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平
2020年之前的十多年，已经习惯并享受着说走就走，了无牵挂的出行。那时绝没想到，有一天，回国探母之旅会如此复杂如此艰难如此漫长。始于2020年初的一场 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生活似乎再无可能回到从前。
2020年3月1日，我本该飞回去陪母亲。突发其来的武汉新冠疫情摧毁了这一计划，机票先是延期，进而取消。家人朋友包括母亲都劝告，疫情期间不要轻易出门。原以为等个一年半载，疫情总会过去。没承想，疫情在全球日益扩大，在我所居住的澳大利亚城市也愈演愈烈。
2021年中期，我开始认真考虑，不管疫情如何发展，都要想方设法回国探望陪伴已经进入老年公寓的九旬母亲。特别是2021下半年母亲的一场缠绵的感冒，导致她健康状态日下，两个年届七十的兄长也时常生病住院手术，令人十分不安。然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劝告我，此时不应该出行。有朋友甚至说，你过去经常回去陪你妈，目前情况下，不回去也说得过去呀。但每晚和老妈的视频，时时提醒我回去，虽然老妈和家人都不曾要求我那样做。也许应了我自己过去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事常常是为他人，做人却时时为自己。不那样做，我于心难安。
签证是第一关。2021年9月始，我向中国使领馆咨询。早已知道，疫情以来入华签证大大收紧，目前仅限于所谓“人道签证”，即探望病重病危的直系亲属和奔丧。当时母亲的病情，长期的心血管疾患，加上感冒并发的呼吸道感染，确实可以也应该入院治疗。但一则母亲不肯去，我们也担心当时对新冠病毒的谈虎色变，医院的环境对老母并不一定有益； 二则哥哥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安排上的确有困难，我想自己尽快回去帮助解决。然而，尽管通过电邮一再向领馆提供历年病历，目前的诊断治疗，老年公寓的证明等等，附加二哥的手术住院证明，都在初审阶段就遭拒绝，连递交签证申请的机会都不给。走投无路时，我还给墨尔本总领事写信申诉，但信件还是转回到签证处。在那几个月似乎徒劳的努力中，想着哪怕得到签证之后，还有长达三四周的隔离期，病重的母亲等得及吗？
原本盼望，2020年初北京冬奥会后签证能有所放松，又指望年初香港疫情爆发后，清零政策会有所调整，但一切都没有发生。然而，在我的锲而不舍下，2022年4月初的一天，我终于收到签证处前台工作人员的电邮，允许我马上提供书面申请， 填报和提供所有含十项之多的材料。而且在去签证处递交之前我必须做第一次核酸测定。我喜出望外，大半年的努力，终于迈进了一步。两天之后我得知，领馆打越洋电话向我所提供的母亲所在老年公寓求证，电话接通，却无法通话，彼此听不见。几次尝试不果，领馆人员说，再不行我们就只能放弃你的申请了。我绝望之极，仰天长叹，倘若败在这一步，那就是天意不让我们母女相见了。我于是请求他们改拨公寓董事长的手机号（谢谢董事长的善意），这才又有了转机。也许能迈入这一步的人少之又少，领馆工作人员为我不厌其烦反复通告磋商，进展也算是出人意料的迅速。在递交申请后的一周之内我得到了签证，两个月内入境，最长停留180天。虽然曲曲折折，我还是非常感谢领馆签证处工作人员对我表达的善意和帮助。
其二是机票。我几乎一年前就加入了一个由机票代理商组建的“回国机票微信群”，看着票价似过山车一样飞升。两年前经济舱的往返机票 $650， 如今一张单程回中国机票为$5000 – 8000。曾经从墨尔本飞中国各大城市的航班至少每日三班每周七天，如今每周仅周日一班厦门航空由墨尔本飞厦门的班机，别无选择。当签证申请稍露曙光，我立即定下了5月1日的机票。故而，加上后述层层检测和国内隔离的费用，本次回国的总花费相当过去回国十五次之多。
有了签证和机票，回家的路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乘机前的步步关卡，可谓惊心动魄。
对于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基于自己的专业训练，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此不赘述）。但是，我对自己（我的年龄段）接种疫苗，即不特别忧虑，也无特殊动力，故而迟迟没有行动。我一度考虑回到国内后再注射灭活疫苗，但后来发现，疫苗接种为获得签证之先决条件之一，我只好选择在申请签证前完成两剂辉瑞疫苗的接种。
