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这些日子在家陪老妈，《战后之战》之类的电视连续剧看多了。在一路上心急火燎争分夺秒地往首都机场赶时，我大脑的屏幕上就蹦出“登机之战”这几个字，还镶嵌着那种触目惊心、爆炸式放射式的边缘。
这次回国，发现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尤其是受到腿部神经疼痛的折磨。慢说是象前两年那样出门旅游，现在就是陪她在家门附近的街道走走商店逛逛，也得时时停下休息，帮她揉摸腿部。于是我就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在家陪着母亲，平平淡淡地渡完了我的五星期假。没想到，最后的登机之旅却骤起波澜。
如往年一样，我这次回国订购了国航的ＣＡ１７５往返悉尼的航班，选择由上海入境，北京出境。原本和一位在北京的朋友约定，计划返澳时提前几天到达北京，然后往黄河流经的几个城市走一走，包括去壶口瀑布看一看。可是，母亲因身体不适产生的悲情令我不忍提早离开，于是就决定放弃出游的计划。
原订返程的航班由北京先飞上海，停留一个半小时再南飞悉尼。既然不去北方游玩，是否能够不去北京，直接从上海出关登机呢？这样只要乘十二小时火车到上海赶晚上的班机，远比乘十八小时火车到北京去赶乘下午的班机要方便经济合理得多。我总以为这种既能给自己便利也不增加他人太多麻烦的变动，应该顺理成章没有问题。没有想到，几次三番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说明情况请求改变登机地点，对方都说不行，无法办理。既然航空公司不肯给这个便利，我只好还从北京出境登机。为了在家多陪母亲一天，我买了最后一天的火车票，唯一的一趟从家乡往北京的直达车，下午上车，次日上午１０：２０到达北京，离１５：３５的班机只有大约五小时。
其实二哥当时就有异议，觉得从附近的大城市直飞北京或换乘动车（快速火车）去北京，更为稳妥。可是，我一贯不愿麻烦家人远道相送，也不喜欢来回转车。而且，我对这趟从家乡直接搭乘的过夜火车情有独钟，它总令我想起当年去北京上学的日子，还有途中期盼的跨长江，跃黄河。
唯一令人底气不足的是，若火车晚点超过两小时，就有误机的危险。二十多年前上学时，火车晚点是常事，记得有一次中途在冰天雪地里临时停车，一停就是八小时。这些年铁路交通已经改善了许多，不至于运气太坏吧？我心存侥幸。于是，我从网上打印出一张此次列车包括全程停站的地点时间表，供一路上对照查看，以便心中有数。
没有想到，下午３：５０（１５：５０）上车时，列车就晚点了十二分钟。这才从起点站开出两个多小时，出师不利呀。可是我还是侥幸地想，或许这耽误的十多分钟能在此后的十八个小时十六个停站区间中分分秒秒地抢回来。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上车后，我找到自己的下铺铺位。对于乘长途火车，我已经是老油子。我轻松悠闲地斜靠在被子上，听邻铺的旅客们谈天南海北事态炎凉；看窗外掠过的远山近水江南春色。葱绿的稻秧苗，灿黄的油菜花，一片又一片，一程又一程。四十分钟后，车进萍乡站，毛泽东去安源的巨幅画像还悬挂着，成了这里的标志。又过了醴陵，前方就是中转枢纽株洲站，一切还算顺利。
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不知不觉中似乎又发生着什么。抬头一看，窗外掠过的景物变成了慢镜头，再“喀嚓”一下，就定格成了照片。我的天，车停在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上车后列车总共才走了不到两小时，还不到株洲呢。平时响亮豪放的高音喇叭，这时羞羞答答地小声宣布，“这是临时停车”。
我向列车员一打听，说是可能有更重要的车次，比如“动车”正在通过前方中转大站株洲，我们这种普通列车只好让路。这一停一让，居然就等了三四十分钟。等终于到达株洲站，已经晚点５６分钟。这里离始发站南昌原本只是四小时的车程，占列车全程的四分之一。以这样的势头晚下去，我就必死无疑地要误机了。我不由得开始暗暗祈祷，不敢再祈求将分分秒秒夺回来，只求从此能正常运行，不会一晚再晚。
初春日短，天色渐暗。此后晚间行驶的几站还算顺利，车进长沙，过岳阳，离咸宁，晚点时间都维持在约一个小时。我吃过晚饭，靠在被子上休息，看列车徐徐驶入灯火通明的武昌车站。到达武昌的时间已经由２１：５４推到了２３：０５。武昌是大站，将要停车八分钟。想着二十多年前在武汉工作时的一些人和事，不知不觉迷糊起来。
等到火车启动时的震动将我晃醒，一瞄手表，２３：５２。可一望窗外，怎么还是灯火如昼晃在大大字牌上的武昌站？乖乖，这一停居然又是一个四十多分钟。列车至此仅行驶了全程的三分之一，却已经晚点１小时４８分。至此，我的登机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不由得捏了一把汗。
