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即将离家远行上大学的儿子，叶霜从书桌上端起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叶霜抱着四岁的儿子，身后是一群身着和她同样的博士衣冠，踌躇满志、谈笑风生的各种肤色的男女学子。谁能看出，她脸上显现的是喜悦，是欣慰，是解脱，还是欠疚？谁会想像，照片的背后，蕴藏着儿子出生成长的初始岁月、她出国之初那些年的多少风风雨雨、牵牵绊绊？谁又知道，这一袭衣冠、一纸文凭记载着一个母亲付出的多少昂贵代价？
她并非出身于书香之家，青少年时代又因文革、下乡而耽误了光阴年华，她一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志向不大的平庸之辈。大学毕业之后的继续求学和出国深造，多半为命运和潮流所趋。因为对毕业分配不甚满意，才报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留所后，又由于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都乘出国大潮而去，在当时的环境氛围下，自己若止步不前，反成“另类”，才不得不趋赶潮流。真可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归诸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她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后，申请国外大学和奖学金一事进展出奇顺利。当她收到奖学金和入学通知书时，离孩子出生只有几个月。感受到孩子在腹中的蠕动，考虑到孩子即将降生，她曾打算放弃这一机会。无奈国内外双方导师鼎力相助并相劝，又帮她将奖学金延期到新的学年，即孩子出生后。即便这样，她也无法想像自己如何能够将襁褓中的孩子留在身后，独自去流浪漂泊。然而，所有的家人、老师、同事、朋友都劝告她“机不可失”。有同事甚至开玩笑：“等你学成归来，儿子就能为你打酱油了！岂不两全其美？”戏谑之言，焉能冲淡她即将面临的母子骨肉分离的愁绪？
那年元旦正是孩子满月的日子，一张由奖学金资助、对方导师订购好的机票送到了叶霜手里，启程日期定在４５天之后。对于这样的仓促安排，她全然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她连出国申请报告都还没有递交给单位。无可奈何，她只得咬咬牙将刚刚满月的婴儿交给从南方匆匆赶来的公公婆婆照看，自己开始奔波护照、签证等家中老少安排一等事宜。
虽然她深知母乳哺养对孩子后天的生长发育和免疫抗病能力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自己身心负重，月子里她已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乳汁，更甭说满月后了。那段日子，每天在奔波一日，精疲力竭后回家抱抱孩子，就是她所能提供的唯一一点母爱了。
为了推延启程日期，她想方设法，花了几乎一周的时间与未来导师、航空公司往来电讯交涉，却只争取到将离京日期推迟两周。面对着这张催命符似的机票，看着甜甜地睡在她怀里的不足三个月的孩子，她心乱如麻。母亲这样劝慰她：“既然早晚要走，不如早走。现在趁孩子小不懂事，难过的只是你自己。等到孩子长大些，知道亲近、哭找妈妈，母子难分难舍，你岂不更难？”然而，她心里明白，母子连心，虽然年幼的孩子不会用语言表达，却不等于不恋妈妈。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呢？孩子满三个月之时，她不得不忍痛挥泪登上飞机，离家去国。
