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生无缘拜见德高望重、声名远扬的前辈作家和翻译大师杨绛。在此我谓之“走近”，实在是套用杨绛自己的话：“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最近频频出入她家庭院，纵观了杨绛老人的人生之旅、心灵之路。
不久前，我在朋友的书架上觅的一本《我们仨》，打开后便不能释手，读完后又流连再三。此前，我读过她的《干校六记》和《洗澡》。最近，我又从网络搜索到《杨绛文集》，包括许多早年的散文。我把能找到的有关文字读了个遍，心目中就有了一个栩栩如生、可亲可敬的杨绛老人，包括她的青年、壮年和迟暮之年，她身边的亲友，她眼中的世界。
自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老人先后痛失唯一的女儿钱瑗和六十三年的人生伴侣钱钟书。五年之后的２００２年，她以九十二岁之高龄完成了《我们仨》。这本书用淡雅而深情的文字记叙了这个家庭始于夫妇共赴英伦留学的１９３５年，止于女儿丈夫均去世的１９９８年的长达六十三年的人生长旅，其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首先，作者用很大的篇幅、亦真亦幻的手法，为我们叙述了一个“万里长梦”——他们三人共同的生命旅程中相依相恋相助的最后几年。自１９９４年起，先是丈夫生病住院，年已八十三岁的杨绛每天上医院探视陪伴，送汤送饭。继而女儿因晚期肺癌转移骨髓而入院，老人踽踽独行于两所医院之间，还通过电话甚至梦魇的方式，为“我们仨”维系传递着彼此的思念和牵挂。她一度头晕脚软体力耗尽，虚弱得只能扶墙摸壁行走。最后，亲人们还是一一离她而去。原本人生只是“百年过客”，人世间的所有居所、旅馆、医院等等都不过是驿道上的一个个客栈。就这样，在驿道上，“我们仨失散了”，“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这样一位纤细柔弱的老人承受着生命中的至沉至重。痛定之后，老人表现出参透人生，洞悉生死的达观和智慧。在失去亲人之后的几年里，八十七岁的老人先是拿起译笔，翻译了一部难度非常的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用她自己的话就是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随后，她又竭尽全力整理出版了钱钟书毕生的全部手稿和读书笔记。进而，她还在２００１年落实了一个全家的心愿——将夫妇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然后，她开始写作《我们仨》。“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读到这里，谁人不肝肠寸断，潸然泪下？！
钱钟书和杨绛两位老人的一生，堪称功成名就。然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中，他们却历经坎坷艰辛和磨难，期间外有战火硝烟、政治风暴，内有疾病灾祸、生离死别。当年他们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在抗战期间上海沦陷时却几近失业，忧柴忧米，贫病交织。她自己沦为灶下婢，还几度为女儿的病痛，为丈夫的疾患牵肠挂肚、奔波劳累。
在共产党执政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们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们都以独特的眼光、智慧和胸怀携手走过来了。在几乎与《围城》齐名的小说《洗澡》中，她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反映了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人人过关的“脱裤子，割尾巴”运动。
对始于“大鸣大放”的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由于他们意识到“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因而采取了“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吃饭不开口说话”的策略，即“不鸣也不放”，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疯狂扭曲的十年文革中，钟杨夫妇挨批斗，女婿死于非命，两个年届六旬的老人又各自被发配到干校劳动达两年多。《干校六记》用白描的手法平心静气地记录了那段非常岁月，“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几个小标题更是匠心独具的点睛之笔。
在老人的笔下，从不刻意渲染人生的艰难困苦坎坷磨难，也无恣意宣泄自己情感的大起大落，一切都在淡淡的文字里得到了深刻的表达。掩卷回味沉思，更有许多尽在不言之中。正如她自己所说，虽然“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钱杨夫妇确实表现了非同寻常的大智慧。作为声名远扬的大作家，他们恰恰最轻薄名利。“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钱钟书如是说。因此，对于生日会纪念会甚或学术讨论会，他们一律或婉拒或坚辞。用钱先生的话就是：“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对于钱财，钱先生有一句诙谐的名言：“我姓了一辈子钱，还在乎钱么？”在他们看来，“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也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看重和珍惜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朋友。
作为学者，他们善于读书，更懂得读解人心人性。“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待人不妨象读书般读”，而不是象使用绳子，“总是从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所以，上至达贵官人中央首长，下至司机保姆，他们都能处之以真挚从容与宽容。在以老校友身份出现的中央首长胡乔木面前，他们不卑不亢不即不离，却也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处境。在《顺姐的自由恋爱》以及好几篇文章中，则表现了她和自家保姆之间不分高低贫富贵贱的一种终身的情谊。
身为名人，他们生前死后不为自己或家人写“传记”。《我们仨》仅仅记录下了这个家庭漫长岁月中平常而温馨的琐事，字字句句蘸满渗透纸背的真情。
读“我们仨”，只有透心彻肺的温馨和感动。她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作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读老人的文字，我懂得了什么叫“相濡以沫”。“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尽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这样的描述，书中随处可见。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钱钟书语）。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试问，有亲情如此，夫覆何求？人世间，还有何等幸运能与之相比？
身为名人大家的他们，却有一颗最朴素最平常的感恩之心，对生活对朋友，特别是那些给予过自己些微帮助的人，充满了感激之情。从干校返回之后，他们有过一段不安定的特殊日子，其原因是，“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注意，她在此简单地一笔带过）。在居无定所，钱先生又屡发哮喘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他们日子的艰辛。然而，她无数次用温馨的笔调写道：“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屋里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苦难之中见真情。有人只抱怨苦难重重命运不公，亦有人更着眼于其中的真情和友善。对于他们，一切人世的艰难，导致了“珍惜”。他们懂得生活，懂得珍惜，珍惜亲情友情，珍惜人生的每一步、生活的每一天。
行笔至此，好友从北京给我带回一本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九十六岁的老人还在人生之旅上踽踽独行，从容而执着。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