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返回澳大利亚，脑子还没能从“今夕何年”的恍惚中回过神来，就看到了简杨的新作《驴年》。一口气读完，不觉哑然失笑。
驴年，是十二生肖周期之外的子虚乌有的年份，驴年发生的事也就是那些你“爱信不信”的邪乎事。开卷之首，作者就借直接导演这场驴年闹剧的出租车司机张小路之口对文题作了如上的阐明注释，颇有《红楼梦》卷首的“假语村（贾雨村）言”之妙。于是就引出了这个发生在一位从加拿大回北京的同胞身上的匪夷所思的故事。
《驴年》是从一个男人的视角来见闻、经历这个飞速变迁的世界。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简杨近年的多篇力作，包括获奖小说《倒叙哀情》和《一条汾河门前过》，都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叙述故事。她对异性人物心理的解剖之细发掘之深，笔触之老练成熟，语言之诙谐幽默，足见其功底，比起她的其它描写女人的篇章（如《回首夕阳红尽处》，《夏天在维多利亚》等）毫不逊色。
此番回国，我虽然没有书中主人翁李佑生的那种传奇经历，作者描述出、主人公感受到的那些天地之间的景象、街头巷尾的见闻，有的似曾相识，有的还历历在目。天空中“找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炙人的太阳；“疯狂”的路况和“困兽”似的车辆；老弱病残的街头卖艺者；倒卖发票的妇女，以及许许多多人们见怪不怪了的“邪乎事”。我不得不感叹作者对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入神的描绘。
李佑生是一个事业上生活中有些失意的男人。怀着由于失业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生活不和谐的烦恼，他回国探亲访友，同时试图在北京寻求自己可能的发展空间。他与自诩为“作家”的出租车司机、自称为大学生的女孩萍水相逢，与大学同学兼初恋情人以及许多同学老友相聚。又被人“用美人计”引入陷阱，险遭讹诈，于是发生了一幕幕令人兴奋、使人尴尬、叫人惊叹、最终有惊无险的“邪乎事”。随着故事的发展，他的失意苦恼、他的困惑尴尬、他的愚蠢可笑、他的诚实善良都跃然纸上。
从李佑生的视角中，我们认识了三个有不同性格特征的女人：他的妻子王蔚然，大学同学加初恋情人薛琴，自称为大二学生并充当了一场并不高明的骗局中的诱饵的徐瑶。
李佑生的婚姻原本普普通通。和许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社会背景之下的同龄人一样，这样的婚姻可能谈不上多少爱情，有的也许只是多年共同生活中建立的，习惯成自然的亲情。“他们结婚多年，除了没有孩子外，生活几乎是美满的。”然而，平静生活的塌陷始于他的失业。失业对一个男人（尤其是中国男人）的打击恐怕是摧毁性的。与其说他失业后妻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毋宁说事业上的失意使他自己变得自卑脆弱敏感。在这样一个无法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缺乏自信的男人眼里，对方的一个普通的眼神都是对他的讽刺嘲笑，一句平常的话语都使他感到受伤。事实上，李佑生在梦境中虚拟出的妻子的尖刻口吻就和梦醒后妻子在电话中的真实言谈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他在压抑心态和落寞情绪之下将家庭矛盾的放大与升级。作者着力刻划了李佑生对妻子从心理的隔膜到生理的反感，为他后来对初恋情人的先是期待随后失望，和对陌生女子的好感和热情作了铺垫。
李佑生的初恋情人薛琴是一个性格上很有时代特色的女子。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朔造了一个乍一看有些可笑，细读却很有几分可爱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她善良热情开朗，拿得起放得下，在这个扑朔迷离快速变迁的时代，能较快的从一段段逝去的感情中跳出来，保护自己少受伤害，亦化解对他人的怨恨，欣然地向前走，去寻找新的生活。她的表现也许根本不符合中国传统女人的规范，也完全出乎李佑生的预料想象之外。然而，面对发生在薛琴身上一系列令人眩目的变化，李佑生由衷地感叹：“你这样活着真好。我希望我能象你一样。”这又何尝不是我们众多读者的感叹？