初到异国，系里的同事听说她将三个月的婴儿留在北京，独自来澳留学，都惊讶地睁大眼睛，深表不解和同情。一位好心的老师抱来她的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让她共享抱孩子、亲孩子的滋味。那些日子，每晚躺在床上，总是因为对孩子的思念与牵挂而泪流不止，夜不成寐，或恶梦连连，睡不踏实。
记得有人说过，孑然一身的海外游子，读到家信之时就是他们的盛大节日。那段日子，她每周写一、两封家信，问讯丈夫、孩子的状况，将她所能为儿子想到的点点滴滴关照和叮嘱家人。她也每天望眼欲穿地盼家信，盼望看到孩子的照片。每次听到孩子成长的消息，看到他一日不同一日的照片，总是又欣慰，又心酸。有时从信中得知孩子生病的消息，更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宁。
儿子一周岁生日前夕，她计算好日期提前给家中寄去生日卡片和礼物，自己却未能在生日那天如愿收到家信和孩子的照片。当一次次从系里查阅信箱后失望而归，她一整天神思恍惚，坐立不安，晚上回家后也吃不下、睡不着，终于禁不住在夜深人静之时放声痛哭一场。第二天她感到头晕目旋、病卧不起。想想本该在家共庆孩子的成长，共享母子之乐的喜庆日子里，她却因母子分离而冷冷清清、病卧他乡，不由得更加悲从中来。
那一年，凡知道有人回国，或国内来人开会，她就会千方百计托人为儿子捎回一个有澳洲特色的绒毛袋鼠或树熊等玩具。她也常常在信中夹寄一、两只写上祝词的彩色气球。由于爷爷奶奶对他说话时常常将“妈妈”的概念和气球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后来孩子对“妈妈”二字的反应就是手指气球。每每读到家信中的这类“趣事”，总令她笑中带泪。
在思念和牵挂中熬过了一年多，孩子一岁半时她得以回国探亲。她极尽想像力，估摸出孩子可能的大小胖瘦、音容笑貌、活动能力和日常需要，早早买好了一大箱婴幼儿食品、用品和玩具，竭尽所能想要作一点母爱的补偿。自万里之遥登上飞机之时，她就开始激动和盼望，一步一步终于来到家门口。然而，当她眼巴巴地冲过去要抱孩子时，他却躲在奶奶怀里，连看都不肯看她一眼。此时此刻，她的心都碎了，泪水脱眶而出。
她的一个月的假期在和孩子的寸步不离中飞驰而过。等到母子间渐渐熟知情亲，却又到了她离家的日子。那天晚上，她在孩子熟睡时恋恋不舍地亲亲他的小脸，不得不挥泪悄然离去。返澳后，读到家信中所描绘的，孩子醒后哭着四处找妈妈的情景，又让她夜夜落泪。
近两年过去，早已获得同一大学奖学金的丈夫终于得到单位的恩准，赴澳留学。看看同期出国的朋友都已将配偶子女陆续办来，她下决心让丈夫将刚满两岁的儿子带来团聚。尽管知道前面有无法预料、不可计数的困难，可是，想到就要日日夜夜母子相聚相伴，感到一切艰难都不在话下。要知道，两年来她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和孩子在校园里的红花绿叶间追逐玩耍，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观蓝天白云、赏星星月亮。
她在莫名的兴奋和期待中准备孩子的到来。首先她已从有限的奖学金里积攒出了一笔托儿费。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名额所限，那时候要进大学所属的托儿所、幼儿园真比上大学本身还难，为此她提前半年在托儿所登记排队，并费尽心机和唇舌，才得以在他们父子到达的前一周为儿子争取到一个入托位置。
新年伊始，她在机场迎向半年未见又长高不少的儿子时，发现他又变得对她有些生份。特别是到了晚上，孩子更是哭闹着四处找寻爷爷奶奶，折腾得几乎一宿未眠。毕竟母子连心，所幸第二天孩子就和她慢慢亲近起来。
