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2023年即将过去，在国际舞台上两场战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俄乌战争一直没有停歇，而在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了突袭，结果招致后者的大规模围剿，战火至今还在持续。在国内习近平对火箭军和政府的一些高官进行了大清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的事件，据外媒报道，他被严刑拷打后已经去世。
在儒家的经典《礼记·曲礼》中有此言：“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在先秦的封建时代，国君的权力基础是大夫阶层，所以他们犯罪所受的处罚与普通百姓不同。在《刑法》之外，为犯罪的特权阶层设置了另一种处罚程序——“八议”： 国君召集众臣开个讨论会，商讨对八种人的犯罪如何进行处罚，被列入其中的包括国君的亲戚和故友、大夫阶层和其子孙，朝中的贤人和能人、以及曾经为国立功和效力的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种分级统治的封建社会制度被终结，代之以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
然而，无论皇帝多么睿智与勤奋，靠个人来掌管天下的所有事物也是不可能的。在汉朝早期，分封制的特色依旧十分浓厚，结果出现了“七王之乱”。汉武帝为了消灭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诸侯而颁布了《推恩令》，从此贵族阶层逐渐解体。到了汉朝中期，具有皇族血统的刘秀已经沦落为了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到了汉朝末期，同样具有皇族血统的刘备连土地都没有了，只能以“织席贩履”来谋生。在唐朝分封制的特色依旧没有退去，由于版图巨大，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实施直接治理，所以就认命“节度使”来统揽一个地区的军政财大权。这种制度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从此而由盛转衰。
宋朝汲取了唐朝的教训，对军队采取了更直接的管控；但是在地方治理上，依旧靠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为了笼络这些文臣，宋朝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俸禄，而且也采取了“刑不上大夫”的政策，对那些触怒龙颜的文官仅仅以降级发配的方式来惩处。明朝的文官体系在表面上与宋朝基本相似，但是君臣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很多。在明朝出现了很多“奇葩皇帝”，有些坐在龙椅上的人根本就没有治国的兴趣和能力。为了掌控军队和地方官员，明朝利用宦官和特务机构来监督各级官员，结果王朝就灭亡于宦官干政和朝臣的“政治正确”。
很多人把习近平比作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其优点是洁身自好和勤政求治，其缺点是刚愎自用和待人严苛。明朝末年遇到了两大挑战：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国外的女真入侵。如果崇祯给武将足够的自主权，农民起义在早期是完全可以扑灭的。当农民起义已经发展到了如火如荼的阶段，崇祯开始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私下里让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女真议和。然而，阴错阳差导致此事在朝中广为人知，为了维护皇上的尊严而将陈新甲处斩。此外，崇祯还中了女真人的“离间计”，将镇守东北的袁崇焕凌迟处死。
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一般的理解中，这里的“水”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此言还有另一种解释：“舟”指的是君王，“水”指的是官僚体系。在改革开放的“江湖时代”，中国整个官僚体系都是受益的阶层；从一方面来看“无官不贪”，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上上下下都“同心同德”。习近平上任以后进行了铁腕反腐，一方面在根治官僚体系的痼疾，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官不聊生”和“欺上瞒下”现象的蔓延。秦刚事件是习近平执政的一个转折点，“水与舟”的关系已经决裂，“水可覆舟”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人们还是需要在未来看到希望的。如今体制内外的人士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共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无可救药，问题并不在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却不会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而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兼顾民主与集中的政治体制。在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中，“君位”是不能空缺的，否则辛亥革命后的乱象将再次重演。
（202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