获得签证和机票的同时，也立即得到一纸信息，集领馆与航空公司对登机前的一系列核酸检测，健康记录和申报的要求 （如图）。简言之，自登机前七天始，至登机前一刻，需要作四至五次（因接种不同疫苗而异）PCR核酸以及抗体和抗原的检测，每次$59 至$120不等，自费。为什么自费？尽管澳大利亚全员无限制公费检测，但因公费检测报告的形式不符合中国使馆要求，一些特定检测单位应中国使领馆要求，建立了对赴华旅客的专门收费检测系统。核酸检测阴性为从墨尔本机场搭乘任何国际航班的必要条件，但以中国航班为“最”，要求检测次数最多最严苛。这曾经令我望而生畏，因为那些条文要求看上去一团乱麻毫无逻辑，而且，倘若任何一次检测结果阳性，三个月内禁止登机，意味着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毁于一旦。从得到签证的那天开始，其后几近一个月时间里，除了出门做测定，我足不出户。比起得病，我更怕“阳”的标签。 后来听我同机的伙伴们说，人人如此，只要家里一人计划乘机回国，这段时间全家都不敢上班上学，以保与病毒绝缘。
感谢机票代理老温和他建立的机票微信群，他提供的服务远多于出售一张张机票。他组建了三大微信群（每群达500人），为有兴趣澳华旅行者咨询和分享信息；再建立了经他购票的每个航班日的飞行群（比如我们的五一群），具体指导和提醒大家的每一个步骤；又有他与每个人的私信，用信息和通话解决个别难题。有这样贴心的指导，让我安心不少。基于5月1日的机票，我从4月23日（行前第7天） 开始在指定的4Cyte 作核酸PCR测定，同时开始每天自行健康记录；4月27日（行前第4天）第二次PCR ；4月30日凌晨前往机场的Histpath做PCR加血清IgM测定，为的是能在几小时内获得检测报告，以便在午前通过网络向航空公司报备，更重要的是，在午夜前向领馆申报得到健康码。5月1日凌晨6点，比起飞时间提前六小时，儿子将我送到机场。先冲去做快速抗原检测，一小时内出结果并打印出报告。
总算在登机前顺利完成并通过所有的检测。在排队check in 行李领登机牌的前后，通过数种二维码进入网络填写各种表格，分别向中国政府，前往城市厦门，所乘厦门航空公司申请报备。同机的乘客绝大多数为中国公民，回国的留学生和因疫情而滞留的探望儿女的父母。许多我这个年龄层的回国父母，子女不得不一路护航，帮助办理这些繁杂的手续。通过长长的check in 等待，一系列的网络填报后，我在登机前找个角落将准备好的两个面包一瓶水（不吃蛋白质）吞下。此行打算在飞机上多睡觉，少吃少喝少上厕所。
登机时，所有乘务人员都身着全副防护装备（“大白”）迎接我们。不过乘客们基本上只带N95口罩。我觉得有了全员阴性为基础，良好的呼吸道防护已经足以。到达我的座位60C, 已经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子坐在那里。原来那是一家人，母女俩带着七岁和一岁的两个女孩，飞往上海。而窗边这一排三个座位中却只有两个属于她们。 我的同辈人的座位在另一侧，她希望我能和她对换座位。我满口答应，那位空姐却好说歹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们登机前已经将座位一一实名报备，以便日后疫情追踪。如此说来，那位外婆只好抱着不肯离身的小女孩前去自己的座位。一路上，外婆抱着孩子转来转去，甚是辛苦。
坐定座位，方才长出一口气，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飞机约12:30起飞，现在的愿望只是安全到达了。航程9.5小时，机上不供餐，每个座位上放着一袋干粮（面包饼干巧克力）和水。我的身体对水的需求量大，如果进食这些干粮，这一程至少要喝五升水，近十小时的飞行中要如厕数次。但我决定这一程少吃少喝，多睡多休息。登机前也已经基本吃饱喝足，我于是将干粮放进了包里。每次口渴，只喝一口水。早已准备好一套audiobook供这次飞行听，故而闭目养神，听听睡睡，有时同身边的母女说说话，倒也轻松。 飞行三分之二航程后，我不饥不渴也不内急，但听从身边年轻妈妈的建议，决定吃点面包上趟厕所，准备应付着陆后很可能极为漫长复杂的程序。
