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叶霜来说，Ｏ（欧）教授既是严师，又像慈母，更似婆婆。
Ｏ教授是英国学究，那种地地道道，一丝不苟的严师。叶霜博士论文里的每一个原始数据她都审核过，每一篇文献她都查证过，每一句英文她都推敲过。叶霜的论文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和顺利通过，她作为导师，自然功不可没。
老太太的典型的心细如丝、关怀备至的母性，在叶霜远离亲人，在澳洲度过第一个生日时体会最深。那天一早，叶霜怀着稍感孤单、寂寞的心情步入实验室，随着一声“Ｈａｐｐｙ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Ｏ教授递给她一份包装精美的生日礼物，打开一看，是一件自己一直喜 欢却还没买的印有Ｂｒｉｓｂａｎｅ字样的Ｔ恤衫。Ｏ教授还为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供大家分享，同时拍了一些照片叫她寄回家去。下班后，教授又坚持带她回家去吃生日晚餐。叶霜想，自己母亲在此，也不可能比这更周到吧？
然而，Ｏ教授更像个严厉的婆婆，管教着实验室的一帮女学生和女助手们。听人说，以前在实验室待过的澳洲男孩都不堪她的管制，会在几个月之内急流勇退，逃之夭夭。在叶霜到达大学的第一周，她的这位“洋婆婆”在校园里中国留学生中已经声名大噪。那时正值中国学生联谊会组组织郊游，热心的组织者没忘通知叶霜这个新成员，电话打到实验室，却碰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Ｏ教授客气地回答：“她工作时间无法接私人电话，这是实验室的规矩。请你晚上打到她家里去吧。”朋友们几经碰壁后，没人再敢往实验室打电话，更不用说上门来找叶霜。
二
叶霜和Ｏ教授之“缘”起于北京。
那一年，Ｏ教授一行六人的澳大利亚药理学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一周，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王教授负责接待，鞍前马后跑腿的就是包括叶霜在内的王教授的一干弟子。她的师兄带他们到京城各大名胜古迹，全国几大城市游玩一番，做了一回“牧羊犬”（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Ｄｏｇ）。叶霜则陪同他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有关研究所观光、讲学。在所里举行的一场中澳双方科研交流会上，叶霜帮助澳方专家放幻灯片。交流会结束时，Ｏ教授从叶霜手中取回幻灯片，饶有兴趣地与她交谈了一会儿。那时候，叶霜只能用自己有限的英文应对。临行前Ｏ教授送给叶霜一块有袋鼠图案的手帕表示谢意，留作纪念。没想到，叶霜却从此与这个袋鼠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送走Ｏ教授一行不多日，叶霜收到Ｏ教授寄来的在北京时拍的一些合影照片。当叶霜也把自己为澳洲客人们拍的照片给她寄去时，导师王教授建议她顺便提一提，能否在完成硕士论文后到Ｏ教授的实验室去作博士学位（Ｐｈ．Ｄ．），叶霜也就不经意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那年头，虽然出国之潮汹涌，叶霜自己却并不为所动，更没有想过要去澳大利亚。这之前王教授向叶霜示意，她毕业后将留所工作，然后可以考虑考他的在职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她的性别、年龄、经历来说，叶霜认为这也是对自己前程的最佳设计。况且她对北京一贯情有独钟。
不料，两、三星期后Ｏ教授欣然回信表示赞同，并随信附上两份奖学金申请表，一份属Ｏ教授所在大学的奖学金，另一份属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医学研究基金会的。更令叶霜惊讶和感动的是，Ｏ教授已帮自己填好了每张表的大部分空档，包括她所了解的叶霜的个人情况，特别是将来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计划。而在其余她不甚了解的叶霜的个人项目和签名处，她一一用铅笔打上“Ｘ”，示意叶霜自己填上。叶霜轻而易举地“填空”好表格，寄回给她。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叶霜和Ｏ教授断断续续有一些通信往来。那时叶霜正忙于写硕士论文，况且用英文写信还未达到得心应手的水平，她有时在收到对方两、三封来信后才拼凑出一封回信。一日，叶霜收到她的一封又大又厚的信，打开一看，除了对方的回信外，其余的一叠是叶霜自始至今写给Ｏ教授的所有信件。老太太一丝不苟地用红笔一一改正叶霜信中的用词不当、单词拼写和语法错误。Ｏ教授的好心和认真劲使叶霜异常感动，也令同事们唏嘘不已。
