孩最爱撒娇，但我不记得自己从小到大在辛苦操劳的母亲面前撒过娇。我在学校努力表现，赢回的一张张奖状，只是为了给母亲争气，换来母亲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我们也从不知道什么叫“调皮”和“反叛”，兄妹几个从不敢在外边给母亲惹祸，因为知道我们惹不起。“为母亲争气”是我整个童年少年时期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为母亲分忧”成为我几十年人生的责任和使命。
那些年，母亲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耗尽了心血，也失去了所有的情趣。除了维持我们基本的生存，吃饭穿衣上学，她不曾带我们去过一次图书馆，不曾为我们买过一本课外书或订过一份杂志，我也不曾听过母亲诵读一句诗词，哼唱一声曲调，或为我们讲一个故事。我深知母亲没那个时间和金钱，也没那份心情。文革之初，我开始能读些成人书，知道家中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但立即出现的抄家“破四旧”，母亲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爸爸原先学历史教历史，我也喜欢历史。但我们家再也惹不起祸了。”让哥哥将其搬去当废纸卖了。从我还在襁褓里开始，家人一次次在政治运动中浮沉，家里多次大搬迁大抄家，到我读书识字渴求知识的年代，我家已找不到一本诸如唐诗宋词，童话寓言之类的读物。
母亲88岁那一年我回国探母，一天晚上，见母亲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喃喃自语，我问，您在嘀咕什么呢？她说，我背诵“木兰辞”呢。然后她朗朗地背出了声。我诧异，你什么时候学的？她说，小时候学校学的呀，还都记得。确实，我发现，一些我能诵出的唐诗宋词精句，她常能接下句。原来母亲也会很多诗词，但在那些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日子里，我从未听母亲吟诵过。
2022年我在国内陪高龄94岁的母亲，为了锻炼她的脑力记忆力，我鼓励她唱歌。我发现母亲最爱唱的是京剧唱段《苏三起解》，她还几乎能唱完整。我却从未听过年轻时的母亲唱歌，哪怕低声哼唱。我想，在母亲身上和心里，还有多少在那极度贫穷压抑的二十多年里未曾显露，作为最亲近的女儿也不曾知晓的光亮点呢？
三
与许多朋友比起来，我的读书是“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不但小时候没有好的家庭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后来的许多年里，由于认知的局限，在该读书的年龄却也虚掷了光阴。（这里的“读书”当然指的是读闲书，而非学专业读学位。）
虽说文革使我们整整一代人在成长期遭遇“文化饥荒”，但每人的荒芜程度又各各不同。生长在偏僻小城以及乡下多年的我，在上大学之前的二十余年基本无书可读。本该求知欲最旺盛的整个中学时期，都处于最狂乱的文革阶段，成了我的文化荒漠期。除了小红书上的语录著作与诗词，除了学校课本中寥寥几首简单的诗词，除了两报一刊文章中引用的几句应革命之时之景的诗句，譬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之外，我那些年没读过几首唐诗宋词。除了翻阅过几本残缺不全的旧小说，诸如《红岩》《苦菜花》《青春之歌》等，我也不曾读过几本闲书。当年家无藏书，书店除红书外无书出售（我也买不起），图书馆关闭，我也无幸无缘结识周边任何家有藏书的读书人，这就是当时我的境况。
直到在CND听网友们聊读书，我才知道，哪怕在文革的停课闹革命和上山下乡期间，许多家在大城市的我的同龄人，或因书香之家而家有藏书，或小伙伴们通过地下传递交换，都在阅读中外名著诗词歌赋，吸收各种知识，令我何其羡慕。
最让我感到遗憾和愧疚的是，我的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正值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文学的春天到来，我却也并没有下意识通过读书来增长课堂外的知识，弥补自己过去的缺陷。也许与我的出身有关，我一直没有开阔的眼界和人生的规划，仅止于能上大学而心满意足。那时候，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以为，只有全力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才对得起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而周边的氛围也确实如此，我不曾在宿舍里班级同学里甚至学校图书馆里见到一本别人正在阅读或可供借阅的文学书籍，也很少在宿舍或班级同学的闲聊中听到关于读闲书的议论。当然，大多数当地和外地同学在周末都有丰富的校园外生活，我因自己的局限而孤陋寡闻。顺便说一句，那时我的大学母校学风“很正且严”，校园里不见成双成对的谈恋爱男女，学校也没有社交舞会之类。常听到当年的老师盛赞77级同学的刻苦努力，同学们也为此自豪时，我的心底总有些不以为然，遗憾自已当年的局限刻板单调。
