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那条小河又在梦里出现。晶莹清亮的水缓缓地流淌，河底的丝丝水草飘飘荡荡。两岸遍开着红灿灿的杜鹃花，丛林上缠绕着青绿的藤蔓，开着一簇簇紫色的喇叭状的牵牛花，满布着黄白相间星星点点的金花，银花。
这样的梦境有过多少次了？是思念那曾经熟悉的山水，村人，还是怀恋自己流逝的青春？而这种种，难道分得开么？
1978年初，在苦干苦盼数年之后，终于离开乡村去上大学的那一刻，我不曾想到，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常常魂牵梦萦，频频回头顾盼那段岁月，那个村庄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因为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脚印，我的汗水和泪水。
一．
四年的插队生活留给我数不清的酸甜苦辣的回忆，记忆的背景中最清晰的就是茶头村前那条银光熠熠、日夜奔流的无名的小河。
小河从山涧奔流而出，流过了一村又一村，到这里环绕着村庄拐一道弯，再蜿蜒伸展向前，象一条精美的玉带镶嵌在春天翠绿的田野上。清亮的河水里条条水草随着微波的荡漾翩然起舞，较浅的石滩处有些微湍急的水流声。河的对岸长满丛丛簇簇的绿色的灌木，春天开出缤纷的花朵，秋日挂满一串串野果。
河上有一道由长条石板驾成的桥连接两岸。小石桥的下面，是由厚厚的木板筑成的拦水坝，造就出上游的深涧和泻下的激流，成为水力发电的基础。
这条朴素平淡的小河是全大队生产和生活的命脉。村民们充分利用这一水力资源，不仅靠它引水浇地灌田，还拦河截流，利用水力发电供应全队的照明椿米。小河也是我饮水、洗衣、浇菜地和作为赤脚医生消毒医疗器械等工作用水的水源。
几乎每一天，我都要肩背药箱，沿着河岸走过，跨过河上的小石桥，跟随田间小径，穿过一片春来翠绿，秋日金黄的田野，到邻村去出诊。
在春意阑珊、山花烂漫的季节，出诊归来的路上沿着河岸山岗采回一篮花草为药，是记忆中那些年里最为开心的事情。
河对岸的灌木丛上爬满了四季长青的忍冬藤，上面缀着星星点点、黄灿灿、白闪闪的金银花，透着沁人心肺的清香。这些花和藤都可入药。金银花有清热解毒解暑之功效，是夏季暑热病处方的最常用药。
那些白得耀眼，香气浓郁醉人的栀子花虽然令人爱不释手，却只能珍惜地摘下几朵，包在手绢里，或别在衣衫上。要等到秋季结成泄火解毒的黄栀子后才大量采摘。
秋日里，还有那散着特异清凉香气的野菊花，野薄荷，都是清热解毒的良药。采药总是令人格外轻松愉悦，放牛娃们常常会围拢来，七手八脚帮我采摘，任身后的牛群悠然自得地嚼着草，发出悠扬的“哞，哞”声。有时候，我也学着孩子们的样子，采几瓣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或摘几颗黑红的野梅果塞进嘴里，品尝那甜甜酸酸的滋味。
丛林后有一口水塘。秋日的下午，耕地劳作了一天的几条黑褐色大水牛，此刻正闲散地趴在水里，时不时有牛用鼻子抽吸一下，向前喷洒出水雾。池塘边，一个蹒跚学步的两三岁孩子，抓着弯弯的大牛角，爬上一条匍匐在地的水牛，骑在了牛背上。这个庞然大物缓缓地起身，先是半跪半立，转而站立起来，驮着小小的娃娃，悠悠地走向水塘。夕阳的余辉将这幅牧牛图染成了金色。
二
虽然记忆中常出现那里的青山秀水，然而，茶头却是全公社最边远最贫困的一个大队。我在的那些年，一个正劳力(十工分）每天只挣六毛钱，我刚去时劳动一天只值三毛。
其实，记忆中最深刻最纠结的还是那里的水。
这是个六百多人的大村庄，包括六个生产队。整个村庄是一个钟姓的大家族。记得插队后的第一餐饭是在生产队妇女队长检英家吃的。饭后，她带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穿插过大半个村子，在村庄的边缘上，有一口四五米见方的水塘，一侧垒着石阶。检英说，这是村里专门的“吃水塘”，全村人都在这里挑水饮用。水看上去很清亮，可环顾四周，三面都是菜地，离水塘的距离不足一米。乡下的菜地免不了浇人粪尿，就算不直接流入水塘，从土里渗过去也在所难免。以前在书上读到过，就是挖深水井，也得离开厕所粪池一百米以上，才能达到卫生要求。作为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我不便说什么，眼里看着，心里却很不舒坦。
