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单三条五号的那些日子 (2014)

走过千山万水，度过年年岁岁。毫不夸张地说，在北京东单三条五号的那段年月，是我人生中最光亮的日子，也是我最经常回味的时光。

一

那年，研究生考试完毕，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期。等待命运裁决，那滋味真不好受。

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所位于一个江南大都市的大专学校。据说是因为部属院校有优先权，同时分来的有一大把77级毕业生，总有七八个吧，大多来自全国重点院校。

报到后才知道，这其实是一所几年前刚由中专升级的专科学校，学生面向全国招生和分配。学校校园之小，学生形容其“划根火柴能跑三圈”。校园内只有新旧三幢两层高的楼房，一幢为宿舍，另两幢为教学楼。

小倒也罢了，更主要的是，学校的管理层，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文化不高的转业兵。学校的管理方式是兵营式的，教师们不上课时，必须坐在办公室读教科书。注意，只读教科书，因为领导们不知，除了教科书，教师还能读什么。教务主任是个早先的国民党兵，后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大学管理干部。他像个幽灵一样整天在楼上楼下游荡，经常会悄悄站在窗外，或走到你背后来监督检查，看你是否在不务正业读别的书。

这样的环境，让新到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呆下去，只有一个念头，走，考研究生离开。但是，那年由于到新单位报到晚，离研究生报考截止日只有很短的几天，我们都错过了报名机会。

次年，大家都早早地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报考研究生。校方对77级毕业生们的不安心很不满意，反复开会研究之后宣布，每人只许报考一次，此后必须安心工作，不得再考。显然他们的考虑是，如果不让你们靠，你们横竖是不安心；让你们考一次，你们也未必考得上。为了顺利达到报考目的，我们宣誓般地表态，只是试一试，若考不上，一定死心塌地与学校共存亡。所以，这唯一的一次考试机会，就是背水一战。考试之后，只能暗暗地在焦虑中等待。

我报考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考试后已过去近两个月，还没有消息。三天前，隔壁教研室报考北京另一研究所的同学得到了复试通知书。我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动身赴京赶考，心里更加忐忑不安。我还有希望吗？

午饭时分，往食堂打饭的路上，楼下教研室的一位青年教师迎面走来，远远对着我招手大叫：“湘平，通知书来了吗？” 我尴尬地摇摇头。来往的几个老师学生的眼光都扫向我。目光里是同情，还是嘲笑?人们显然相信我落榜了。

午休后回到办公室，一眼望见桌上摆着一封信，信封的落款是“北京东单三条5号，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我的心一阵狂跳，是福？是祸?

我急迫地然而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口，取出一页纸。不是打印的通知，竟是手写的信，落款是“王振刚”, 正是我此次报考的导师之一。我急急地读了起来。

王老师的字苍劲狂放，他在信中简单地说，我们所今年的研究生初选工作已经结束。虽然报考人数众多，考生总体水平也比历年高，你已被选上我的研究生。接着，王老师还列出了我的各科成绩。最后，老师说，所里即将发出复试的正式通知，特此先告知，免你心焦。

我一再地抚摸着信封，反复地读着信页上那简单的几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令我仰望的本学科最高学府的大教授，我慕名的导师，居然主动给我一个素不相识的考生写信，而且在这最最关键，我最最焦虑，引颈期盼消息的时刻。老师的好意令我动容，给了我一颗定心丸。我感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确实碰到过一些好老师，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福星。

几天后，我收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大给我的正式复试通知，我立即搭上了北去的列车。

二

从北京站下车，沿着东长安街，轻轻松松步行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东单，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东单三条五号的大门。站在这个简朴而肃穆的学术殿堂的门口，我的心情颇有几分激动。

作为“新中国”长大的这一代，我从小对北京心向往之，却从来没有到过北京。我对京城的历史和街名一无所知，来之前自然颇具悬念，有过多番想象。北京的“条”是否就是“胡同”？那么大名鼎鼎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就坐落在一个小胡同里吗？看来果然如此。胡同不算窄，足有十米左右宽，一里多长，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王府井大街。

我面对的大门，两侧各挂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的长条木牌。顶上是一块小小的蓝底白字的牌子“东单三条5号”，就像所有的居民门牌号码一样，毫不起眼。正对着大门内的十米远处是一幢八层的L型高楼，就是研究所的主楼。大门左侧的一个小红楼，是所里的行政和后勤部门。沿着胡同往西走百十米，东单三条9号，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部。由基础所的院子内也可以通向9号的后院和西头的协和医院大楼。

第二天我如约在所里复试。复试小组由药理室教授金荫昌，王振刚和所里的另一位教授组成。复试的内容关乎一些药理学方面的研究进展，问题不算复杂尖钻，气氛也很轻松随意。后来得知，复试候选人和招生名额是一比一，无人竞争。复试只是召唤候选人前来，看看顺不顺眼。

在我报考之初，这个名额是由金荫昌教授和王振刚教授联合招生。在复试时我被告知，因为金教授已经招了博士生，今后不再带硕士生，故而王教授成为我唯一的导师。金教授要算是中国药理学的鼻祖，王教授也尊称他为“我的老师”，因而金教授成了我的“师爷”。