到年底，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医学研究基金会的奖学金通知书几经辗转寄达叶霜手里。后来才知道，这种奖学金一年一度只颁发给两个海外学生。叶霜明白，自己之所以“金榜有名”，并非本人特别优秀，实则与Ｏ教授的名誉和地位有关，因为她的实验室年年赢得这个基金会的研究基金。
在等待奖学金揭晓的几近一年的时间里，叶霜如期毕业和留所工作，也不能免俗地抢时间结婚生子（当时这是在知青出身的女学生中的普遍现像）。“高中”奖学金的喜事使她高兴之余又感到十分为难，毕竟她已经不是“快乐的单身汉”，不能两袖清风说走就走。事实上，她并未期待得到这份奖学金，更没有真正计划要去澳洲。
三
元旦一过，叶霜一回到所里，一张“机票通知单”送到她手上——Ｏ教授已为她订购好机票。面对刚刚满月的儿子和当时正在生病的丈夫，她茫然不知所措，感到真正的“内忧外患”。然而，所有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认为机不可失，她不应放弃，而双方导师的鼎力相助和殷殷期待更使她无法打退堂鼓。
预订机票的启程日期定在二月十八日，即一个半月之后，而叶霜要从申请护照开始办理。她虽然在一、两个月前已将护照申请书递交上去了，此时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当时国内办理出国手续之繁琐，工作人员作风之拖沓，态度之生硬死板，令人望而生畏。事至此时，她不得不掰着指头数日子，也只好硬着头皮，打着“机票通知单”这张令箭去催促和乞求。
母亲和婆婆轮番从南方家乡赶到北京来为她照顾孩子，叶霜得以抽身出去奔波出国事宜，和安置家中大小事情。她每天早晨６点乘班车离开位于西郊五棵松的家，横贯东西长安街，到达研究所所在的东单。在街头买一把大饼或油条，边吃边走，开始一天的奔波。直到天黑后再乘班车返回，已是精疲力竭。那一个多月走过的路，乘过的车超过在北京前四年的总和。
其时正值春节前后，北京已是冰天雪地。叶霜却全然没有心情欣赏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北国风光。披着鹅毛大雪，踏着坚冰在马路上等车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站上二三十分钟，双腿自膝盖往下就冰凉，全无知觉了。上下班高峰时，看着一辆辆塞得满满的公共汽车，要么一溜烟直驰而过，要么停站后蜂拥着挤上几个人又匆匆离站的情景，她只能望洋兴叹。在北京生活数年，直到这时，她这个弱女子才“逼上梁山”，不得不学会勇往直前、见缝插针的挤车特技。
得益于研究所的支持，办理护照一事还算顺利。三、四星期后，叶霜将护照递交到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签证。她身无分文洋钞，上路前需要向所里换取壹佰美元外汇。可是，从研究所、医科院、卫生部、到外汇管理部门逐级批准，直到最后在中国银行兑现，她必须辗转到分散在北京各城区的八个部门签字盖章。那天一早，她摊开地图，选择好最优路线，最经济地分分秒秒算计了自己的时间，然后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一上午紧赶慢赶，盖到了四个红印。她匆匆赶到第五家门前，乘午休停业时间，得以在一个快餐店扒几口饭，喘一口气，等待下午上班开业。谢天谢地，总算一路绿灯，在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前，她才得到了八个耀目的大红印记，那如金似玉的一百美元终于捧在叶霜手里。望着那一张薄薄的、旧旧的黄绿色美利坚大钞，她不由得鼻子发酸，不知是喜是悲。
离拟定的启程日期渐近，签证却仍无消息。叶霜不得不发送传真告诉Ｏ教授，请求对方为自己延期机票。这之前，Ｏ教授在信中告诉叶霜，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这天她自己将从欧洲开完会返回澳洲，准备两人在悉尼国际机场相遇后，一道转国内航班前往布市。收到叶霜的传真后，Ｏ教授一方面打电话往澳大利亚使馆为她催促签证，一方面帮她将机票延期两周。