村里还有两口池塘，一口就在我的住房附近，都用来供村人洗刷用。 后来常常看见女人们一年四季在塘边洗衣服，男孩子们夏天在里边洗澡。可那水看上去有些泛绿，面上漂着一层白膜，水中有游动的微小生物。原本是一潭死水么，除了下雨时置换出一些，无法更新，哪经得起全村几百号人常年往里边注入污垢呢。看着想着都让人心里发毛。可是，人家世世代代都这样过，我敢说什么？即便后来成为赤脚医生之后。
我问检英，为什么大家不到前面的河里去挑水食用？检英说，太远了些，再说，河里的水现在看起来清亮，可是一下雨就泥沙泛起混黄不清了。况且，上游的人在河里洗粪桶，涮尿布，你也看不见呀？想想确实如此，后来常常看见自己村里的人，从大田里收工回家，就顺便先在河边洗手脚，冲粪桶，刷工具。
无论如何，我宁肯选择河水食用，毕竟是活水长流水呀。村里没有井，也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四年如一日，每天用家里带来的一只铁皮桶，到四五百米外的河里拎水，两手轮番调换将水拎回屋里。几年下来，拎水加上干农活，我两臂的鼠头肌都练得鼓鼓的。我也常常在清晨或傍晚端着脸盆到河边去洗衣服，兴致起来，对着河水唱几句，对着田野喊几声。成为赤脚医生后，也不得不用河里的水做针具消毒等。
茶头之穷，是在我去之前就知道的。但是，不知情的是，这个村里有麻风病人。刚去的第一年，有一次从生产队回家，母亲忧心忡忡，又故作轻描淡写地对我提到，听人说茶头有麻风病，叫我以后小心一些。后来，又听母亲背地里对大哥说，有句老话，“宁肯同杨梅疮（梅毒）同餐饭，不肯同大麻风共条凳”，这病听起来像瘟疫一样。别人都说，你怎么敢让女儿到那种地方去？大哥说，她人都去了，也没有什么办法门路啊。然后是沉默。
过去听说过麻风病，只知道传染性极强，是接触传染。做赤脚医生后，我试着向队里的小姐妹打听，她们告诉我，村里有两户人家，家里有人住过麻风病院，其中一家就在医疗室大门左侧。这家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刚从麻风病院出院回家。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再加上这病，在村里自然受歧视，家里大大小小都沉默寡言。这家的女人找我看过病，进出碰面时会笑一笑。我注意观察了她那个大儿子，大约二十出头，高高瘦瘦的个子，除了因眉毛稀少看上去有些怪怪的，其它不见异常。我心里对这个年轻人充满同情和惋惜。
也听人含糊地说起另外一个麻风病家，这家男人的皮肤疙疙瘩瘩，女人的眉毛也看上去异常稀疏，但我一直不知这家谁是病人，别人也忌讳说。男人是大队的干部，待人似乎很热情友善。那年新年后，他和很多乡亲一样，非要请我这个赤脚医生和几个大队干部，加上他的亲朋好友一块吃饭。在乡下，这样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饭桌上，他给我盛了大碗的米酒，一个劲地劝我喝酒吃菜。我坐在桌前的条凳上，心里想着那句话“不肯和大麻风共条凳”，很有几分担心和惧怕，不知如何应付。后来，我只用嘴唇轻轻的碰了碰酒水，适逢有人叫我出诊，就借故匆匆离开了。
当然，我现在知道，麻风病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其传染性也并非传说的那么夸张。如同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结核病，麻风杆菌导致的麻风病也是可以用化学药物治愈的。
我这一生中喝过的水，没有比茶头更差的了，我庆幸自己平平安安地渡过了，也没有留下后患。我曾经对自己说，我这用茶头的水浸泡过的胃肠，什么样的饮水都不在话下了。事实上，我这辈子很少得胃肠感染一类疾病。