复试之后，王老师送我出门，在所门口我们站着交谈了一阵。王老师拍着我的肩膀，爽朗而和蔼地说，湘平，你知道吗，考试之后很多考生给我写信，还有个别有来头的人受人之托来问，偏偏没有收到你的信得到你的消息。你怎么连封信都不来？还等我给你去信！面对老师亲切的话语，我异常感动，但只会傻傻地笑，不知如何回答。我出身卑微见识少，只知道在考试之前考试之时要努力，从未想过考试后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握手告别时，王老师说，你和我女儿同岁，考进来不容易，要好好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

毕业前我在母校报考过一次研究生，这回是“二进宫”。象我这样身世背景的人，大学读书的几年，对“研究生”基本无概念，也从未关注过。到毕业前一学期，研究生报考开始时，我好奇地看见一些同学前去报名，原来这么简单。想到当年为考大学的经年等待和种种磨难，突然不甘心放弃这样一次机会，就在报考截至前匆匆报了名，觉得不试试对不起这样的好机会。复习时间短，对付这种考试也没有经验，成绩不理想，同另一位男生并列进入初选。当时校内传闻，后来也得到证实，本院药理学的几位女教授扬言不招女研究生。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人们一向可以公开地表明性别歧视。也怪我考得不够好，最终落选了。那次落选倒激发了我次年报考北京的决心。

医科院的老师们，特别是这些知名的大教授如此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让我立即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后来和协和医大的大学生们熟了，每当提起王老师，他们会说：“王老师说话暖人心呢！”

这首次进京，所到之处热情洋溢温暖如家， 我打心眼里热爱北京喜欢北京人。后来的几年，这种感觉愈加强烈，后悔当初没有报考北京的大学。如是，我将有不同的人生。

三

一两个月后再次进京，就是扛着铺盖卷儿揣着户口本来的。

其实，比起南方城市来，皇城根下的北京，那些年生活还是比较清苦。此前在上海上学武汉工作的那些年，一般早上食堂供应稀饭馒头，中午晚上有米饭也有馒头，但去得晚了就只能买上馒头， 那种据说是美国进口的精粉白馒头。可是，或许我天生有缺陷，馒头面包在我嘴里很难刺激产生唾沫消化液，因此难以润湿下咽，常常需要用汤水灌下去。

初到北京时，粮食的供应分米票面票，每月只有六斤米票，而且很多时候用面票只能买到灰白色比较干硬的粗面馒头。我心里打着小九九，巴巴结结地将这六斤米票均分成三十天，每天只有宝贵的二两。每天早餐和中餐，我打上一两稀饭，将一个干馒头送下去。晚上买不起稀饭，只好用开水将菜兑成汤伴送馒头下肚。米饭是只能望一望咽一咽口水的。固然如此，北京东单三条五号对我的魅力丝毫没减少。

研究生的第一年主要是修课，空余时间就泡在实验室。这才了解到，王老师时任室主任，又是全国药理学会的理事长，繁重的行政事务，加之他开朗开放的个性，他已经基本没时间进实验室了。

当时已经年届七十的金老师却只对科研教学感兴趣。他主持了他门系下所有研究生也包括我参加的一个英文文献学习讨论小组。每周由老师选择一篇英文论文，一人主讲，大家用英文讨论。记得我主讲的那一次，我讲完后问大家: “Can you understand me ?” 金老师指出：“It is better to ask  “ Am I clear ?”

金教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加州大学医学院取得药理学博士学位，是极为严谨的科学家。记得在给医大学生讲授“吗啡类镇痛药”时，金老师说，当年为研究这类药物，曾经自己亲自品尝大麻。他现身说法地告诉学生，象吸烟一样，最初吸大麻的感觉并不好受，兴奋幻觉产生于依赖成瘾之后。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各人”。门里有大大小小的师兄师姐们领着，还有实力雄厚的老一辈科学家研究人员可以请教，自己努力修行吧。

四

国内的研究生体系，像一个大家庭，又似传统的师门。 以老师为中心，弟子们以兄弟姐妹相称，经年朝夕相处，互相帮助扶持，如同一家人。

金老师和王老师早年一直联合招生，因而我们师门这一支根深叶茂藤蔓缠绕。前面几个大师兄师姐大多是实力雄厚的老协和医大毕业生，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第一批学生，后来或出国或在职继续取得博士学位。当大家济济一堂时，个个才华横溢，人人妙语连珠。当然，和我最亲近的还是在五楼同一间实验室的师兄大杨和师妹小单。

师妹小单是大家的小妹妹。我们俩还有另几层亲缘关系，既是老乡，还是大学校友。她虽然只比我低一届，却小我七岁（七岁啊，多半轮呢），这就凸显我下乡期间和大学毕业后蹉跎的时光。年龄的差异造成了我们之间某些方面的“代沟”。

小师妹长得俏丽可人，样子有些像日本演员山口百惠。她和协和医大的大学生年龄相当，因而异常活跃，身影常常出现在大学生舞会，歌咏会，赛诗会上。师妹却又十分懂事，体贴细致。那年毕业留所后我生孩子坐月子，她搭了老远的公交车上门来看我，冰天雪地里敲开我的门，居然双手端着一脸盆水，水里是几条欢游的活鲫鱼！她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说，刚刚在农贸市场好一顿找！

