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母亲和家中四世同堂的温馨，下午四点，我只身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这是趟路过车，我的车票是硬卧8车厢10床中铺。当我拖着二十多公斤的行李箱靠近我的铺位，一个中年男子正将一个老人安顿在10床下铺，帮她放置行李。他转身下车时对我笑笑说，我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请帮忙关照一下。
我的箱子太沉太厚，既难以升上行李架，又无法塞到铺位底下。唯一可能又便利的地方是小茶桌的底下，可是茶桌下已经放了老人的一个提包。征得她的同意，我先提出她的包，将我的箱子平放在底下，然后将她的包压在了上面。
在转换箱包的时候，老人触动了一下我的箱子，说，“你的箱子好大好沉喔。”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是的，里面有些书。”
“好啊，喜欢读书的年轻人。”
哈，在八旬老人的眼里，我还是个“年轻人”，我禁不住心里直乐。上路前，母亲和家人都担心我的行李重，劝我少带些书。我说，这年头，不拿吃的，少带穿的，不就是想多带几本书吗。
放定行李，老人招呼我坐在她的铺床上。老人个子高高的，穿着浅咖啡的宽洒上衣，同色略深的隐格裤子。她头发微卷，脸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眼镜，白晰的皮肤上有着岁月流淌出的深深浅浅的沟渠。老人告诉我，她今年八十二岁。比起我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她显得年轻多了，我心里不由感慨。
和我们同站上车的一个长相甜美的少妇，带着一个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小女孩，坐在了我们对面的下铺。女孩用她那亮晶晶的黑眼睛好奇地逐个看我们，又歪着头对妈妈一笑，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
少妇让孩子自我介绍。小女孩叫苗苗，今年四岁。“苗苗，真是诗意又雅致的名字，你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定又有学问又懂情趣啊！”，我不由赞叹。后来果然得知，苗苗的爸爸是学文学的，搞出版发行工作。有教养的妈妈还教孩子叫老人“老奶奶”，我当然就是“奶奶”啦（可惜我还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做“奶奶”，不太习惯，时不时不自觉地自称“阿姨”，显得太装嫩啦）。我也就顺势称老人为“阿姨”。我们就自然而然“四世同堂”了。
通过交谈，我们彼此得知，老奶奶姓刘，是从北京到这个小城来探访八十八岁高龄的姐姐的。对面的母女，家也在北京，母亲小方是一家医院的医生，母女到这里附近的一个县城来看望孩子的外婆和家人。我也是从北京到这小城来探望我的老母亲，我一如既往地这样告诉人家。
不一会儿，大家就真熟得象一家子了。老人拿出几个大橘子分发给我们；小方则摆出一包又香又脆的瓜子叫大家嗑；我也端出离家前母亲帮我洗好装包里的小西红柿干果，立刻得到了苗苗的青睐。老奶奶慈祥爽朗，带着小苗苗，喜得合不拢嘴。她说，出门一直宁愿选乘硬卧车厢，不肯呆软卧，因为不喜欢那种和陌生男女封闭在一个小空间的感觉。现在我们几个有这样的缘分，今天要是有一间软卧小房间，就更美了。
我乘过两次软卧，颇有同感。在那小小的四人间里，要么同室的男女脸若冰霜不言不笑，要么面对面被人追根刨底查究三代，总之很不舒服。还是这大车厢的硬卧对我合适。过去我一上车，多半坐在铺位上做自己的事情，或看或听或写。耳朵里也时常听着别人有趣的谈话，有时插一两句。回到国内，出租车和火车就是我看国内社会的第一道窗口。
屈指数来，从1978年春离家上大学开始，三十五年间几乎年年都在火车上奔波。早年是穷学生，先去上海后来去北京，最长时在车上两天一夜达三十小时，能买个半票硬座就很好，有时因为中途上车没有座位，还要站上几小时或十几小时。那时真年轻呀，累一累就过去了。现在呢，只要有个卧铺位将身体摆平，我也就能心满意足地休息好。自我感觉还不算太老吧。
老奶奶牵头，我们一起逗着小苗苗玩，教她说英文，和她玩游戏，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听到苗苗指着我的铺位，悄悄告诉妈妈，她喜欢住“二楼”。她稚气的说法令我们大笑不止。征得妈妈的同意，我让她爬上我的“二楼”去玩。一会儿，她又和邻居的小朋友认识了，要一起玩电子游戏。她妈妈也紧跟了过去。
老人很健谈，说话间还不时蹦出个把英文单词（我可是一直说地道的中文哟）。她告诉我，她原本学俄语，曾有机会在剑桥大学自费学习英文一年。她早先在新华社工作，搞“参考消息”的资料翻译和校对。我知道当年“参考消息”可是只对党内一定级别官员开放的内部资料，就好奇地问：“你们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党员吧？”她摇摇头，“哪里，我出身不好，是单位的二等公民。”
老人有所触动，更打开了话匣子，慢声细气地对我讲起自己的身世，她称之为“我家的传奇”。她1932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书香之家，家中有六姊妹。她祖上是世家，祖父是一个乡绅，有文化有眼光，因而她的父亲曾远涉日本留学，后来在长沙办杂志，是林语堂鲁迅那个时代的文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她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在北京上海上大学，全家也在那时搬去了北京。1949年政权变更之时，她有两个姐姐随所读学校，或随丈夫迁去了台湾和香港。然而，留在大陆的几个兄妹几十年却经历了大风大浪。她这次前去探望的姐姐，由于夫家的原因，在土改中成了地主分子，自己悲惨半生，还牵连贻误子孙后代。她唯一的一个哥哥，解放后原本积极上进，是“红专典型”，却由于有一次出言不慎惹下大祸，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二十年，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往事并不如烟，一言难尽。她还说，以后要送我一本和她家世有关的书。