临行前数日，叶霜收到Ｏ教授的一封信。一拆开，一张两澳元的纸币飞了出来，惹得同事们都好奇地围过来，看她“发洋财”。Ｏ教授信中说，因机票改期，她不能到悉尼来接。叶霜到达悉尼后，需要搭乘一辆Ａｎｓｅｔｔ Ｂｕｓ从国际机场转到国内机场，因而寄上车 费两澳元。同时，她告诉叶霜详细的时间和行车路线，需要时向谁求助等等，她将在布市等待叶霜。同事们笑谑：“老太太可真比你妈还想得周到！”确实，早知这洋妈妈如此考虑周到，连路上的零花钱都想到了，叶霜又何必去折腾那壹佰美元？！
签证总算下来了。万事俱备，势在必行。
四
终于到了告别亲人、告别北京的日子。
出国，并未带给叶霜多少兴奋，她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忧虑前头的新环境、新生活中的无数未知。相反，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使她精疲力竭，年幼的孩子和家中的状况更令她忧心忡忡。在机场挥泪告别的一霎那，她心里竟涌起几分“命运使然，豁出去了”的悲壮感。
登上Ｑａｎｔａｓ航班，在等待起飞的半小时里，疲惫的她已闭上眼睛有些迷迷糊糊了，直到空中小姐用温柔的澳式英语唤醒她，叫她调整好座位和姿势准备起飞。叶霜扫一眼前后，果然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几乎不见其他中国人面孔。事实上，机舱里空荡荡的，有三分之二的座位空着，她这一排中间的四个座位上仅自己一人。等“系好安全带”的信号解除后，她便一一排除座位间的障碍，伸展开身子，舒舒服服地躺下了。因为疲惫之极，她睡得很香甜，偶尔醒来一、两次，立即又沉沉入睡，直到通知早餐和即将着陆的广播声将她唤醒。
三月三日凌晨，飞机正点着陆悉尼，叶霜第一次踏上了澳大利亚这片神奇的土地，只觉得蓝天晶莹透亮，云彩洁白如雪，青山碧水，草坪翠绿。她按Ｏ教授信中的指点一一办理手续入关，先从Ｑａｎｔａｓ提取行李、再向Ａｎｓｅｔｔ交运了行李。自己则搭乘Ａｎｓｅｔｔ Ｂｕｓ转往国内机场，转搭Ａｎｓｅｔｔ航班，一路顺利。
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Ｂｒｉｓｂａｎｅ机场。走进机场大厅，个子高大、体格健壮、身着盛夏裙装的Ｏ教授已笑盈盈地等在那里。她快步走过来，亲热地一把拥抱住叶霜。她帮叶霜把行李推到她的车里装好，然后把汽车冷气空调开得的呼呼响着上了路。奇怪的是，叶霜穿着鼓鼓囊囊，毛扎扎的粗花呢外套，尚未从北京的冰雪初融的感觉中走出来，并不觉得十分热。但叶霜这身行头一定让Ｏ教授看着热！
Ｏ教授信中早已告诉过叶霜，已帮她订好了国际学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ｕｓｅ）的食宿，费用尚在奖学金承受得起的范围。汽车径直驶向国际学院，Ｏ教授帮她办好入住手续，让她到房间放下行李。叶霜从身上卸去几件厚厚的毛衣、外套，就马不停蹄地跟着教授上实验室了。
一路上，Ｏ教授逢人就宣布：“这是叶霜，我新到的中国学生！”这个风急火撩的老太太！
第二天，Ｏ教授花费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带叶霜到大学注册，到银行开户，到城里税务局办理奖学金免税手续等等。自然这一切都是她为叶霜想到，为叶霜代言，叶霜只是机械地跟着去签字而已。
得益于这位像母亲一样心细的导师，叶霜从中国到澳洲的衔接和过渡一环套一环，环环入扣，似乎显得异常简便快捷。
五
然而，叶霜自己生活上的过渡和习惯却谈何容易。每天回到宿舍，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家里的牵挂，特别是对幼小儿子的思念担忧，总让她夜不成寐，流淌的泪水常常湿透枕头。有时她索性大哭一场，哭累了才渐渐睡去。然而，第二天一早，擦净泪痕，又得面带笑容走进实验室。科学家不相信眼泪，在人前哭鼻子也不是她叶霜的性格。
住在国际学院，使她有机会迅速地结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还记得那两个和叶霜年龄相仿，分别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珍妮（Ｊａｎｅ），她们向叶霜坦率地谈论自己的家人、朋友、婚恋和离异，给叶霜一些耳目一新的观念。
然而，国际学院的饮食对叶霜的“中国胃”的迅速改造却近乎残酷。早餐的煎蛋和烤肉片，外加牛奶、果汁和面包，对于她吃惯了稀饭咸菜大饼油条豆浆的胃来说，虽然有些营养过剩，却也凑合过去。