她请了两周假，来帮助孩子适应环境，特别是上托儿所。想想在中国由爷爷奶奶一手抚养娇纵的孩子，现在一下子要全日上幼儿园，适应金发碧眼、言语不通的外国阿姨，何其苦何其难也。还好，在得到托儿所所长的特许后，她花费了整整两周时间，每天陪儿子去托儿所，带他在那里玩耍、吃饭、睡午觉。有她在，孩子对托儿所的玩具、秋千、沙坑等等感到很新鲜，玩得开心和安心，下午放学时都不愿离去。但是，一旦她试图躲开一会儿，他就开始哭闹寻找妈妈。两周过去，似乎进展不大，但她实在花费不起时间继续“陪读”，只好下决心将儿子单独留下。
那天一早，她如约将孩子一早送去托儿所。乘他不注意的一刹那，阿姨示意她离开。她匆匆赶往实验室，毕竟最后这一年是她Ｐｈ．Ｄ．论文的关键时刻，眼看时间一天天滑过去，她心里其实一直着急而无奈。她估摸，儿子发现她不在时会哭闹一番。但愿如阿姨所说，每个孩子都有这个过程，哭一阵就会好的。
实验室离托儿所不远，走过去只需十分钟。上午茶休时间，她有些放心不下儿子，急急跑回托儿所想去看一眼。走进院子，远远可隐约听见儿子声嘶力竭的哭闹声。她心里一紧，怎么还在哭？从窗口望进去，她心疼地瞥见，儿子被关在一个小栅栏床里，发疯似地哭着，摇着栅栏，满脸赤红肿胀，涂满了眼泪鼻涕。阿姨告诉她，她走后，儿子就趴在门上不停地哭闹拍打着要出去找妈妈，阿姨哄不成抱不住，只好将他关在小床里。阿姨告诫她千万不能进去，否则会前功尽弃，给她们的工作增添更多麻烦。百般无奈，她只能悄悄看一眼，忍痛离去。
她一整天心神不安，勉强做完实验，便飞也似的奔向托儿所接孩子。哭叫了一天的儿子此时声音嘶哑、嘴唇干裂、眼皮红肿、满脸泪痕。他一头扑进妈妈怀里，双手紧紧抓住她，恐怕再失去妈妈。整个晚上，他就这样虚弱地依偎在她的怀里，不肯下来，她一手抱着他，喂给他一些饮料食物，也马马虎虎为全家准备了一点晚餐果腹。
第二天一早，儿子先是死活不肯离家，勉强把他抱到托儿所，他又紧紧地抱着妈妈不肯松手，阿姨只好强行将他夺下。这一回儿子哭得更惨烈，她只能咬紧牙关离去，不让他看见自己落泪。茶休、午餐期间，她还是忍不住，两次返回去从窗口偷窥，见儿子仍然每时每刻都在哭闹。她无助地在屋外徘徊，最后也只能悄悄洒泪，偷偷离开。
下午她去接儿子回家时，见他疲倦地干哭着，再没有泪水，无力的小手抓住她，虚弱地叫着：“妈妈，水，水……”阿姨告诉她，这一天孩子还是不停地哭，哭累后能睡着一会儿，醒来又哭，不吃不喝，拒绝阿姨给他的任何东西，包括水。
如此持续了好几天，阿姨无奈地对她摇头叹息：“这孩子太顽固了（ｔｏｏ ｓｔｕｂｂｏ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那些天，苦在孩子身上，疼在她自己心里。看着日渐消瘦的儿子，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无奈。她一次次问自己，这书还能够、还应该念下去吗？她是否应该终止自己的学业，免得让孩子吃这样的苦？如果不是她那婆婆般严厉的女导师使她犹豫再三，难于启口，她也许真的打了退堂鼓。
谢天谢地，两周后，阿姨高兴地告诉她，儿子不太哭了，慢慢会自己玩，或者和其他小朋友玩耍，也渐渐能明白阿姨的指令。只是阿姨给孩子们讲故事时，他还听不懂，只能东张西望、东游西逛。看孩子逐渐接受了这个环境，她才开始放心安心了。儿子的中文说话能力原本发展不错，一、两个月后，英文听说能力也突飞猛进。阿姨们喜爱地说，她们的“哭宝宝”（ｃｒｙｉｎｇ ｂａｂｙ）终于成了“小小话匣子”（ｌｉｔｔｌｅ ｃｈａｔ ｂｏｘ）。
