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平
母亲在电话里说，她和哥哥们又在清明时节去乡下给外公外婆上坟了。
我知道他们每年都去，而我能赶上的时候不多。但我每年这个时节都会想起两位老人，特别是外婆。
外婆是我们至爱的亲人。她是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姊妹都是外婆一手带大。而我对外公只有一点淡淡的记忆，大多是母亲口里流出的故事。
一．
1901年，外婆出生在一个贫困的付姓农家。因家境贫寒子女多，她四岁时就被送给了邻村的一家人做童养媳。她从进那家门起，就开始给他家带孩子，换来一碗饭吃。但是，无论是摇婴儿摇篮时手摇酸了，打瞌睡了，还是背孩子时摔了跤，孩子哭了，她都会受到惩罚，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饿饭。后来等长大一些，就要包做洗衣做饭服伺家人等一应家务。
我无法想象，我那裹着小脚，不识一字，未见过任何世面的外婆当年是怎样的一个刚烈女子。一方面她怨恨那家人家对她的经年虐待，另一方面也不满她许配的那个男人的矮小丑陋外加因天花落下的满脸麻子，外婆居然能一直抗拒不肯完婚。她二十六岁那一年，在一个高人的指点帮助下，她终于得以离婚。那可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呀。她当年的过人的胆识和勇气令当今时代的我自愧不如。
然而，她的贫穷愚昧的娘家人，父母兄嫂都坚决反对她的悔婚，不接受她回娘家。可怜她离婚出来的当晚，无家可归，只好在天黑之后，偷偷地躲进兄嫂的柴禾小屋，卷缩在稻草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由那位好心人的撮合，品貌端庄的外婆就匆匆嫁给了小她一岁的外公，用所得彩礼，偿还了“前夫”家的“抚养费”（赎身费）。她和外公这样匆匆凑合的婚姻当然也很难有幸福可言。
二．
当年，我的外公(姓曾字南先)有“孔乙己”的背景。他身着长衫，读过几年私塾，还写得一手好字。想必不但会写茴香豆的“茴”，也会说“多乎哉？不多也。”（之乎者也）。
外公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原先家里也有些祖业，房屋，店铺等等，可到他手里，他没有兴趣也不会经营，就渐渐破落。他自己在镇上有时做教员，有时当店员或小职员谋生，挣一点微薄的薪金维持自身在乡镇和老婆孩子在乡下的生活，时有失业。
他是一个好心而热情的人，在乡邻中口碑不错。他喜欢帮别人写写字（公文，信函，对联等等）算算帐，人家有困难爱找他帮忙，有纠纷找他调解。听说有一次，一个外乡逃荒来，在小镇街头乞讨的叫花子死于街头，他也出面张罗，筹集几个钱，买个薄皮棺材收敛了。
外公无党无派，却广结人缘。然而，祸也因之而生。1944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同在国民党内的地方势力杨姓和谢姓两派争斗，相持不下。于是他们就将当时在乡公所当差，无党无派有些文化又人缘不错的外公推出来当了乡长。
至少当时在表面上是国共两党一致抗日。身在乡长的位置，外公只能与两边周旋。井冈山（离老家不远）的共产党游击队过来找粮找盐，他暗地里设法给予帮助。国民党派壮丁，他也不得不敷衍照办。但是，让他从乡亲中抓壮丁送去战场当炮灰，对他实在是勉为其难。不能明里对抗，他就想出一个补救办法。外公亲自将壮丁用绳子松松地捆绑，再给他口袋里塞几个钱，暗示他有机会就自己逃离远走。他再给押送的乡丁几个酒钱，让他们对壮丁睁眼闭眼，高抬贵手。这样，在押送途中，攀山过岭时，壮丁就能寻机逃到山里去，然后远走他乡。
1945年抗战胜利，内战也随即开始。此时，外公在位十一个月之后，他坚决地辞去了乡长职务。他说，这样打内战，中国人自相残杀，他不愿夹在中间。他回到乡下老家赋闲。全家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将老家的房子卖了，买了几亩地出租维生。所以，后来他土改划定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
然而，因为当了这十一个月的伪乡长，他在1949年后被理所当然地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当时这类伪乡长大多遭到共产党的镇压枪决。但因为他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乡里又有贫下中农，甚至红军家属为他说好话，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没做过什么坏事”，连斗争会也开不起来，他因而逃过了一劫。他被关押一年多后，遣送回乡下“监督管制劳动”。乡邻对他已算十分宽容，看他劳动能力不强，就让他做记工员，放牛和手工编竹篓等活，挣一点微薄工分糊口。
当时远在湖南的母亲思念牵挂外公，却又十分无奈。妈妈曾经对我说，她怀孕我的时候，外公托给她一梦，告诉她，若生女孩，取名“湘平”，生男孩，则叫“楚平”。谁能说这不是母亲想念外公，想和外公商量家事呢？
因为外公在管制劳动之下，不能自由出外，我记事之后只见过外公几次。他偶尔批准进城，要走三四十里山路，到我们家吃一餐饭，母亲塞给他几块钱，然后又匆匆赶回去。
直到1965年，外公托人捎信给母亲说生重病了。可是母亲当时派在乡下搞“社教”，根本无法请假前去，仅寄去了十元钱。不久，生产队又捎信来，说外公自杀身亡了，叫母亲务必前去料理后事。母亲这才向单位借了点钱，匆匆赶去。
