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教授 （之二）(2014)

（《O教授》之一发表于2007）

一

打开O教授的圣诞贺信，最醒目的就是这张喜气洋洋的“祖孙乐”。照片上，老来富态的她笑得像一尊如来佛，乐呵呵地左抱右揽，周边团团环绕着八个外孙儿女。那最大的男孩已经是十七八的小伙了，最小的还在襁褓里。另一张是她和两对女儿女婿的合影。

O教授是我二十多年前读博时的导师，现在她就像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每年都给我寄来这么几张照片。

我对她的女儿们安和苏并不陌生。那年我到O教授实验室读博士时，安和苏正在她们父母任教的这间大学上学，一个读医学院，一个在法学院。暑假中，她们有时到母亲的实验室来刷瓶子挣零花钱。后来，在夏日的校园里，经常看见这两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光着脚丫一阵风地跑过。

O教授的外孙辈我从未见过，但从她每年随圣诞贺信寄来的照片，就像看着他们一个个出生，一年年长大。好些年前就得知，取得法律学位的苏结婚后随夫君去了苏格兰，她暂时放下事业，在家做全职妻子母亲，几年中连生了四个儿子，最后还如愿以偿得到个女儿。照片中高矮有序排列得像一道阶梯的孩子们，就是她那些年的最大业绩。姐姐安则选择了一条先立业后成家的人生道路，她医学院毕业后又锲而不舍地完成了儿科专科训练，再远赴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学成之后归来，已经三十多岁的安才考虑婚姻大事，她后来与一个比她年轻九岁，学业事业也低很多的男孩成婚。此后安也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一对姐妹的经历时常令我感慨，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一个人的人生有许多选择，而女人最终总是选择回归家庭。

从O教授年复一年的圣诞贺卡中，能看见她家室的逐年发达。所以，现在退休居家的老太太麾下也有足足一个班的兵力，光外孙辈就满满一桌。难怪老太太满脸的慈爱与满足。

 

二

当年在Q大，O教授可是以严厉出名，我和实验室的年轻人都深深领教过。说老太太在自己的领地一贯“专制”和“家长制”，一点也不过分。且不论她平时的管头管脚，我数年努力完成博士论文，几年中却不曾有机会发表一篇署名第一的文章。我的文章初稿屡次被她否定，盖因O教授喜欢自己做第一作者，她常将室里数人的研究结果综合成文，以第一作者发表。这纯属她的个人嗜好，其实她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终身教授。由于她的这种习惯，她的一个早年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后也不能独立做科研，只好继续依附于她多年。

当我的奖学金即将到期，论文也进入最后阶段，我的导师却远走欧洲讲学三个月。我利用这段时间，每天十四五个小时泡在图书馆，待在计算机房整理分析数据，作图撰文。我自认为找到了相关的现代理论来支持我的实验数据。此外我还请系里的一位热心的讲师帮我读文稿提意见。还记得这位热心人对我说的一句话: “ 你要加强最后的‘总讨论’部分。要将庞大纷繁的实验结果理顺，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make a whole story) 来说明你的论题，导出你的结论。”我依此修改加强了这部分。这句话对我的科技写作终身受益。

几个月的忙碌，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论文完成，打印出整齐的一本，等O教授回来最后过目拍板。她对我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有些吃惊，显然超出了她的预期。她用怀疑挑剔的眼光匆匆读了一遍。她说：“我不太懂你引用的这个理论，在我看来不够合理，不足以说明问题（does not make sense）。但你奖学金的期限已到，我们只能这样交上去啦。如果评审委员会通不过的话，我也毫不奇怪。我们只好等打回来再修改或重写吧。”

作为我的导师，她在关键时刻不指导我，现在居然在我论文还没上交之前，就断言我通不过？！她的话让我分外沮丧，心里很不服气，颇有几分抱怨几分气愤。我捧着论文，哭丧着脸去找系主任商量，那是一位智慧能干又对我很友善的老教授。系主任抽看了几个章节，认为论据基本合理，表述也清楚，让我不必过分担心，我这才服了一颗定心丸。后来，论文经海内外三个专家教授评审者后顺利通过返回，还得到了不错的评语。所要求的些微修改，我也在一个晚上完成。O教授大喜过望，她表露的欣慰并不亚于我。

毕业后，O教授想留我在她的实验室工作。她似乎有一种狭隘的想法，我是她从中国招来的，是她一手培养的，她不情愿让我为他人，特别是她同领域的竞争者工作。我并不在意为自己的导师工作一段，哪怕工资低廉一些，或工作负荷大一些。但她实验室当时的研究课题和方法手段过于经典传统（我的看法），科研基金申请不利，没有足够经费雇佣我，只能先留我三个月。我不得不找工作，而她是我的当然推荐人。但是，她以为，她给了我工作（三个月！）我还要找工作，她对此很不以为然，自然不支持。我前后几次拿着工作广告与她商量，请她推荐，她要么说，那个实验室是“垃圾”，不值得去；或者说，这个位置要求太高，你还不够资格。最后一次的否定，让我泪流满面忍无可忍。我当着她的面将一纸广告默默地撕碎，不无苦涩地对她说：“O 教授，虽然这几年我从你这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我也在这里丢失了我的自信心！”这话显然对她很冒犯，她生气地说，“那我给你一张书面推荐信，你以后不用找我了！”我最后的离开实属不欢而散，她给我的推荐信当然不会给力。