可是，望窗外，黑夜茫茫，现在我干着急又有什么用呢？大不了就是误了飞机，甚至不得不重买机票，损失时间和金钱，那也是天意。如此想来心也释然，我打开被子，让自己舒展身子，蒙头睡觉。
次日凌晨一睁眼睛，天已大亮。一看窗外，列车正在轰隆隆地过黄河。窗外视野开阔一望无垠，水流纵横却全无汹涌之势，河床足有千米之宽，含有一片片高高低低的沙滩。以往列车正点运行，车过黄河都在半夜熟睡之时，即便醒着，黑暗中也难以看清什么。这一晚点，又看了一回一直惦念着的黄河，也算歪打正着，又可谓“有一失必有一得”。
然后一查时间表发现，本该５：１３到达的下一站安阳，已经推到了７：３５。也就是说，列车晚点了两小时二十分。我屈指盘算着自己的时间。就算此后不再晚一分钟，到达北京西站的时间也将由１０：２０推迟到１２：４０，离起飞时间还有近三小时。按照二哥的安排，他的一位朋友将在车厢门口接上我，然后送我直奔机场。就算出站和路上的时间共花费九十分钟，１４：１０到达机场，我应该还有时间验票交行李，过机场的所有关卡，还来得及赶上１５：３５起飞的班机。
此时，一名戴着“列车长”袖标的男子从车厢经过，我赶上去问他，以你的经验，这车还会晚下去吗？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一段到北京是直道，多轨，进一步晚点的可能性比较小。这话让我松了一口气。苍天保佑！谢天谢地！
列车进邯郸，经邢台，过石家庄。前面再过保定，还有大约两小时，就到北京了。正盯着手表想着算着，不料，在进入保定前，又是一个“临时停车”。这一停，我基本泄气了。至此，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停车之际，我穿过几节车厢，追踪列车长来到餐车，看见许多乘务员也聚在那里。见我一脸疑问与焦急的神色，列车长解释说，前面有两辆动车经过保定，我们只能停下让它们。又是动车！最近新增的许多线路的动车已经成了人人畏惧和忍让的路霸。
看着列车长和众乘务员问询的眼光，我不得不将实情简单相告。看来今天就是赶到机场的话，也只能在起飞前的最后几分钟冲刺赶到。因为自己的手机无法用，我向列车长借用手机，试图与机场联系一下。我想如果能向机场或航班说明情况，预先打好招呼，倘若在最后几分钟赶到的话，也许能在过关卡时得到照顾帮助，加快通行速度。退一步说，就是误了机，也许能在延期或补办机票时给予方便。结果，连打几次电话，被人象踢皮球似的踢着转了一圈，所有的人都一致地回答：“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爱莫能助。”其中一个女工作人员告诉我，在飞机起飞前四十五分钟，计算机将自动关闭验票登记。我根本上绝望了。这之后所有的努力，只是不愿坐以待毙罢了，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见我如此忙乱一番，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旁边一个乘务员说：“你都付了钱买了票，谁还管你呀。”我感慨地说：“是呀，这是我们中国特色。在中国和外国办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国内你寻求帮助，听到的回答多半是‘我们这里不管’，‘不知道’。而在国外，对方总是主动问你‘你需要帮助吗？’就是他帮不上你，也要想方设法帮你查询到可能帮助你的机构。而国外一个电话就能办到的事情，这里一定要你上门，哪怕是在万水千山之外。”发牢骚也无用，国人听不懂也无法想象国外的状况。
保定这一停又是二十多分钟。等列车再启动，进站，离站，最终不紧不慢地驶入北京西站，我一看手表，１：３５（１３：３５），离我的航班起飞时间整整还有两小时。这时我本该在北京机场验票出关，可我眼下还没离开火车车厢。
为了争分夺秒，在列车缓缓进站时，我早早将行李移到了车厢门口，排在了出口的第一个位置。车门一打开，我就急不可待地提着行李挤出了车厢。可是，人呢？接车的人呢？二哥的朋友小黄我很熟悉，前两次接站他都在车厢门口接过了我的箱子。我花了大约一分钟，将自己车厢和前后两节车厢的站台区域用眼睛扫了一遍，确实不见小黄。
我找不起也等不起。于是当机立断，立刻拖着行李箱冲向一个戴着小红帽，拖着平板车的年轻人，急急地说：“我要赶飞机，请你赶快帮助我去乘坐出租车！”小伙子很机灵，看来他对这种情况不陌生。他一边将我的大包搬上车，一边简洁的问：“几点的飞机？”“三点半。”
他不再多言，只快快地拴好行李，叫一声“跟上我！”就一边吆喝着“让开！让开！”，一手拉车，一手分开前面的人流，双腿疾奔起来。到达一道陡陡向下足有几十级的阶梯，而旁边的电梯拥挤不堪无望挤上去。只见他丢下平板车，双手拎起两个包，又对我喝一声“跟上”，三脚两步连跨带跳奔下阶梯。然后，他叫我守着行李等他一分钟，他折回去扛下平板车，又拖着行李领着我奔跑起来。