师兄大杨其实是我的同龄人，却有高我三届的老资格。盖因我还在乡下插队时，他却由下乡知青被推荐上了医科院的护校，毕业后分配到室里做了技术员。后来我在上大学呢，人家却以同等学历直接考上了金教授和王教授的研究生。大杨以大跃进的步伐赶在了我前面，现在成了我这个研究生新生的直接解惑授业人，常常手把手教实验技术。

东单三条五号的这幢八层大楼，包括基础医学研究所的所有办公室实验室教室宿舍食堂等等都在楼里，我们研究生足不出户，吃喝拉撒住都在楼上楼下穿梭，晚上多半在实验室看书实验聊天到深夜。师兄常常买来一大包香香的葵花籽，称之为“补脑剂”，让我们边嗑边聊。他自己则一边悠然自得吞云吐雾，一边摇头晃脑津津乐道：“男人不抽烟，活在世上冤；男人不喝酒，枉来世上走。”从师兄的身上，第一次领教了北京爷们的“侃大山”功夫，时常听得我们两个南方妹子大瞪双眼半张着嘴合不拢。

有一天，他正坐在办公桌前侃得起劲，我们站在对面听得出神。突然，在他眼光往门口一扫之时，声音立马低了八度，然后嘎然而止，吊着的二郎腿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板上，手指间燃着的半截烟也掩在了桌底下，随着那烟头的红点坠落在地，他的一只脚无声地踏了上去。这些连贯动作发生在三五秒之内，说时迟，那时快，他已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对着门口恭恭敬敬的叫一声 “金老师”。这时我们才回过神来，跟着转向迈进门的金老头。

除了这一次的＂老鼠见猫＂行为，在我和师妹眼里，师兄够得上大将风度。但最后一次在所里见到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有趣的印象。那天我们室开联欢会送他出国，临结束时，拍好集体照之后，大伙儿起哄，说你大杨英雄好汉不惧内，你敢不敢和室里的每个女孩单独拍一张拿回家？我们室里的俊俏女孩还真不少，研究生大学生实验员，一拨又一拨。大杨很英勇很帅气地一挺胸一挥手，怎么不敢？拍！于是我们一一和大杨合影，女孩坐在前面，大杨立于身后，当年典型的情侣照造型。等拿到照片一看，大杨站在后面那羞答答的样子，让我们直乐。可惜出国时，我那些照片都锁在办公桌抽屉里，没想到后来再也找不回来。

五

去国多年，离开了东单三条五号，离开了室里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同事们，也和当年家人一般的师兄师妹天各一方 –– 大杨去了美国，小单到了加拿大，我来了澳大利亚。

我和师妹后来在开国际会议时见过几面，她那年还访问过我在悉尼的家。在这二十多年里，师妹的聪慧能干努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她成了加国知名的华人女科学家企业家，我常常饶有兴趣地从公共媒体读到她的消息。

我在美国佛州的那年，也与在洛杉矶的师兄联系上了。那一次，我在伊妹儿中告诉他，我不久要飞返澳洲参加一个研究基金的面试，希望返途中在洛杉矶转机时能见见他。屈指数来我们已经十年没见了。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一声，并没有告知具体时间和航班，后来走时也忙得没有顾上。另一方面，也想人家于公于私都很忙，我不想过于郑重其事免得他太当回事。届时我在机场等候转机，给他打个电话试试，他若有空就来机场见一见聊一聊。

没有想到, 师兄却上了心认了真。 他知道我上了路却又没有接到我的确切信息，就打电话到我弗州家中问我母亲, 母亲也说不清楚。无奈之下，他居然在略微估算之后，从公司告假赶到机场，等了几个小时接了好几趟航班。我在机场入关之后，冲向一个公用电话，拨号之际一回头，发现师兄正伸长脖子四处张望在找人。见面后看他的认真劲儿，得知我的疏忽给他添的麻烦，感到十分惭愧和歉意。看我有几个小时的逗留，师兄带我去餐馆吃饭，然后回他家去看他的家人。

和师兄短短几小时的交谈，我们聊彼此这些年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也交换各自了解的老师同学同事的情况。师兄说到的一件事令我多年不忘。他说，咱王老师现在住在加拿大女儿家，我和他常常通电话，得知他的女儿女婿收入不高，家庭负担又比较重，老师手里活钱不多，我就每个月给他寄点儿钱。师兄说得轻言细语平平淡淡，我却异常感动感慨。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每人都还多多少少照顾着自己的父母，但有几人会每月给父母寄钱，何况老师？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兄的作为堪称典范。

最后，师兄将我送到返回机场的大巴，还不由分说非要塞给我二十刀做车费，完全一副兄长风范。

又是好些年过去了。这些年我常想，人生总有诸多缺失和遗憾，但生命中更有许多温暖和感动。点点滴滴，经年累月，在记忆中闪光，在胸膛里发热。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一六期（cm14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