“二十年”，“半辈子”，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些简单字眼的涵义与分量。老人自己的一生看来也有许多故事，但她没有细讲，只说她无子女，现在孤身一人。但是，她强调说，退休后的这三十年她过得很不错，虽然不算富有，但有自由，有尊严。 “Freedom and dignity”，她用英文重复。
看老人对我这样掏心掏肺，没有顾忌，我也坦诚地说明我的真实情况，我的身世。适逢我携带的小计算机里有前不久刚刚写的《忆外公外婆》一文，就打开给她看，告诉她“这就是我的家世”。我绝没想到，看完这短短的不足两页，老人不停地用纸巾拭泪，连声说： “我以为我家的故事已经够惨，没想到你外公外婆的一生还要苦得多。”
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读我的某一两篇小文让她们落泪，但我这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别人为此垂泪，而且是这样一位长者。我感到十分歉意和不安，连连说，阿姨，真对不起，不该用这几行字弄得您感伤。她反说，你写得好，这些东西应该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你应该考虑出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你的东西都寄给我看看，我可以帮助你。她还给我留下了电话和地址。
后来，我将另一篇轻松愉快的小文《背包万里行》给她看，意在调节气氛。她一边看，一边为我指出了几处不妥之处。比如，一些英国法国的地名和景点，中文翻译上有一定之规，不可象我这样凭发音随心所欲。又比如，可以说“年轻人”或“青年”，却不宜用“年青人”等等。
老人精力很旺盛，交谈了这么久，我一直提醒她休息，她却并不停顿。想起前不久我和大嫂双双保驾，陪母亲游桂林漓江阳朔的情形。她同样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却独自出门长途旅行，初始时我心里暗暗惊诧。
晚餐后，我见她上洗脸间和厕所，不由自主想跟过去，因为我已习惯了亦步亦趋跟随照顾母亲，还曾进到那狭小的厕所去搀扶她。当然，怕伤了老人的自尊心，我克制住了自己。过了一阵，还不见她回来，我几次走过去查看，担心她有意外闪失，需要帮助。等到老人终于回来，我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叮嘱她，“阿姨，晚上你若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尽管叫我。你别见外，你就像我妈的姐妹，我对我妈就是这样。”还好，老人睡得安静踏实，一夜无事。
上午，窗外掠过一道道北方秋天原野的景色，列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南方的青翠留在了昨天的记忆里。想起上次陪母亲出游，母亲感慨地说，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我随口问老人，您还会去南方吗？她说，当然，每年都会去。我一个在香港的亲戚捐献了一笔钱给湖南醴陵家乡的学校作为奖学金，让我代为管理，我每年都要去那里一次，与学校的学生老师校长见面，顺便也去你的家乡看望我姐姐。她亦喜亦忧地说，一方面，我们的奖学金有了成效，资助了一批批孩子从小学，中学，升上大学。另一方面，也看到我们家乡的一些地方，还有人让十几岁的男孩女孩辍学，出去打工挣钱。每次去，我都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说，要上学读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我要在有生之年尽我的力量，让我在乡下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懂得，让我们的后代明白，知识改变命运，一定要努力学习。
我对她在醴陵实施的奖学金资助计划也很有兴趣，想亲眼去看一看。我们相约，我明年回国时，将和她一道从北京去南方，回湖南和江西。
我又问，您平时在北京家中怎么安排生活？每天都做些什么？她说，现在每天读一些古文诗词，有时帮助年轻人修改一些英文俄文的翻译资料。平时很少出门，有一个钟点工每隔一天上门帮做一些家务。她还告诉我，她正在计划和办理一个大旅行，去加拿大看望她的表姐。没想到，老人也还要像我一样去飘洋过海，她的人生计划表比我的还排得紧！八十二岁的老人，孤单一人没有子女，以世俗的标准，她的人生也许有缺憾。然而，她却能在这不甚美满的人生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点，仍然活力四射，活得充实自在优雅。
时间在我们俩随意的交谈中，在小苗苗的来回穿梭中过得飞快。尽管火车晚点一小时，列车在不知不觉中进了北京站。列车还没有停稳，苗苗已经瞥见了前来接站的爸爸，高兴得又叫又跳。她们母女和我们道了别，苗苗在前，象一只彩蝶一样飞出了车厢。
老人行李有一箱一包，她说会有姐姐家的孩子来接站。我提出帮她先送到站台上，再等待来人，她说不用。说话间，两个年轻人已经进了车厢。我确定这就是前来接她的人，就与她道别，拉着我的箱包放心地快步走了。
人流中，忽听到苗苗稚气的声音叫我，这才看到亲亲热热的一家子，一手拉着爸爸一手牵着妈妈的小苗苗。苗苗还问，老奶奶呢？我告诉他们，老奶奶已经有人接上了，他们才放心地走了。
有言是，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这十八小时“四世同堂”的缘分，该也修炼了五百年吧？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 第一一三一期(cm121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