午餐的那一盘，有时候面包三维治，或者一团夹生饭，水煮菜，外加色拉，生蔬菜、水果等。第一次，叶霜满心欢喜取了一盘五光十色的各色水果和蔬菜，有香蕉、苹果、葡萄、生菜、芹菜等等，吃得津津有味。晚上，她兴致勃勃地写信告诉家人。母亲却回信忧心忡忡地说，“牛奶面包尚可对付着吃，蔬菜水果怎么可以当饭？真担心你怎么受得了。目前国内供应丰富，可是我们的远水怎能解你的饥渴？！”后来这件事在中国学生中传为笑谈，调皮的小沈常常调侃她：“你妈没给你寄全国粮票？”
最最吃不惯的是每晚的正餐。走进饭厅时饥肠辘辘，烤肉那四溢的香气似乎令人垂涎。可是面对这么一盘时，通常是一块烤制大牛排，或羊排、猪排，外加一些水煮土豆和蔬菜，叶霜用餐刀将肉排切开，那血水淋淋的样子，和扑鼻的腥气立即让叶霜倒了胃口。每次只好勉强从肉排的边缘切下几条无血的塞进嘴里，味同嚼腊地勉强咽下，再嚼几口有色无味的蔬菜、土豆，就觉得饱了，再无食欲。但两小时后，胃里又空空荡荡。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连饼乾也不知到何处去买，有时漫漫长夜还真觉得饥饿难挨。
几星期后，叶霜认识了几个住在校园附近的中国同学。周五晚上，他们热情地邀请她去玩。她上餐厅取了自己的那份饭，兴冲冲地上同学那儿去“共进晚餐”。结果，除了饱餐一顿他们的红烧鸡翅加白米饭，她还把“吃不了的兜着走”，供第二天享用。同学们听说叶霜住国际学院每周一百多元的花费，又见她那副营养不良，饥不择食的模样，都问她为何不搬出来？在住了十多周后，叶霜终于不堪忍受，经朋友的帮助在校园附近找到一间房，搬出来独立炉灶。朋友打趣说：“你住这十周可消耗了一辆车！”可不，那些年，中国留学生谁不是从开一、两千元的旧车起家？
六
在实验室，叶霜更深深地体会到Ｏ教授慈母般的关怀备至和婆婆般的管头管脚。抵达澳洲时，叶霜产后刚逾三个月。一位朋友说，他太太产后半年还走路摇摇晃晃，惊诧叶霜怎么独自跑到这里来了！因为叶霜出国前数月一直在北京的冰雪地里跑，到澳洲后猛然转暖，她骨子里仍感虚寒。况且虽然室外热浪扑面，室内的空调却是凉风飕飕，她一时不适应这种室内外的强烈反差，不得不整日穿着长衣长裤。Ｏ教授看她这幅装束，想起她从机场出来时鼓鼓囊囊的样子，猜测她没带夏装，几次提出要带她去名贵的商店Ｄａｖｉｄ Ｊｏｎｅｓ买裙服。叶霜虽然有奖学金维持生活，毕竟初来乍到囊中羞涩，怎敢随便 跟她去闯Ｄａｖｉｄ Ｊｏｎｅｓ呢？
出国前，叶霜在北京配置了一副在当时当地价格不菲的近视镜。以往在国内，除了上课听讲座外，她平时不戴眼镜。然而，到澳洲后，叶霜习惯在与导师和同事交谈时戴上眼镜，以便观察对方的口形、眼神和脸部表情，有利于倾听和理解。平时看书做实验时，她会随手将眼镜摘下放在桌子上。所以，每次见Ｏ教授一进门，叶霜就开始在层层叠叠的书本文献之下，或琳琅满目的瓶瓶杯杯之间找寻摸索自己的眼镜。见她那样，Ｏ教授断定：“你的眼镜一定戴着不舒服，所以才常常摘下来。”因而，老太太几次三番要带叶霜去她自己的验光师那儿重新配一副舒适漂亮的新眼镜。叶霜心里不由得犯嘀咕，这不是从服饰上入手，腐蚀自己，让自己“全盘西化”吗？
事实上，在这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她的“争夺战”中，叶霜那远在万里之遥的老母亲一刻也没有放松。每每写信去向家人介绍这里的情况，叶霜总是由衷地赞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和优越的全民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系统和税收制度等等。有时，叶霜不由地感叹：“这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几无城乡区别，贫富差别很小。”母亲则每次来信必谈国家大事、新事和好事，赞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里的变化。有一次，叶霜在信中用尽量轻描淡写的口气介绍了Ｏ教授家的情况，包括房子花园泳池和汽车等等，引起老妈回信中的有力反击：“资本主义的富足我们不羡慕。希望你不要忘本，早日学成回来为国家服务。”每每这个时候，她那非党非官，原本亲情浓浓的老母亲俨然摆出一幅“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口吻，常常令她哭笑不得。
七
实话说，从第一天开始，Ｏ教授的实验室就令叶霜有些失望。