话说我邻座的这一家人，外婆几乎与我同龄，妈妈也许与我儿子同龄或大几岁，这母女俩真是“为母则刚”的明证。听这位妈妈说，整个疫情期间，一家三代四口在墨尔本生活，男人们则在国内工作（也许是“投资移民”的家庭？我没有打听）。在这个关口，她们却决定跨国大搬迁，全家回上海长住。她告诉我，行前如何每天早早开车带全家去机场做核酸检测。我也目睹，她在两边机场推着堆得高高的两大车行李箱包，数量体积十倍于我的（不知她们如何通过check in）；外婆在机舱时抱着孩子忙前忙后，下飞机时胸前兜着孩子两手提着箱包。大女儿菲比与我相邻而坐和我交谈甚欢，当我告诉她我侄女家的女孩儿和她一般大，并看了照片，我们几乎成了忘年交。
飞机于晚7:30准点着陆厦门。大家依序分批出机舱，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我们。然后一道一道地扫码填表验明正身，捅鼻喉测核酸，拍照片留指纹，过边防过海关，说来容易那时难，无数关关卡卡之后，才终于等到专车将我们送去一家隔离旅店，已是近午夜12点。
日东花园大酒店为四星级。还好前台手续不算复杂，除了收费分发房卡，就是一大包核酸自测试剂和相应的资料和报备要求。此刻我已又饿又累又内急，拿了房卡，迫不及待地冲向916房间。旅馆不安排晚餐，只能用家里和机上带来的干粮充饥。先用自带的电热水壶烧开水，泡了一包汤料 。这原本是我过去野营时常用的方便食料，后来每一次出行都会带上几包，以备应急用。原本要痛痛快快洗澡上床休息，等明天来对付那一包核酸资料，想想今天一路已经测了好几次了。没料到，前台紧追不舍来电话，督促我们立即阅读资料，必须马上自测一次并网络报备。如此一番折腾，上床时已是凌晨两点（墨尔本时间4点），从早上5点起床，已经过去23小时。
过去出行只带一件托运行李，此行却带了两件。拿到签证的那一刻，兴奋之下买了许多东西，主要是给母亲哥哥们的食品药品保健品，连Listerine漱口水都扛了一升，外加一些口腔溃疡用的药膏，以应对老妈经常发生的口腔溃疡。其中一些原本可以邮寄，这回也决定自己扛回家。之后六个月隔离与半隔离的时光，我也必须为自己林林总总准备一些日常用品和精神食粮。从早已得知的中国国家和地方的规定，入境后须三周旅馆隔离，外加一周居家隔离，我必须为自己准备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四周的衣食住行， 还要计划在老年公寓陪老母的五个月半隔离生活。少量应急和消闲的食品，大量想做的事情和打发时间用的物品，包括手机手提电脑和一些小电器，笔纸书籍练习本；一些可供健身的小物件包括拉力皮筋跳绳打坐垫等；想想反正不出门不见人，衣物则压缩到了少之又少。传闻国内一些旅客不文明甚至恶劣污染旅店器械，虽然不可全信，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舒坦，还背上了电热烧水壶。
应该说，我对旅馆隔离已有充分思想准备。从考虑回家之始，就知道这是无可避免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个四星级旅馆的双人房最低价格每晚¥495，包括一日三餐（餐费¥100）和所有的检测，不提供室内清洁服务。入住后不可迈出房门，一日三餐送至门口左边的凳子上，自己将生活垃圾摆放在门口右侧的圆盘里。每日两次自测体温经网络扫码申报；两周中前后共七次自行用试剂盒做自动抗原检测并申报；先后六次医务人员到门口采集鼻咽样本做核酸检查，由微信公众号查询结果。最后每人得到健康绿码，供继续旅行用。不能不说，这一套系统有条不紊，快速高效，令人大开眼界。原本得知，在全隔离十天后会转至另一家隔离条件较宽松的低风险酒店再住四天，但由于同一航班（有说同一酒店）发现一例阳性，遂改为连续严格隔离14天。
酒店标准房里有两张床（尺寸在单人床和双人床之间），桌椅，衣柜，沙发椅，茶几，茶柜，电视，冰箱，总之，对我这个人来说，有足够的空间和便利。有时安坐在桌子前，有时窝在沙发里，有时趴在床上，随意舒适。偶然在房间里蹦跳几分钟，因为天热，一天淋浴几次，权当锻炼。两周中除了安排好的几次上门核酸取样，基本不见人，故而不必顾忌什么衣冠形象。封闭在中国的酒店里，既无法像在家时那样时不时钻进菜园果园里伺弄，也不能出门走路锻炼逛街购物，更不可能追踪那些油管上的时事新闻，那就安安心心读书写字吧。但是，写字的成效远不如预期，许多时间耗费在划手机看一些无聊的小视频。
酒店的一日三餐显然比我自己在家的清淡饮食更丰盛，但肉食过多蔬菜水果不足，随着时日，渐渐感觉风味单一，食欲下降。微信群中同一酒店的朋友们在热热闹闹地交换点外卖的信息图片，但我无法用手机网购，少了一番滋味，也少了一些诱惑和麻烦。