渐渐地，叶霜的实验接近尾声，她开始撰写论文，计划在奖学金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论文。每天下午，她总是几乎在规定接孩子的最后一分钟（“ｌａｓｔ ｍｉｎｕｔｅ”）冲向托儿所，有时甚至因晚点而被罚款。托儿所的所有小朋友们中，儿子总是最后一个被接走。她最担心的是，儿子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盼望着妈妈来接。所幸，每次去接儿子时，都见他跟在阿姨后面，或提着纸篓，或搬着小凳子，叽叽喳喳、忙前忙后，兴致勃勃地帮阿姨收拾屋子。这样总算让她心安了一些。有时实验不顺利，下午不能按时完成，她只好先把儿子接到实验室，或让他在窗外的草地上玩。
儿子每天中午在幼儿园睡一大觉，晚上则成了“夜猫子”，不到十一、二点不肯入睡。家里的旧写字台有半个乒乓球桌大小，每天晚上她在桌子的一侧读文献、整理数据写论文，儿子就在另一侧爬上爬下，摆弄玩具，吃吃喝喝，写写画画。他有时缠着她说说话，抱一抱，有时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在孩子逐渐适应后的一段日子，她虽然忙碌，却也其乐融融。最快乐的时候是周末，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在校园里宽阔无垠、绿茵如毯的草地上奔跑嬉戏，到房前屋后、河畔溪旁去采摘花草，去池塘边喂鱼虾、嬉野鸭。她最喜欢紧紧抱着孩子，细细品味、尽情补偿那种母子肌肤相亲的滋味。
和所有做母亲的一样，那段日子里，她最忧心的是孩子生病。儿子体质并不强壮，来澳的第一年，由于突然的环境改变，水土不服，他几乎每月一次因感冒、扁桃腺炎而高烧４０度以上。虽然她自己不乏医学知识，孩子的病总是令她忧心如焚、方寸大乱，好几次半夜冲向医院急诊室。有时孩子生病，不能入托，她和丈夫必须上、下午轮班在家看护，而论文最后阶段的紧张繁忙又迫使她不得不用晚上的时间来加班补偿。那些年，为了把有限的假期留给孩子急需时用，她自己生病时，除非卧床不起，她从来不请假休息。
孩子在那家托儿所待了一年，三岁后转去大学的幼儿园。临走前他不但和小伙伴们难分难舍，和阿姨们，特别是其中一位年轻小伙子也早已成了好朋友，他们送给他最喜欢的小闹钟和小手表作为纪念。
转眼到了叶霜赶写论文的最后一个月。她不得不每天待在系计算机房处理数据，绘制图表，修改和打印出最后的论文稿，常常从早上九点一直忙到午夜十二点多，饿了在楼下餐厅买一个三明治、一盒牛奶。那些日子，下班后接孩子、烧饭、照看孩子的任务就只能暂时交给原本一心想在短时间内完成学位，平时不太管家事的丈夫了。可是，这样一来，原来习惯于每天晚上由妈妈照顾吃饭睡觉的孩子，就说什么也不肯自己上床睡觉，总要等到午夜十二点后，父子俩一同驱车到学校接她回家后，他才望着妈妈安心入睡。
记得一天早上，叶霜去系里前照旧先送儿子上幼儿园。当她牵着儿子进屋，欲将他交给老师，自己转身离去时，儿子紧紧握住她的手，依偎着她，恋恋不舍地说：“我要送送妈妈”。儿子坚持牵着她的手送到大门口。看他泪眼汪汪、难分难舍的样子，她放心不下，再次转身将他送回去。他却仍然不肯松手，呜呜咽咽地说：“我只想多看看妈妈。”一句话听得她泪水纵横，拥抱着儿子久久不忍离去。
这一切终于过去，当叶霜最终完成论文取得学位时，在淡淡的喜悦之外，她更加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解脱，为自己，更为儿子。这一册论文、一纸文凭，能够抵偿这些年来她作为一个母亲所付出的代价和对儿子的欠疚吗？许多年来，她无法权衡这个得失。
假如人生能够重来，她或许会有不同的选择。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7 华夏文摘 cm070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