Ｏ教授是英国人，接受的是大英帝国的系统教育，对实验室的管理方式既传统守旧而又高傲自负。她的实验室主要使用经典的生物学的整体动物和离体器官的方法技术，比起叶霜原先所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室，实在不能算先进。叶霜计划要来国外学习的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等现代技术手段，她的实验室并不具备，似乎也无意发展。当然，好处是，由于实验室的方法技术对她轻车熟路，叶霜得以很快进入自己的研究课题。
与叶霜在北京时的导师王教授的作风迥然不同，老太太对实验室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叶霜做实验一板一眼都得按她的招式，连每天实验用几只豚鼠都得向她报告。叶霜心里嘀咕：这是留的哪门子学呀，读博士还是上幼儿园？有一次做豚鼠肺灌流，手术时不顺利，半途死了一只豚鼠，Ｏ教授又正好不在系里。为了不影响实验进程，叶霜擅自多领了一只动物，以便继续进行。Ｏ教授后来得知叶霜对豚鼠的“先斩后奏”，大为不满。
有一次，Ｏ教授自己动手亲力亲为，要对实验装置作一些改进，令叶霜和实验员谢莉（Ｓｈｅｌｌｅｙ）在旁观战助阵。在北京时，只要王老师一有旨意，弟子们就尽心尽力给办了，哪有让先生自己动手之理？谢莉规规矩矩，悠闲自在地在一旁观战，叶霜却陋习难改，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的凑上了前，见Ｏ教授手伸过去取什么，就连忙拿了递上去。不料，Ｏ教授一挥手，“啪”的一巴掌打在叶霜手上：“只看不动！”（Ｓｔｏｐ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ａｔ！Ｊｕｓｔ ｗａｔｃｈ！）叶霜一脸尴尬地缩回手，旁边的谢莉正向叶霜扮着鬼脸，窃笑不止。
知Ｏ教授者，谢莉也。谢莉已在这个实验室待了几年。那一年的全澳药理学年会，Ｏ教授带领实验室一干人马去赴会，每个人要将自己的工作做成墙报贴（Ｐｏｓｔｅｒ）的形式在大会张贴发表。早已听说Ｏ教授不但要过目每篇稿件内容，连墙报纸板的颜色，质地，字体大小，排布形式等等都要亲自一一定格。然而，在准备初样时，作为学生，叶霜还是左试右比，总想弄得像模像样一些，让导师满意。可看看谢莉，她三下五除二，早早地草草做好摆在那里，还走过来劝叶霜：“别再试啦！不管你选用哪一种方式，你总是错的，等老太太来定乾坤吧！”
果然如此。这个论断后来屡试不爽，谢莉这个鬼精灵！
八
Ｏ教授在实验室是典型的家长制一言堂。她的做法还以“怪”闻名于系内外。叶霜到实验室时，Ｏ教授已获得终身教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ｉｒ）和荣誉科学博士（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 称誉，到达事业的巅峰。而老太太却一反其他教授在发表科研论文时均以老 板身份署名最后的不成文规矩，仍然嗜好亲自写文章，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不管是对实验室里高年资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是实验助手，她要过目每人的实验数据，然后综合大家的结果，亲自执笔写文章。这一来可苦了叶霜等研究生和博士后，没有第一作者文章，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科研能力？这将对自己最终的学位评审，特别是毕业后的谋职就业影响极大（由于这几年在现代实验技术和第一作者文章方面的不足，叶霜确实花费了几年的博士后时间去弥补，自嘲为 “重做一个ＰｈＤ”，此为后话）。
这一来，叶霜或其他学生、实验助手在科研论文上的署名就经常无选择地推到了后面，甚至最后——错位到人们印象中的老板位置。有一次，那位年资最轻的实验员美滋滋地给叶霜看一封发自中国的信：“有人称我教授呢！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叶霜一掠信即明白，这是一位中国学子正在联系教授和实验室留学做学位，误将这位署名最后的小妹妹当成实验室的当家教授了。后来叶霜也收到过类似的信件，令人哭笑不得，又不敢耽误人家，还得回信解释，真尴尬。
第三年，当叶霜的实验接近尾声时，该开始撰写毕业论文了。不想Ｏ教授对她约法三章：第一，不要用实验室的计算机打论文；第二，第一稿用手写好并誊清后交她修改；第三，反复修改定稿后，付费请专人打印和作图。叶霜一听就急了，在这个时代，计算机早已进入千家万户每个角落，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导师竞让自己一个博士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写论文，这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况且奖学金是有期限的。叶霜据理力争，然而Ｏ教授一言九鼎，勿容争辩。