尽管每个人都时有小牢骚，却不得不承认，旅店的安排堪称周到。酒店医务人员每天打电话前来询问任何生病的征兆，包括基础病。我想购买一些水果，又因蚊害需要驱蚊，需要清凉油，告知前台或相关部门，都一一得到解决。
最后的几天，我们被告知，15日晚结束两周隔离，可获得福建省绿码，16日可以离开酒店，前往目的地。每人将订购机票火车票的时间告知前台，旅店将提前两小时派车一一送往机场车站。那天早晨交房结账的同时，我们得到一纸“两周隔离期满”的通知（刑满释放的感觉啊），旅店人员将我们一直送入车站。入车站后并不允许自由行动，小红帽帮助搬运行李，并送往特定区域候车，一切有条不紊，居然没有了过去出行乘车的压力。如此一来，我事先对行李多，上火车前是否需要快递或托运等的忧虑都迎刃而解了。
我网购的G5067高铁票，早上9:18上车，下午3.02到达与福建相邻的江西家乡目的地。因为我的目的地仅停站2分钟，为了上下车的方便，我选择了一等车票。车厢人不多，很舒适方便。这条线途经瑞金，井冈山一带，多为山区，列车时速开始时约200公里，后来达到300公里。其中一段长长的隧道，车速居然也在300公里。
相对一道酒店隔离的难友，我的归途要算最近最方便的。一些朋友飞去更远的河北或广东；一些朋友去江浙一带，还需要转车；上海的朋友居然被当地社区告知，暂时不要回去。想起过去我曾经多么羡慕朋友家在上海，从海外一飞即达。
厦门隔离结束前，微信群里的朋友们都联系上了家乡的社区，确定了回家后的隔离要求。没有料到，五月初，我的家乡地级市发现了一例新冠感染者 （一例啊！），随即进行了大面积核酸检测，陆续发现了几例无症状阳性者，官民如临大敌，立即全面封城并进行全员反复检测。在厦门的两周中，我不得不时刻关注家乡的情势，电话联系市和社区的各级抗疫部门，也请家人询问，了解我回到家乡后的具体处置。然而，几乎无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直到启程回家，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列车在宜春停站两分钟，我推着行李，匆忙下车。同时下车的仅三五人，走过空荡荡的出站通道，被路标导向了另一侧，遭遇一群“大白”，按规定出示证件，信件，绿码等等，一一登记。然后两个大白拿着我的护照，让我跟着走，并不告知我去向何方。因为之前家里告知，二哥托朋友安排我去离城十公里的一个温泉旅馆隔离，我以为这是前往乘车点。我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远远地跟在后面（多希望像在国外一样，有人主动助我一臂之力），沿着车站广场走了一大圈，才到达广场外沿河的一间约十平米大小的貌似建筑工地的小门房。里面的一个简易牌子上写着“宜居酒店”，门对着的一面墙是木条钉成，这像个简易工棚，怎么会是酒店呢？有两个人正在等待，一个大白在一张简易桌子后为他们逐一登记。这里无处可坐，几个人站着，加上行李，十分拥挤，而且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酒店大堂被用作工作人员的休息室，只用这个小工棚来接待外来的隔离人员。想到厦门四星级酒店的大堂都对我们全开放，我忍不住发了一句牢骚，“我们也不是从病毒堆里滚爬出来的，都是层层检测下的阴性，怎么连大堂都不让进？”事实上，据工作人员说，这个酒店不曾出现过一例阳性。
自费隔离，对我这种人没有疑义。然而，后来从网络上得知，有的地方让从上海返回的务工人员支付全部旅店隔离费用高达每日500多元，甚至包括床上用品的补偿费用（说是他们使用过的床上用品要全部销毁）。可叹这些人多半为农民工或大学生（许多为草根阶层的子弟），这不是发国难财盘剥弱势群体吗？令人气愤地想，那隔离前后的人呢，接触过的人包括大白呢，是不是也要全部销毁？
工作人员为我登记并收缴费用完毕（这里每日¥200），再给我一张房卡8346。我上楼，通过狭窄昏暗并铺着脏黑发霉地毯的走廊，找到房间打开一看，室内一侧为并列的两张床，另一侧为一张麻将桌。走近窗口，窗外约两米处是一堵高墙，不见天日，必须整日开灯，屋内显得阴暗潮湿肮脏，令人窒息。这牢房般的昏暗，黑社会般的恐怖，我顿时感到十分压抑，连呼吸都困难，无法想象我在这里呆上每天二十四小时，整整七天！不得焦虑抑郁症才怪呢，甚至发生别的什么怪病。