他一边跑，一边吩咐我：“快，准备好二十元钱。”在经过一个柜台时，他并不解释，只示意我交上去，然后领我出了一道门。我以为这就是服务费了，后来才悟出，其实这只是买路钱。
出门后不远处，左拐是一个大上坡，我已经气喘吁吁。他一边冲，一边回头问“你还行吧，跟得上吗”我连连点头，岂敢跟不上？！
等走到尽头，终于看见一排出租车。他带我径直走向第二辆车，向司机打了声招呼，就将我的大小两个箱包直接装进了后车厢。然后对我简单明了地说“我本来要收你２００元，你就给１００吧。”这一阵奔波花费了大约十分钟。他这么要价，我还真没想到。
我曾经多次在北京上海火车站出入，知道小红帽的价格是１０元一件，这次应该是总共２０元。但我决定不与他讨价还价，事实上我连发问找零的时间也花不起，于是快速从包里抽出一张红票（１００元）递给了他，还真心地道了声谢，就一步跨进了出租车的后座。这１００元至少为我买到了二十分钟。
司机是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男人。不等坐稳，我急促地告诉他：“师傅，我要赶三点三十五分（１５：３５）的飞机，请您帮帮忙，我多付些钱。”司机看一眼表，一边起动车一边说：“现在已经一点五十分，还剩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一般到机场顺利时也要四五十分钟，堵起车来就难说了。打表嘛，在１００元左右。”我说：“您帮帮忙，我付你１５０或２００元吧。”“我帮你尽量赶，万一赶不上，你可别怨我啊。”看来司机是个实在的好人。“我只感谢您帮忙。赶不赶得上飞机，是运气，是天意，怎么能怪您？！”
司机不再说话，聚精会神地盯着前面路面，不时转动方向盘，改变车道，穿行在车辆之间，超越前面一辆又一辆车。我上车后还没来得及系安全带车就开动了，现在左找右找也不见后座上有安全带。看司机全神贯注，我也不敢发问，以免牵扯他的注意力，估计问也没有用，这是中国国情。我只好把车门锁按下，用手紧紧扳住前座的靠背，一路任车在高速道上飞驰，只祈求老天保佑，快速安全到达。
对于当今北京的路况，我全无概念。听司机说，因为今天是周六，私车不受单双号出行的限制，所以路上的车辆比平时上班日还多。根据以往经验，为了避免在几条主要街道上堵车，我们得绕道走得远些。我看得出来司机的苦心和努力，一切任由他的安排。尽管如此，路上还是有过两次堵车。象火车的临时停车一样，每次一停下，我们就心里没有底，只要堵上个十五二十分钟，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还好，每次都有惊无险地在几分钟内疏通了。
当车进入通往机场的高速国道，司机才松了一口气。我也顺便和他聊了一聊。他是北京郊区的农民，家里目前还种着地，老婆在家照顾家事农事，孩子已长大成人在北京工作。他自己和一个朋友合开一辆出租车，每人轮班二十四小时，每班所得除上缴部分外，能净挣２００多元。每月收入３０００多元。听口气，他对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很满足和满意。只要有一份工作和收入，大多数国人都知足常乐地活着（我们有何尝不是呢？）。
说着话，我从车前方的指示仪表上注意到，在这条限速每小时１００公里的高速线上，他一直开着大约１１０公里的速度。虽然以我自己开车的经验，这也许不算过分，我还是小心地提醒了他。万一警察找麻烦，或出点事，不但前功尽弃，还怕给司机留下后遗症。
我这一路一直盯着手表。当车终于停靠在机场送客的停靠点，２：４０，离起飞时间还有５５分钟，总算赶上了，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连声道谢。我给司机递上２００元，说声不用找，可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似乎是３０元）还给我，并说了声，“对不起，就这些。”真是个实在人。
虽然人人都说机场三号航空楼大且乱，因为我此前来过几次，路上也一直想好了谱如何走，所以没费什么周折。我用机场小推车推着行李，在信息屏幕上找到我的检票台号，躲闪开行人，一路小跑冲到了检票托行李处，那里除了工作人员，已经空无一人。好险啦，计算机按起飞时间提前４５分钟停止检票，现在是在５０分钟！
我想向那位小姐解释几句，她笑笑说，你是最后一个，你赶上了。拿上登机牌，赶紧往前冲吧。
交毕行李，我象凯旋而归的英雄，洋洋得意大摇大摆地往里走过关卡去。这一路的惊心动魄费尽心机总算没有白费。现在登机牌在手，飞机就甩不下我啦。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三期（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