作为赤脚医生，我知道，茶头恶劣的饮水卫生条件，才是疾病传播，村民健康的真正忧患。茶头人的饮水，一直是我的一个牵挂。几年前回茶头，我发现他们终于有了水井。
三
2004年春，在离开二十七年之后，我回了一趟茶头（见《回乡梦》）。那时候，我不知村里人的电话，无法事先联系，只得摸上门去的。因为人们要么出外打工，要么在外地的儿女家帮忙，想见的许多人那次都没有见到。
但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我最想探望的人，当年的大队妇女主任，对我既是近邻更象亲人的碎英大妈。碎英大妈的家就在医疗室隔壁。不消说，她是全大队最精明能干的女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家的纤尘不染，这在乡下极为少见。她和她的婆婆总是将屋里的地面上扫得干净锃亮，将木锅盖洗得露出了木头的筋骨。碎英大妈痛惜我离家离父母远，烧了好吃的，总要叫我过去，或给我端过来一碗。我那几年每年三伏天抢收抢种季节，因受热受累总要发扁桃腺脓肿，好几天无法进食，只能喝大妈家稠稠的米汤度日。
我当然也忘不了，当年是大队的枧生书记引我去茶头的。那年，在中学毕业后等待下乡的几个月里，无所事事。不记得用什么办法门路，我中途挤进了县医院为各大队现任赤脚医生主办的为期三个月的 “赤脚医生培训班”。我编外学习了一个多月，以全班最优的成绩结业。素不相识的枧生书记从他的一个作医生的亲戚口中得知了我这个编外学员，知道我正在等待下乡。他找上了我家门，邀请我上他的茶头大队。同时他也向公社知青办公室提出了这个要求。虽然当时农村中学已经很普及，但那个贫穷的山村仍然缺读书人，几个回乡知青都做了大队小学的老师。当时担任大队赤脚医生的上海知青小袁已被选送上卫校，即将离去。因此，在他的帮助下，我改变了原先准备去母亲单位知青点的计划，几经周折和交涉，去了茶头大队插队。在生产队劳动一段时间后，大队就让我“赤脚”上任了。后来，枧生在两个女儿之后盼来了一个儿子，是我帮助接生的，老少皆大欢喜。
大队长桐生是那里唯一一个让我心里有些疙瘩和怨言的人，盖因在1977年考大学和后来的政审期间，他放言不支持，甚至时有刁难。到我离开道别的时候，他用感慨的语气解释说，那是因为大队需要你，我们不愿意你走，舍不得你离开。听了这样的话，除了感动，我无言以对。
大队小学的几位民办老师都是我熟悉的朋友，有的同龄，有的年长一些。带英和我年龄相仿，我们几乎同时在大队医疗室和小学开始工作。她的家在同大队的另一个自然村，她父亲是那里的生产队长。她的父母非常热情好客，视我为女儿一样，她的弟弟妹妹也叫我姐姐。那几年我常常没日没夜在大队四处出诊，吃过百家饭，而在带英家“白吃”的时候最多。我那年回去看望，她母亲已经去世，八十多岁的老父还腰板挺直，能下田劳动。可惜没见着带英，她已经转到一所县属小学工作。
古生老师是老三届毕业生，我看他也是村里最聪明能干的男人。那次我去探望时没有见到他，于是要来了他家的电话号码。想起当年全大队只有一个电话，设在大队部，时常不通，我在那四年也没有用过一次。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许多人家都有了电话。回到澳洲后，我拨通了古生老师的电话，我们兴奋地聊了很久。应他的询问，我告诉他我这二三十年的经历，告诉他我从去上海读大学，到北京念硕士研究生，再到澳大利亚读博士学位，如何飘洋过海越走越远。古生兴奋地说，那你就是我们村里学位最高的。原本是我儿子最高，但他只读了硕士。
我听了心里一热，乡亲们还把我当作村里出去的自己人。而我，离开后并没有把自己当茶头人，也没有给茶头的朋友乡亲写过信。当然，三十五年过去，我也并没有忘记他们。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 第一一一四期(cm12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