有一年，得知校园内有一个只在周六下午晚上开放的文学杂志阅览室，我于是在每周六下午的实验课后冲过去，抓上一本杂志，匆匆满足一下阅读欲。到晚九点闭馆，哪怕读到最有兴趣的篇章也只得放下，既不允许借出去，下周六再来也不太可能拿到同一本书继续读下去。每个寒暑假，从回家的火车上开始，我随便抓着一本杂志或书籍开读，《十月》《收获》或任何一本知名或不知名的期刊，才略略满足一把我的读书欲。依稀记得那些年读过一些当年应时的作品，包括“伤痕文学”（作者卢新华 ，刘心武，张洁等），刘宾雁徐迟等的报告文学 ，自以为略略感受当年文学的时代脉搏。我从未有一个读书计划，虽然认识到自己缺乏历史地理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一些古典文学诗词和外国文学作品也只闻其名，那个时期也并未下意识有目标地，或怀着浓厚兴趣去寻求相关书籍和知识。因为好奇加仰慕，也多少有些附庸风雅，那些年断断续续囫囵吞枣地读过《红楼梦》等名著的部分章节或全书，和唐诗宋词的一些名篇，但直到许多年后，我才自己拥有这些书籍，得以坐下来抚卷阅读。
也正是后来在CND我才了解到，大学期间，遍布全国许多大学的我的77级同辈人和后生们除学习专业之外，都在广泛阅读。因自己狭窄短浅的见识，又让我错失许多读书的时光和机会。坦白地说，走进CND，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知识和阅历的短浅，看到我和许多网友和写手的差距，也因此这些年常感到如饥似渴。在读书上，CND网友们常给我启示，动力和鞭策。听他人说读过某一本好书，我久闻其名却一直没有读，我会尽快找来一读；听别人介绍刚读过的新书，听起来有趣，我会即刻从图书馆找来或网上买来一阅。虽然东一鳞西一爪，没有系统，也算是开卷有益聊胜于无吧。尽管后来有时间和机会多读几本书，但苦于记忆力大大减退，脑子里并没有存下多少，下起笔来仍感囊中空空，叹惜自己错失了读书的好年华。当下这个年龄段的阅读当然也有些独特的感受，但毕竟精力充沛记忆力强的少年优势不再了。
在学校一路过来，我自以为还算是个“好学生”。到了CND，与来自各学校各专业并有着对文学（或说中国文字）的共同爱好的各路精英大侠一比，我即刻发现自己的遥遥落后。
四
我从未规划过自己的人生，只是随着时代大潮进退，任凭个人命运浮沉。由于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诸多原因，我的人生常常错位。
读书之外的人生，我的青春期同样是贫乏苍白的。记得作家张贤亮曾经说他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人。我想，我们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大多都缺失青春的理想幻想自由选择，甚至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我曾经自嘲，我向来营养和激素都不足，脸上从来没长过什么“青春痘”。
中学时代，正值“上山下乡”一片红，也目送两个哥哥下了乡。除了老师将教材上一点可怜的知识传授给我们，就是大量的体力劳动（挖防空洞，修水库，农田劳动）。没有理想，也没有梦想，所有的思想准备就是毕业后下乡，步哥哥们的后尘。
下乡四年，一方面老老实实劳动做事，心里一直在希望和绝望中摇摆和挣扎，不知将来有无机会，何日何时能够回城就业或读书。这种彷徨和挣扎一直持续到77年高考后得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前夜。
大学和后来的研究生数年，如前所述，因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我基本上让自己的脚步局限于校园，眼睛局限于教科书参考书，循规蹈矩心无杂念目不斜视。那些年的寒暑假，由上海回家的二十余小时车，或从北京回家的三十多小时车程，穿行大半个中国的大小城市乡村，我却从未中途下车去任何地方游览一天半天。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除了天性喜爱上学和读闲书之外，还有任何其它兴趣或能力。