事实上，她给我的一纸推荐信后来并没有用上。当时，生物学领域各学科发展和渗透日新月异，我们这种经典的药理学显然没有竞争力，于是我想寻求机会到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去工作学习一段，以便将来将一些现代实验技术应用到药理领域。我于是前往几个医学研究所，上一家一家实验室敲门询问，愿意从最低层的试验助理干起。当我应约前去面试时，那位曾经在大学任教授的老板，听我提起O教授而哈哈大笑地说，“你从O 教授那里来呀？如果你能在她手下生存，你到哪都能生存！”当即拍板给了我工作。

一年后，我申请工作回药理学领域。在另一所大学工作面试时，当对方知道我是O教授的学生，却要求我给出除O教授之外的另两名推荐人。见我疑惑不解，她笑笑解释，“O教授肯定不会愿意你来我这里工作，她的推荐可能对你我都不太有利。”

 

三

在博士毕业前后起步艰难的几年里，我对O教授颇有几分怨气。但随着时日我的怨气渐渐消失，我意识到，她的一些作为，只是性格使然，并非跟我（或中国学生）过不去，我不必太在意。按中国的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更愿意常想想老太太曾经给予我的许多帮助。

我是她唯一的海外学生。澳大利亚国家小，科研和工业薄弱，药理业很不景气，在我之后O教授的两个女学生都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放弃了这个领域，或者帮丈夫做小生意，或者在家做主妇。我自知，这些年由于很多个人和家庭因素，我并没有在事业上努力求发展。然而，每次学术会议相遇，老太太见我一直坚守在这个领域，还很有几分为我自豪。

每年圣诞我都给她寄贺卡，但近年她常常先寄来。每次她来我所在城市开会，我都邀请她共餐。饭后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刷卡付账，慈爱而感慨地说，“你还记得吗，你来的第一天，我带你去银行开账户。那时你说连银行卡都没有见过，你看你现在都有自己的信用卡啦。”这一切，我怎么会忘记？

距离产生美，宽容和理解。几十年的交往，她越来越像是一位母亲辈的亲人朋友。同样的事业女性，相同的领域，我们有一份格外的理解和默契。我们象密友一样在饭桌上无所不谈，有些方面，我并不需要向她刻意说明解释什么，她总能理解和谅解我。饭后我开车送她回旅馆，有时她意犹未尽，会坐在车里和我继续聊一两个小时。

有一次，她很真诚地对我说，你在我实验室的那些年，我遇到很多个人的烦恼，没有能指导好照顾好你。由此，她给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其实，那些事当年我多少也听到过一些。

O 教授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读书时和一个澳大利亚男人相遇并相爱。完成学业又成婚后， 她远离故土随丈夫来到了这片南半球大陆。她和丈夫双双为同一所大学的教授，事业有成，又有两个那么出色的女儿，在外人眼里真是幸福完美的一家。

可是，她的丈夫却在某一天因另一个女人而背叛了妻子和婚姻，甚至一度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不知道，O教授那样高傲的心灵，如何承受了那般的屈辱而没有离婚，为了孩子？为了名誉？后来，那个男人又搬了回来，O教授还让女儿买了一束鲜花迎接他的归来。

一些年后，她丈夫不幸得了脑癌。记得那年在加拿大开会我们相遇，后来听人说，她因为丈夫病危而在会议中途匆匆赶回了家。她丈夫是个好学者好教授，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自己已经无法开车的情况下，还常常让妻子送他上办公室，指导学生和科研。

她丈夫从发病到去世的八个月里，时时事事处处都要依赖她，还有里里外外林林总总的繁琐事务，外人无法想象的困境，把她拖累到心力交瘁。她事后对我说，“我真熬不下去了，那时我心里一直祷告，上帝还是早些将他收去，给他安宁吧。”以我自己的经历，我能理解一个癌症病人的扭曲心态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困境，以及O教授心中那永远无法消解的伤痛和阴影。她丈夫去世后，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她将其一分为三，两个女儿都用这份遗产资助买下了住房。父母对儿女也算功德圆满。

讲述完那些久远的故事，老师已经十分平静。然而，我的思绪却难以平息。我一直知道，当今中国乃至整个华人社会，婚姻家庭观念和关系都比较扭曲。这些年，我也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周围许多貌似独立能干的西人女性背后，也有许许多多无奈无助的爱情婚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