我连忙电话呼叫前台，尽量委婉地说，“入境后我已经酒店隔离两周，我来这里继续隔离。不是像普通旅客那样每天回来住一晚，我必须每天二十四小时关在这里，关七天，这个环境（我克制自己没有说“监狱般的”）已经让我十分焦虑和抑郁，根本无法呆下去。” 我要求给我换到走廊对面的房间，至少通过窗户能见见天日。女前台说，”你已经进了房间，破坏了消毒，别人也不能住了，我无法给你换。“ 我说，我仅仅打开了门，但我至此还戴着口罩，拿着行李站在门口，没有动房间的任何东西。如果说这样就破坏了你的消毒（那个值得怀疑的消毒），那我刚才在前台站了那么久，那个门房你们都不能呆了吗？再说，就算再消毒，也不过是再喷雾一下消毒液。你要没有这个权力，让我和你的上司说吧。”
反复几次电话，双方几乎都重复着同样的话。在我的不懈坚持下，终于有一个男子在电话里对我说，其实我们防疫人员也不清楚旅店房间的位置和情况，你将行李放在走廊上，下来换一个房卡吧。听说他们也不熟悉旅店情况，我迅速在三楼门厅的四周浏览了一下，发现楼层的另一个方向，过道宽敞明亮装饰漂亮，正对门前小河的一排房号为8301至8309。于是我下到前台，告知我希望要那一排的任何一间，我可以多付费。于是我拿到了8303的房卡，房费不变。
打开这间房，我感觉一新，与我在厦门日东花园酒店的房间相当，明亮整洁宽敞，窗外小河流水潺潺，桥梁铁路纵横，景色宜人。我终于安住下来。这里伙食尚可，有的蔬菜还很可口，到底是家乡的味道。家里人也设法送来了水果。已经进入隔离第三周，旅馆狭窄的活动空间，每日极小的活动量，一日三餐成了压力，特别是中晚餐包含一整盒白花花的大米饭，足有四两米之多，每次剩弃大半盒，很有罪恶感。七天里，每天有大白上门取样做核酸检测, 原来的抗原自测也一律改为他们亲自取样测定。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每次采样，大白让我背靠门框而立，无地可退，他们狠狠地用力捅鼻子和咽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令人眼泪汪汪咳嗽不止，不得不大声抗议。
谢天谢地，最后一周的居家隔离，我住在了原先母亲的家中。应居委会的要求，只需每天通过微信报告体温，一周中两次到医院测核酸，并无其它规范。兄嫂每天和我一同做饭进餐，甚至领我出门。我对这样的“居家隔离”并无作弊的罪恶感。从厦门开始，我就对同旅馆隔离的群友说，当下的新冠病毒潜伏期仅一周，除非我在一周内得病，可以算是境外携入或机上感染。如果一周后得病，只能是境内感染，反复核酸取样的交叉感染，从旅馆旅途周边等，任何时间地点都可能染病。然而，从厦门到江西，所到之处几乎没有病例，没有感染源，又何从感染去？
自申请签证之始，离澳之前领馆和航空公司的检测申报，入华之后的的层层检测申报，入关检疫，厦门旅店隔离等等，数据上传，申请绿码，一关一关，十分繁杂，但也算一路顺利。但入赣（江西）前后的网络登记和申报却十分艰涩，甚至求告求助无门，可见内陆省份的落后。离开厦门前，得知要申请“赣通码”，也从微信中找到相关的小程序，却发现无法入门。一条通道要求用国内身份证验码，自然行不通；另一通道也只接受中国身份证 或护照，或港澳台胞证，乃至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永久居留证。总之，我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不得其门而入，自然无法得到绿码。入住当地旅馆以后，每日上门做核酸检测，数据却无法上传网络，只因我没有身份证号，只有外国护照。所有我接触到的人，所有我求助的部门，无人知晓如何解决。入赣之后，我不得不常常携带一纸质核酸报告，直到五个月后，我离境之前，才遇一高人在手机上帮我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尚有一件办得较为完满较为得意的事。因此行的目的就是到养老公寓陪伴老母，我在旅店隔离的后阶段直接联系了如夏园养老公寓的左董事长，那位因领馆为签证打电话求证而间接认识的好心私企官员。 他得知我此行的艰辛，满口答应我在隔离完毕之时，用两次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于5月30号直接入住如夏园陪伴母亲，为我这一归国探母的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路漫漫，应该算是分号（；）吧。
（谨以此文为这次艰难的长旅记上一页流水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