几个月后，当叶霜把厚厚的一叠手写初稿（叶霜也因此而有了手稿！可惜后来辗转南北，没有留下来作纪念，亦无战略眼光，留待万一日后一举成名而价值连城）交给Ｏ教授，她却因旅欧开会讲学，手稿晾在她的办公桌上两、三个月无人问津。Ｏ教授说，按常规她会带着在飞机上、旅馆里看，可是那样厚厚的一叠稿子将占据她的半只箱子，实在不堪重负。
叶霜百无聊赖而又心急如焚地等了一个来月，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抗旨”。乘着老太太不在，“天高皇帝远”的好时机，叶霜将论文稿输入计算机，请教系里的其他教授，自行修改。她白天在系里的计算机房工作，晚上用家里的旧计算机，日夜兼程，不但打印出文字，还学会和比较了几个绘图程序，将所有的图表作得精致而漂亮，令系里其他研究生啧啧称赞。叶霜又请系里一位友善的讲师帮她将论文的精髓部分《讨论》一章看了一遍，根据意见作了最大限度的修改。
等Ｏ教授从海外回来，离叶霜计划的递交论文的期限（Ｄｅａｄｌｉｎｅ）只剩一个月了。当叶霜将打印整齐的论文全稿交给Ｏ教授时，她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捏了一把汗。Ｏ教授有些惊讶地望了叶霜一眼，似乎明白了学生铁定要在限期内完成论文的用意和决心。出乎意外的是，这一回，Ｏ教授非但没有责备她，还背地里向系里的同事们夸了她一番。好在几年来叶霜所有的实验结果都阶段性地与导师讨论过，这一次，时间只容许Ｏ教授看一遍她的论文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然而，Ｏ教授对论文＜讨论＞部分的一些论点持有疑问，而又表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查证。她说，只好等待评审专家们将论文打回来时再作大修改甚或重写吧。叶霜心里既不服气又很担心，却也无可奈何。
叶霜终于在限期最后一天的下午四点（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ｎｕｔｅ）递交了论文，那是她苦熬三 年半的心血结晶。
九
论文寄给了海内外的三位专家。在等待结果的长长的七个月中，Ｏ教授对论文的疑问使叶霜异常忐忑不安。所幸，有一次叶霜将论文交给系主任过目时，透露了导师的看法，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而系主任阅后认为，论文的论点基本合理，表述的也清楚，给了叶霜一颗定心丸。等到论文顺利审回，评审结果只要求作者在文字上作一些小改动，叶霜才深深地舒出一口气，Ｏ教授更是大喜过望。
苦熬三年半，虽然未能媳妇熬成婆，叶霜也终于熬到了毕业。毕业典礼戴冠加冕的那一天，抱着伴随自己论文成长的四岁的儿子捷生（在儿子两岁时，合家团聚），她百感交集。
Ｏ教授也很荣耀地穿上荣誉科学博士袍，兴冲冲地参加了叶霜的毕业庆典。导师还送给她一个精美的大学校徽纪念品作为毕业留念。又陪同等待她几个小时，直到午夜十二点才拍好那张戴冠的照片。
第二天，Ｏ教授在城里一家很排场的餐馆宴请了叶霜全家以示祝贺，然后又带他们上自己家玩。看老太太随意地穿着Ｔ衫短裤，一手牵着小捷生，一手拎着一篮子玩具，走向她的花园泳池，活生生一个慈祥的老外婆形像。
十
毕业后，基于叶霜的兴趣和对自己的长远设计，她决定进入完全没有知识和经验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为了寻找机会，她多方打电话和登门自荐。当叶霜应约前去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面试第一份工作时，那位曾经在大学任教授的老板当即拍板，欣然接受了叶霜。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的录用理由居然是：“你要是能在Ｏ教授手下生存，你能在任何环境条件下生存！”（“Ｉｆ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Ｏ，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这就是叶霜和Ｏ教授的缘分。幸运乎？！不幸乎？！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