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虽然它起源于早期的英国分离主义者与北美印第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如今大家想的只是火鸡和购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恩的色彩更浓厚一些，“天地君亲师”都是感恩的对象。
在绝大多数原始的文化中，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往往认为万物皆有灵。然而，在基督教出现以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的地位仅次于上帝而高于世间万物。因此，西方人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毫无禁忌，甚至把科学实验过程看作是“拷问自然”，从而迫使其吐露真相。在技术应用领域西方人更是肆无忌惮，结果造成了如今难以控制的温室效应和环境污染。相比之下，中国在古代的禁忌太多，曾经严重制约了科技的进步。例如，晚清时期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曾经顾虑重重，为了避免破坏了风水，曾经用马来代替火车头来拉列车。相比之下，日本则没有这些禁忌，因此西化的过程一帆风顺。
此外，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方人只感恩耶稣，而认为人间的“君亲师”并不值得感恩戴德。因此，在西方社会中年纪与官职的差别在人际交往方面显得相当微弱，没有中国文化中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人们形象地把西方社会比喻为一捆柴火或木棍，在家庭和工作单位之外社会上每个人与自己的关系都是相同的。例如，在西方社会中“同窗”的关系就相当薄弱，大家一毕业就各奔东西了，彼此之间也许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除了法律以外，西方社会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主要来自于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些西人在认错时会痛苦万分地说“我犯了天条”（I have sinned），这是西方社会道德观的出发点。
与西方社会的“一捆木棍”模型相反，东方社会是有结构的，可以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来形容。在社会中有君臣的秩序，在家里有长幼的秩序，在学校也有师生的秩序。与其说是对“君亲师”的感恩，其实是对这种秩序的崇拜。在东方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明显远近亲疏之分的，例如“亲近”和“沾亲带故”就是强调血缘和地缘在人际交往之中的关系。在古代通讯技术十分落后，信息的传播一般仅仅局限于亲属和家乡父老之间。因此，沾亲带故的人一般会更值得信赖，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对其名声在亲近的人群中产生直接的影响。除了法律以外，东方社会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主要来自于“面子”，也就是在熟人圈里的声誉。俗话说：“人活脸，树活皮”。因此，东方社会道德观的根源在于“伦理”，也就是与周围人之间交往的准则。
有人认为，“伦”这个字来源于树木的“年轮”，也就是从中心辐射出去的同心圆。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儒家的座右铭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在东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是先要自立，然后帮助身边亲近的人，如果还有余力再去帮助与自己关系更疏远的人。这种由近及远的行为准则在古代社会中实践起来顺理成章，然而，在现代的法治社会中则会遇到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观，然而，它与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观会发生矛盾。例如，孔子就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如果此言加以推广的话，亲近的人犯罪就可以包庇，疏远的人犯罪则严惩不贷。如果反过来进行推理，问题也很严重：有权有势的人应该首先照顾自己亲近的人，这不就是为裙带关系开脱吗？
在东方社会中政府官员的主要腐败形式在于为亲近的人谋福利，而且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不这样做的人反而被人们称为“六亲不认”。例如，韩国的历届总统似乎都中了魔咒，皆因为亲近的人谋特权而深陷腐败泥潭。此外，在东方社会中“本位主义”或“地方主义”的色彩也十分浓厚。在中国大陆实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改造冲淡了一些传统“伦理”的色彩，实行了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城市化过程也打破了传统的大家庭结构，但是文化的底蕴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中国根除腐败和推行全面的法治会遇到不小阻力，只有靠一个超越于社会之上的组织才有希望实现。换言之，如果不借助上帝或国君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的“伦理”会阻碍其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