不得不说，因为命运，也因为我先天和后天造成的性格使然，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总为大量繁杂琐碎的家事（小家和原生家庭）所拖累所烦恼，我的学业事业和个人兴趣都大受影响大打折扣。出国后的许多年里，记得只在某些长周末里，我会在带孩子上图书馆时，也为自己随意挑选两三本书，晚上靠在床头翻阅，挑其中能吸引我读下去的一本，有闲暇有心情通宵达旦地读完，次日早上能补个觉，或再去忙洗衣做饭购物等只需动手不动脑的家务。那就是属于我的节假日。
2008年，渡过人生的至暗时期后，劫后余生，我人生出现了转折。因前三年除工作家庭职责外还要照顾应对家中一个重病人的极其艰辛的过程中，反复出入医院各种重症治疗室，目睹了许多病人的不幸不甘挣扎搏命，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它促使我反思自己缺憾多多的人生，决定尽可能为自己做一些事来补偿前半生所失，以减少在疾病和死亡来临时的遗憾与不甘。
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假如人生能够重来。。。”。既然命运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从这里开始，试图重走一段我的人生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弥补我前半生的一些缺憾。而且，从今天开始干起来，不必事事等到退休之后。如果我能在余生尽可能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出自己所希望的价值，那么到生重病或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就能心平气和坦然接受，无悔无憾。
如同放飞的笼鸟槛猿，我感到一身轻松，除了每天上班，除了每年回国探望母亲和不定期到外州看孩子，所有的时间和自由都属于自己。那确实是一个重新探索和发掘自我的过程，才开始发现自己爱吃什么，爱看什么，爱做什么，有什么兴趣爱好和小才艺。我也似乎在重历青春，甚至品味曾经缺失的童年滋味。那一年，我视之为自己开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年头。那之后的十多年，是一个我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过程。
2008年，我参加了当地的周末走山俱乐部，那是一个有着五十年历史一百多名成员的业余俱乐部。每个周末，俱乐部提供几组难易程度不同的走山活动供大家选择，各由富有经验的成员组织和带领，并安排互助地上门接送交通。我参加了许多“一日行”，但最喜爱也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长周末之旅”。通常我会周五早上将行李带到办公室，下午5点一下班，就有队友开车来接上，然后去往某个陌生的村落，海滨或山间，度过一个新奇甚至历险的，疲累然而欢愉的长周末。我们每人只需付少量的费用（通常$100多）用于汽油和住宿成本，就能享用这种由“组织”全程安排照顾的无忧无虑的假日。那些年和队友们一道，在澳洲的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山脉（南山，Mt Kosciuszko, Flinders range 等），河流 (Murray River, 追逐全程), 海滨（太多了，大多人烟罕至）留下脚迹，居住过背包旅店，深山茅屋，荒野帐篷，甚至露天而宿（用床包，swag）。
我曾经感慨，那最初两年里我对这片土地的地理地貌和对当地人的认识，超过过去我在此生活过的二十年。我的队友们都是从小跟随父母走山，对山川的热爱镌刻在基因上，深植于骨髓里，融化在血液中。而我从小是一个营养不良体弱多病的孩子，见风感冒动则气喘，小学中学时体育常常不及格呢。我的走山起步于年过半百，但它对我的后半生影响巨大。那是我人生最值得怀恋的一段光阴。
