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豆：下乡历程
发表于 2024 年 03 月 04 日 由 沉尽
1）初到農場， 連灣一隊
離別父母
那是1968年11月6號早上，我在大學後門附近的露天電影場送別了母親後，就下鄉了. 當時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很多年後回想起來那天正是父親的生日. 只記得學院的大高音嗽叭不斷地播放：全體工生員師（工人領導階級排第一位；學生，革命小將排第二；然後是職員，排最後的是教師）注意：到##地區勞動的，盡快在此集中，汽車馬上要開了,…..
我和大姐回家拿了行李，和她的同學們一起，坐上開往大沙頭客運站的汽車，沿途是紅旗紅花，紅標語，客運站鑼鼓喧天，歡送，歡送，由此揭開文革後首次大批城市學生下鄉的序幕. 汽笛拉響，客運船要開了. 看著大姐同學母女告別的淚臉, 我心里不是滋味. 沒家人來送我們倆. 我從未出過遠門，記得從住家的大學校園去廣州城, 我常常是拉著父親的手 興高採烈地嚷著，‘進城了，去廣州了” ；我也從未離開過父母，14歲的女孩子不知道要去的鄉下是如何的？我腦海中不時浮現離別母親時的情景：母親抹了淚，哽咽講了句話，我聽不清，學院的喇叭音壓一切，到處亂烘烘的.
2）開始”三同”,乾農活,挑水, 擔磚,….
客船行駛一晚，次日上午換了條小船，順河而下，看到蘆葦叢中有紅旗，據說是來歡迎的農場職工們. 應該說，目的地到了. 腳著地時已中午時分，到了連灣分場，吃過午飯，跟著大姐與被分配去的一行人到了連灣一隊，分散落戶到各農民家里. 我和大姐被分配到林姓的兄弟家. 我到林大哥家，大姐到林家小弟家， 小弟任一隊的生產隊長，大哥在場部做木工. 我和大姐分別在兩家吃飯，晚上我和大姐睡在在林大哥家過道中的一張大床. 林大哥和其生產隊長的小弟共用一個客廳即吃飯間. 林大哥隔牆還住了他們的另一個兄弟,就叫林三哥吧. 聽說，還有個林二哥在另一個生產隊，因其生了個兒子，林家唯一的孫子，其媳婦氣粗，不肖與這幾個全生女娃的兄弟住在一起. 我們每月交伙食費給他們, 林大哥少收我兩元, 說我吃得少. 與其說吃得少,更確切地說, 是吃不下. 這林大哥大概不到四十歲, 有四個女兒. 老大約11-12歲,叫‘妹仔”，老二約7-8 歲叫”細妹”, (廣東話,意思是個頭長得小), 老三4-5歲長得胖胖，樣子象男孩, 叫囡囡. 最小的只有幾個月, 叫她阿十. 後來才知道, 林家四個兒子所生的孩子,她最小,排行第十位. 飯菜，只是紅薯或咸菜, 一上桌, 四個孩子伸手搶光, 看著掛著鼻涕的小臉, 小髒手和盆中的剩菜, 我根本沒食欲. 那個老小，阿十一用歺就要拉, 女主人就喚狗來解決. ‘叭噠,叭噠” 舔孩子的屁股，狗吃屎，吃得歡。我沒嘔吐出來，就算好了.客廳後有個夾間小房,大女妹仔帶我進去過. 這個小夾間, 沒有窗戶,光線很差, 等我的眼晴適應過來,居然看見一個老婦人坐在角落瞪着我, 嚇我一大跳, 定神再看看, 有口大黑漆棺在這老婦人身後. 這是林家兄弟的母親.侍養老母，連壽材都備好. 在當地算很有孝道. 而我覺得還是怕怕地。
說實在話，這些貧下中農對我們知青還是很友善的. 這與農場知青有國家配給的最低工資保障，沒有直接搶他們的口糧有關，更何況當時全國都處於物資貧困期. 我們所在的一隊去分場部，步行十來分鐘，相比其他生產隊條件似乎好些. 我也慢慢學會在林家人用餐前，喝點米湯. 分場部的楊護士每次看到我都很憐惜，說我這麼小就下鄉，她總是開些維生素給我吃. 而大我幾歲的大姐，似乎很適應鄉下的生活，父親說她，工農情懷從來就很不錯. 對我來說，最辛苦的當然還是做農活. 那時學大寨, 每月評分拿工資，最高十分，我拼死拼活也只拿到最低的六分. 實際上, 想來我連最低公分都無法拿到的,因為我根本都不會乾活. 我從小體質就很弱, 加上國內自1958年反右運動後,都是左傾為上. 父母所在的大學，附小是模範學校,試點運動不斷. 幼兒園上小學從7歲改為6歲,到四清運動後,又從上了從六年改為五年制的試驗班. 我的同學似乎特別多,讀書幾年，有的同班同學不見了，有的同班同學的哥哥姐姐居然與我同級了. 