后来听母亲说，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精神抑郁，以及中年之后才适应的农家劳动，他生病后卧床不起，双腿瘫痪不能动弹。外公贫病交集，自己无法料理生活，又无亲人照顾，就决定一死解脱。他是将床上的床单撕成条，当做绳子，将自己吊死在床头的。那年外公六十三岁。
死前外公一贫如洗。母亲在外公的枕头下发现一张没有领取的汇款单，就是母亲先前寄去的那十元钱。女儿从小是他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他十分痛惜她，死意已定，他还要为女儿省下这十元钱。此外，他还在枕头下留下一张条，请张三打了一瓶酱油，欠一毛五；请李四买过一斤豆腐，欠两毛；借了王二两个鸡蛋，两毛钱，等等，一共一元六毛钱，要母亲帮他偿还。外公没有留下遗嘱，他几十年的生命阅尽朝代变迁人世沧桑，一切都在无言之中。
母亲痛哭失声，将外公送上了山。她后来多次对我们说，自己不孝，无能，没有让外公过上一天好日子。
外公以一死躲过了前头更大的劫难 —- 紧接而来的1966年文革。然而，在那疾风苦雨的年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向了母亲的瘦小身躯，“反革命分子的孝子贤孙”，“右派分子的老婆”等等。
三．
母亲是外公外婆的独生女儿。按说在那个时代，在老家那样的穷乡僻壤，以外公外婆那样的家境，女孩是轮不上读书的。事实上，母亲十岁前都没有上学，在家随外婆学女红。
外婆又一次展现她的胆识和魄力，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外婆说，我这辈子不识字，没能力工作挣钱，吃尽了苦头。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再像我一样。外公在外做事，于是外婆力主送女儿上学。
老家是在真正的山旮旯里，离镇上的小学校有三里多路，还要过一条小河。河上只有并排的三根朽木架起的“桥”，外婆那样的小脚是过不去的。每天早上，外婆送十岁的女儿到河边，然后等有乡人来过河时，就请人带女儿过桥去镇上。下午外婆又早早等在河边，以同样方式接女儿回来。听母亲的描述，我时常在脑子里勾勒出，在南方春冬时节的雨雪中，在那乡间的泥泞小路上，打着雨伞迈着三寸金莲的外婆。等母亲大一些，外婆就让她在学校寄宿了。外婆当时的信念和后来母亲对我们一样，只要孩子能读，砸锅卖铁也要让她读上去。
1949年之后，外公被管制劳动，自顾不暇。因此，从大哥出生后的十多年里，外婆都住在我们家，直到她去世。事实上，母亲也离不开外婆的帮助，特别是父亲1957年出事之后。
然而，由于外婆的“历史反革命”家属身份，在五十年代初，她只能每次由乡政府批准开条，允许去女儿家住三个月。所以外婆那些年多次颠着小脚独自在老家和湖南的女儿家往返。后来的年头，母亲的单位又不允许外婆和我们同住单位职工宿舍，母亲不得不为她在街道里弄另租房子。
那些年，母亲和外婆两个柔弱的女人顶起了我们家里里外外一片天。由于政治牵连，母亲在单位也入了另册。单位不顾我家的困难，总是派她去边远处搞“四清”，“社教”。母亲不在，就靠外婆撑起这个家。又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1965年两个哥哥升中学时，教育局借教育改革之名，竟将他们分别分去几十里外的两个乡村中学。母亲苦苦请求一个有同情心的领导出面，才得以让两个哥哥去了离家三十里外的同一乡村中学。一个家零零散散地分在几处，靠母亲的那点工资维持，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外婆每天为我们买菜做饭。为了省钱，她总是在午后去买落市的便宜菜。我有时陪外婆买菜，常常惊讶她的精明。她不识字，心算却极快而准，每次卖家称好菜，几斤几两，外婆眼睛一转，总能在卖家之先报出几毛几分，从没有误差和纠纷。我们每天到外婆处吃饭，她总是借口我们要上班上学，或要做功课，让我们先吃和吃饱，而她自己则留在后边，草草吃几口剩饭对付。在母亲的身教之下，两个哥哥也很懂事，总要先为外婆挑出一些菜，才肯动筷子。
在那最困难的十年里（1958-1968），为了补贴家用，为了糊口，为了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外婆仅有的一两件金首饰兑换了；母亲的手表变卖了；母亲的呢大衣卖了；甚至外婆祖传的一把锡壶也换成了菜钱。为此外婆从无怨言。相反，她为母亲能工作挣钱养活一家人，外孙辈一年年长大懂事而欣慰。
1968年底，初中毕业的两个哥哥即将下乡插队，妈妈也要带我们下放遥远的山区农村。虽然在别人看来这是莫大的灾难，而在我们家却意味着转机。比起这些年的极端贫困，现在至少儿子们长大了，就要自食其力了。经历了这些年包括文革的担惊受怕，母亲也向往离开原单位那个压抑的是非之地。
然而，像外公一样，多年的磨难之后，外婆的身体撑不住了。外婆病了，她自己感觉很差，却只轻描淡写地告诉母亲，也无钱去看。等到将两个哥哥送下乡，母亲在下放地安顿好，再将外婆接去看病时，一切已经太晚。况且，患晚期膀胱癌的外婆坚决拒绝手术，不肯拖累妈妈。
其实，外婆是多么眷恋人生呀。当她带病的身子坐卧在乡下暖暖的火炉旁，当我给她端上热热的饭菜，外婆喃喃地说，这样的日子真好。要能再活上几年就好。
1969年正月初一凌晨一点多钟，外婆安详地走了。母亲和我们兄妹都守在她床前，送她上路。外婆终年六十七岁。
一位乡亲说，你外婆有福，她去另一个世界做新年客了。
外婆下葬的那天，漫天飞雪，世界一片洁白肃穆。
乡亲又说，老人家修得好，天地都为她披麻戴孝呢。
| 华夏快递 : 发布者 thchen 在 12-05-21 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