受走山俱乐部队友们的启发和鼓励，2009年我独行欧洲，以50+的年龄，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了一回背包客，住青年旅店，乘公共交通，迈开双腿自由行。晨昏时光一次次漫步在泰晤士河畔和塞纳河畔，并穿行于河上的每一道桥；用一整天的时间由巴黎圣母院出发，先乘车再沿着塞纳河步行至西北面的巴黎新城；闲逛在马德里街头众多的广场（Ｐｌａｚａ），千姿百态的雕塑和流转不息的喷泉，观赏西班牙男女的别具风情和骑士般的狂野美。我第一次享受了一把说走就走天马行空的恣意旅行，体会了摆脱日常琐碎忘却生活烦恼，全身心闯荡和拥抱世界的乐趣，还交了多个散在世界各地的忘年的朋友。我每每自嘲为那是有生以来“大把挥霍自由“的年代。此行的甜头，让我在其后的十多年里，一次次独行游走欧洲，俄罗斯，新西兰，台湾和一些亚洲城市，以及黄河沿岸城市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青春时代的最大补偿，也成了我此生难忘的记忆。
新冠疫情发生前的两三年（2017 – 2018）我参与了一群志愿者朋友组织的一项“通过教育打破贫困循环”（Breaking the poverty cycle through education）的活动，用资助教育的方式帮助一些边远地区的贫困学生完成求学之路。每年我的同伴们在西澳城市Perth通过各种活动募捐善款，然后我们每年再亲自将这笔有限的善款分送往几个边远乡村的学校，在学校的帮助监督下，将资助款送到每个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的手里（每个小学生800元，中学生1200元），而不是简单地将资助款项交给政府或学校。这能让不多的金钱能有目的有计划地全部用于他（她）的在校学习，帮助他们完成中小学课程，大大减少了这些孩子中途缀学的可能性。 （也见湘平:《为了大山里的孩子们》（2017））。
为了这个目的，2017年我们到达了甘肃省镇原县的乡村，一个比“白鹿原”更为高远贫瘠干旱的塬上高地。2018年，我和同伴们一起搭乘了我人生第一回经历的小型飞机，往返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古族自治县的山村；此外，还在颠簸的山路上驱车数小时到达与贵州相邻的重庆市綦江县山区，见识了真正意义上的“山重庆雾重庆”。那些地区的如饥似渴的贫困学生们，无私奉献的老师和校长，热情而朴实的当地乡民和官员，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这些旅行（也包括2019年的“黄河十年行”）所到之处，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不可能涉足的地方，也远非我个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广度高度与难度，让我从地理和社会层面上见识了更多的中国贫困地区状况，成为我最珍贵的人生经验之一。希望疫情过去之后，这项活动还能继续。
退休后，我在附近小区的“女童子军”（Girls Guide）和一家幼儿园做义工。因为特别喜爱和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去读了一年幼儿教育的网课并取得证书，故而系统了解了作为这个社会的根基的早期教育的理念和要求。三年的灰色疫情期，我和孩子们一起在蓝天白云阳光下嬉笑玩乐，简单愉快地度过。和各种肤色的孩子们在一起，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安抚观察他们恬静地睡觉，抚摸紧贴着他们稚嫩光洁的皮肤，用童稚的语言奶声奶气和他们对话，也专心投入他们的每一个游戏，玩布偶，荡秋千，坐滑滑梯，搭建小铁路，砌建木头房，我心里充满前所未有的单纯的喜欢和快乐。同事们都笑我“比孩子们还专注和投入”。我非常注重与娃娃们的平等交流，成为他们最喜爱的老师（educator）之一。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孩子有着这样的美好童年，我此刻也分享着他们的童年童趣。
多年前儿子上幼儿园期间，自己正为学业生活疲于奔命，只是在早晚卡点将孩子送去接回，只求他安全健康快乐就谢天谢地，并不了解作为这个社会文化根基的早期教育系统，也并不曾有过这种全面的享受和体验。这也是今天我愿意补上的课，它全然不同于照顾一两个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女。我自己童年的缺憾，早年育儿期间的遗憾，都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
当然，人生是条单行道，太多的缺陷遗憾无法补偿，更无法重来。
人生过半，余年可数。回望来路，也许应该为自己庆幸，摔过滚过爬过，但如今还站立着；伤过疼过哭过，现如今还笑对生活。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八九期(cm082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