我在小學就無形中‘跳’了兩級. 據說，每次跳級，都是給學生本人考試加上徵求家長的意見. 也不知道這是好或不好. 父親的傳統觀念很強，覺得只要孩子讀得上去，成績可以就行了. 而母親則怕我辛苦，不時去要求免我的體育課和勞動課，殊不知這兩門課日後對我身體的發育成長及社會交往尤為重要. 起碼我可以不必過早地卷入這知青下鄉的洪流. 1968年初中畢業生，（實際上，只讀了一個學期. 1966年初夏，516大字報，文革爆發就沒學上了. 我連那僅有的初一上半年學期都沒讀完就休病假在家）十六歲一律下鄉，除極個別的工農子弟，乾部子弟可以上高中讀書. 象我這樣在實驗班出來特小的68屆畢業生，凡是知識分子出身或黑幫有家庭問題的子女大都選擇響應黨的號召下鄉,表現積極之舉，因為時局動蕩，大家都完全無法預料這史無前例運動的前景. 到農村後，才發現我們這些城里孩子與當地人的區別. 雖然我竭盡全力去‘改造’，表現自己，弓腰割稻插秧，痛得腰無法直起，擔担子雙手扶著，腰彎得象‘蝦公’. 給‘三同戶’（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挑水. 村里只有一口井，一只桶，我去打水打半天都無法打到水. 水桶晃在井水面上,就是不下沉. 旁人看著等不及，乾脆幫我打了水提出井，倒在我的木桶里，讓我挑走. 而我卻是搖搖晃晃，水灑得一身濕. 一路上,小孩看到, 捂嘴笑. 回到三同戶家，也只剩下小半桶水. 我還是無力把木桶的水倒入水缸. 女主人，陳金蓮，看情景嘆了口氣，一手拿桶倒水進水缸，對我說，以後不要去挑水了. 想來，她是怕我把大木桶碰壞，把水缸磕破,得不償失. 最難勘的還是挑泥磚.秋收過後，當地進入造房做水利階段，一般把稻田的土灌濕加少許稻草放在一個大木框內，等乾燥後變成蓋房子的泥磚. –塊泥磚有九十多斤，擔子一頭至少放一塊泥磚. 而我本人的體重還遠不如一塊泥磚重. 我站在擔子中間,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直腰起肩，更談不上挑擔邁步走. 當然所有的人,農場的職工, 包括和我一起才下鄉的同伴，都知道我已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了，所以那最低的6工分充其量是對我的安慰獎. 然而,我卻由於這種超負荷的重壓勞累,造成骨質增生肥大, 病根伴余生.
3）大騷，大嫂？
連灣一隊，只有幾十戶人家，座落在一個小山溝. 稻禾空氣的清香，鄉間的僻靜及農村人的純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竟這里沒有滿街的大字報和不停息的高音嗽叭. 而某晚一個年輕女子的大聲嚷叫聲令我吃驚. 次日聽林家隊長說，這是鄰里的一個新媳婦鬧事. 這里許多農場職工的老家是廣東的羅定順宜一帶，農場有工資有保障，且環境也比那里好些. 不少男職工都回到這些老家去”拿老婆”，能省下一筆彩禮. 而這個“大騷”（羅定那邊叫大嫂的鄉音)每晚都從男家逃出,甚至破門進隊部托兒所睡覺, 生理期把孩子們的被褥弄髒，也不聽旁人規勸，讓職工家長隊領導都很傷腦筋. 在去隊部必經之路上，隔3-5天，我就看見大騷在井台上大洗衣服，肥皂泡四濺. 要知道，那時一切憑票購買，肥皂也是短缺之物，我們在三同戶家也不敢這麼用. 我想，那男家對她還是可以的. 我上前問她，”大騷”，你為什麼來這里？“大騷”扫了我這個象小屁孩的知青一眼說，他們騙我，說這里“有街行”. 我說，“街”？你認為，“街”是怎樣的？“大騷”說， 那種樓房並聯，下雨都不用打傘的“街”. 無疑，這羅定山區來的約二十歲的嫁娘，把這里農場想象的似廣州上海的大城市，可見媒婆或男家的功力. 日後”大騷”男家兄弟也鬧了幾次,打架出門. 不久場部領導把她夫婦倆調到另一生產隊，等我再見到她時,她已是孕婦待生，破圍巾包頭, 嫁娘結實地開始了她的村妇生涯.
紀念我父親離世十六周年，母親離世十周年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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