徐瑶是《驴年》故事中的主线人物之一。这个貌似单纯的女孩实际上复杂而耐人寻味。在李佑生这样一个青春已逝生活失意的男人眼里，她最初几乎是天仙般美丽可人。她的美丽清纯的外表因而成了引诱李佑生入圈套的诱饵。从故事的结局显而易见，她与李佑生在地铁中的一再“不期而遇”实际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刻意安排和表演。而在旅馆房间的那一幕又表明她似乎还很“嫩”，良知尚未泯灭，在陷害别人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前心存不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和张小路声称，采用如此低劣的手法只是为了选择一个“好人”来“借”一笔钱。即使在李佑生被欺骗陷害之后，她在李的眼里也并没有变成魔鬼，仍然显得有几分“无辜”，这也正表达了作者自己交织着的“恨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复杂情绪。这种作法真如她自己所说，是为了给弟弟筹钱上大学吗？在故事的结尾，作者给读者留下一个“信不信”的悬念。那么，他们有罪还是无辜？值得憎恨还是同情？《驴年》留给我们更多掩卷之后的沉思。
谈到对许多当今中国社会现象“信不信”的问题，我不妨借题多说几句。几年前，我携两个十来岁的儿女回国。每每看到路旁的老幼残疾人乞丐，孩子们总向我要了零钱去施舍。当我一时无法给他们时，他们定会在回程时早早准备好零钱去寻找那个乞丐。然而，有一次，我们见到一位穿着整洁的十八、九岁少女跪在街旁，身前一张纸上写明自己是大学生，因无钱交学费而求乞。同行的在国内工作的侄女鄙夷地说：“不要相信她，这是假的，她只是为了钱。”我却宁肯相信这是真的。国内交不起学费的工农子弟有多少？尽管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显得有些极端。我问孩子们：“象你们这样衣食无忧，父母理所当然地供你们上学的孩子，肯让自己丢了作人的尊严，仅仅为了几个钱而跪在地上求乞吗？”我也相信，这个社会的确有人为生计所迫而走上了犯罪道路。面对这类社会现象，我们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超然于这个社会之外，又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的海外游子，即无法熟视无睹，又根本无能为力。
面对国内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李佑生在“留”和“归”问题上的彷惶犹豫患得患失举步不前。这种感受在很多游子生活中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因而在我们心中引起同感共鸣。我们中的许多人，得志也罢，失意也罢，不管是否认真地考虑过“海归”，在潜意识里却都这样那样的比较。当初或许出于政治社会的原因，或者由于工作家庭孩子的缘故，我们选择了不归。然而，每当事业上生活中受到挫折时，每次回国见到事业有成的同学同事老友，心灵常常会受到冲击，感到失落。我曾经由衷地向国内同学感慨：“你们才是干事业，我只是在养家糊口过日子。”然而，另一方面，当你认真地考虑“海归”，试图将自己置身于这个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的社会环境中，去安家立业，去工作生活，你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真能适应，转而庆幸自己“好在并不一定需要回来”，好在还有“退路”（李佑生语）。
总之，简杨尝试将文学之笔触伸向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深入探索的社会问题，《驴年》展现了一代海外游子创业之艰辛，生活之无奈和归国之尴尬。笔者写到这里，正值移民加拿大的美加双料博士蒋国兵自杀身亡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注意和讨论，这个极端的例子正是《驴年》一个血写的注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海外的写手去大声疾呼呐喊，深入探索发掘的课题，虽然文学之“杯水车薪”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
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对于男主人公事业上的失意和求职中的挫折而造成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压抑发掘不够，而将其主要矛盾简单归诸于婚姻问题。此外，人们对于高学历、高职位的知识女性（所谓“女强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总有一种概念化的偏见，作者对王蔚然着墨不多的刻划和渲染，似乎没有脱离这种概念。
小说的结尾，在现实生活中进退维谷、归留两难的李佑生希望能永远待在高架桥上，远离大地红尘中的千桩烦恼、万般无奈。其实，在当今世界上，想逃遁红尘的又岂止一个李佑生？《驴年》写出了我们这一群的困惑与无奈。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